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可馨

“内卷”在2020年突然流行后，成为很多人解释自身处境的一个顺手又好用的概念。

人类学家项飙在去年的访谈，让我们看到了公共讨论对学术参与的迫切需求。我对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邱泽奇的约访就带有这样的期待，邱泽奇教授在2004年因为对“内卷化”概念的兴趣，和刘世定教授一起写就了一篇溯源性的概念辨析文章，对此应该早有思考。

當我在1月6日同他访谈后，令人惊喜的是，收获超出预期。他几乎是彻底地不认同“内卷”在如今的被滥用，也不认为它足以解释当代中国社会。

作为学者，他一直在象牙塔，但并不缺乏经验感，我们谈教育、谈刷题、谈外卖骑手、谈每个人的鸡血与倦怠，他善用举例分析，更引入了不少新概念，如“无效劳动”“正反馈”“裹挟”，这些概念，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视角。

在访谈中，我们将看到，一场事关所有人的变化已经到来，过去的劳动方式和工作模式，已经不足以应对新的要求和期待。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的刷题化趋势，并不理性，反而是短视的，因为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和适应力将是今后的标配。

这是现实而残酷的一面，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苛责个体的不懂变通或难以适应，可以留下走得慢的人去承受代价。这关乎我们将怎样活着，关乎我们能否避免成为下一个猝死的打工人。

内卷不能恰切反映中国现实

南风窗：当“内卷”被普遍使用的时候，它也被注入了新的内涵，相比于学术脉络里的“内卷”，现在的讨论带给我们的新启发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