郜冬杰 王媛媛

摘要：治骚者在司马迁的影响下为屈原贴上“忠君爱国”的标签，但作为政治伦理道德存在的“忠君爱国”在战国时并未完全形成，荆楚文化同时也存有异质性。

关键词：孤独;屈原;忠君;《离骚》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9-00-03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其心存君与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1]为以“忠君爱国”评价屈原奠定基调，“司马迁以为，屈原精神包括忠君、爱国、哀怨”[2]。自司马迁下此论断始，后世治骚者莫不在“忠君爱国”的话语体系下进行阐发。

近代以来，随着治骚观念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屈原不仅仅是政治家，更是一个精神世界极度丰富之人，关于屈原及其悲剧性结局的认识也开始日趋多样化，周建忠教授将其概括为“洁身说”“殉国说”“殉道说”“殉楚文化说”“政治悲剧说”“赐死说”等六种观点，并作出准确判断，“惟‘洁身说’‘殉道说’颇合情理：‘洁身’‘殉道’‘泄愤’，皆为屈原自沉动机的不同方面，与屈原作品的情感抒发，比较吻合”[2]。然而受前代治骚者影响，以上诸观点中仍以最不合理的“殉国说”影响最大，人们也多用“忠君爱国”来评价屈原及其自沉悲剧。古代社会常呈现出“家国同构”的状态，“忠君”与“爱国”在封建话语体系中是复义同态的，文章关注的重心便落在“忠君”这一评价上，探究这种话语体系下的评价到底忽略了什么。

1 忠君：后世评价的偏颇

在屈原生活的时代，忠君思想并未完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