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延安

一、引言

如何看待犯罪与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并非刑事法学所关心的问题。不过，从比较法研究的视域来看，如果结合其所存在的政治经济体制，会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对一国法律制度予以理解与分析。自21世纪以来，我国刑事法学界引入大量域外刑事法学理论，并对一些法治先行国家的法律实践进行研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老一辈刑事法学家所积累的、基于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法社会学对刑事法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几乎被遗忘了，因而极少将域外刑事法学理论置于其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去研究，这或许是受一段时间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去苏俄化”或“去意识形态化”的影响，以及基于分析实证主义思想的法教义学研究范式在刑事法学界大行其道使然。然而，即便带有深刻分析实证主义烙印的刑法学，也不可能完全剔除政治观念的影子。〔1〕主要体现在违法性理论中，参见时延安：《大陆与台湾违法论之比较研究——以违法性的本质为中心》，载《刑法论丛》2013年第1 期，第497 页。当然，将一国刑事法制置于其政治经济体制之中予以分析研究，似乎不是法教义学的“特长”，不过，我们确实需要以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一个国家或地区刑事法律制度发展变化的轨迹，从而为我国刑事法制建设提供更为准确的设计方案，尤其是在尝试移植某些所谓“先进”法律理论或制度的时候。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英国家刑事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