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周伟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200234）

引言

最近10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负债率不断快速提高。2014年之后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几乎以每年近4万亿元的增量猛增，至2019年12月底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已达到21.11万亿元，品种近3500多种，位居我国债市第一，占比达到19.69%，而国债占比只有17.64%，地方政府债券在规模与品种上均已超过国债。据财政部网站公告，截至2019年12月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1.3万亿元。多地负债率已经远远超出60%的警戒红线，如西南地区的一些省份。因此，防范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成为近期中央及各地方政府与广大投资者的最大挑战。我国学者从估算、测度、成因、防范等多个方面对此问题已经做了许多探讨，获得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结论。我国政府也已经采取了债务置换、限额管理、适度发债、预算规范等化解存量控制增量的多方面举措，取得了预期成效。但这些还只是局限于微观审慎管理范围。个体理性不等于集体理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需要不仅关注防控微观个体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且特别需要管控关系到国家安全保障的地方政府债务系统性风险。

已有文献研究表明，我国各区域经济之间具有较紧密的关联关系，各地方政府流动性信用风险之间就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传染效应（王周伟等，2015）。通过这些相关路径，个别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爆发，通过相关性网络传染极易引致地方政府债务的系统性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