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浩辉 王亮亮 李 平

我是一名年轻的实习医生。肾病科，对于实习医生来说是一个较为特别的存在。你的第一次抢救、第一次送走病人，有极大的可能会在这个科室发生。而今天我想聊起的这位朋友，也是一位特别的病人。医院的血透室很大，五个区。高峰期，一排又一排的血透机前，每一张床都躺着一位病人，齐刷刷的，像阅兵一样。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我想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感到震撼、震惊。从两张床中间狭窄的过道通过，我快速略过每一位病人，看着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消磨被血透机捆住的时间。有的人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有的人举着手机，百无聊赖地刷着信息；有的人盯着墙上的电视；有的人带个小收音机，静静地听粤剧。

走着走着，突然出现了一位“黑人”，与整齐的队伍显得不搭。没想到还有国际友人在我们院做血透，我心中暗想。但这位病人的体格和外貌似乎并不像一位“黑人”，真是让人不禁好奇想要多看两眼确认一下。不过，想到因为一个人与众不同而多瞄两眼似乎不太尊重人，我还是快速穿过了这些病人去找我的带教老师。

没想到过了几天，这位“黑人”到病房住院了，碰巧还收到我们组。刚收了这位“黑人”一天，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位“难搞”的病人。短短一天的时间，我们已经受到护士和护工们的轮番轰炸——病人不配合护理工作，比较任性。她的病情较重，需要家属陪护，但她固执地认为自己年轻，不愿意家属留下来照顾。经过多次沟通，她终于同意请一位半陪护的阿姨，偶尔照顾一下她。结果刚离开不久，她吵着要求阿姨用轮椅推着她去做检查。阿姨以陪护检查超出半陪护的工作范围拒绝她的要求。她转身把检查单拿给护士，闹脾气说不想做。护士万分无奈：“你这么年轻，能走能跑，为啥要阿姨推着你去呢？而且现在疫情期间，住院部的阿姨不能离开住院大楼送你去做检查。”“医生，xx床说没人推她去做检查她不想做，你们去处理一下。”……作为一位终末期肾脏病患者，她也并不严格忌口。值班的间隙，我们偶尔会瞥见她悄悄地吃一些零食。

真是一个让人头痛的病人。她最后一次任性是坚持要放腹水。她的腹水在彩超下见并不是很多。她只是稍稍有点腹胀的感觉，并不会特别难受，也并不影响她的呼吸和睡眠。连着几天，我们都跟她沟通，告诉她有些腹水不是什么大问题，可以放也可以不放，还能忍受的话并不需要积极地去放腹水。“放腹水的话，你要适当补充营养，可你胃口不是太好，如果我们通过静脉去补充，你的输液时间会变长。”“你的体型太瘦，穿刺完可能经常会有腹水从穿刺口漏出来，这样要经常换药，你也不方便。”……每一次交流，我们收到的答复都是“医生，我还是想放腹水”。几天后，我们给她做了腹腔穿刺。果不其然，穿刺针轻而易举地穿透她薄薄的腹壁。穿刺完后，经常会有腹水从穿刺口流出来，弄湿外层的敷料，也弄脏她的衣服。“唉，要是听你们的话就好了。天天要你们换这么多次药，我动一下就容易弄脏我的衣服，弄脏了床单阿姨还嫌我麻烦。”她埋怨道。自这之后，她似乎没刚刚入院时那么任性。或许是她明白我们不厌其烦地与她沟通是为她着想，或许是她本来就是一个怕麻烦别人的人，又或许是我的错觉呢？她悄悄地把各种乱七八糟的零食打包起来，送给陪护的阿姨。查房的时候，她笑嘻嘻地说：“医生，你叫我多吃点好的蛋白质，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鸡蛋白。”

几天的熟悉，我们也渐渐了解到这位特别的病人其实并不幸运。年纪轻轻，未婚未育，已经透析了5年。在广州，人们习惯叫姑娘们“靓女”。或许靓女这一称呼在广州已不过是一种日常称呼，但我总觉得其实这里蕴含着人们朴素的祝福和赞美。但看着全身皮肤黝黑的她，大家想要称呼她为靓女，似乎要犹豫一下，并难免要多打量她两眼。她有段时间持续地发烧，把各大抗生素用了一轮，都没有效果，最后诊断性地用上四联抗结核药，烧退了。而长期服用抗结核药物，加上肾病，使她全身的皮肤都变黑，瘦弱得似乎风一吹就倒。在她的身上，你找不到一点30岁的美好。

这样的不幸似乎就一直伴随着她。出院前最后一次透析，她回到病房后突然腹泻、呕血，血压和血色素疯狂下降，大便隐血4个+。下胃管、止血、补液、输血、升压，折腾一晚上，她已疲惫不堪，但病情并没有稳定，偶尔会出现意识丧失，瞳孔散大的情况。行至山穷水尽处，选择所剩无几。

“医生，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摘下来吗？”她躺在病床上，躁动不安，想把面罩摘下来。“带着吸氧你会好受一点，不带的话会更难受的。”她没有像入院时那样我行我素，听话地忍受着不适。偶尔实在受不了了，她会悄悄拿下来几秒钟，缓一缓又戴上。看着真让人心疼。半只脚已经踏进另一边的世界。是靠药物支持，等待一丝希望？还是冒着危险和痛苦，下胃镜搏一把？她的哥哥已经代她做出选择，拒绝胃镜及一切有创操作。她忍受病痛这么多年，搏一把，可能只是徒增痛苦，即使熬过这一关，总还有下一关，还能挺过去吗？没有人知道答案。

她的哥哥下楼接其他家属到病房，我们实习医生在床旁守着她。年轻的她在病床上辛苦地喘气，似乎还是眷恋这边的世界。她知道她的哥哥已经拒绝其他治疗了吗？如果让她自己选择，她会选哪条路呢？如果去做胃镜，是否会比现在多一点希望？这些问题萦绕在我心里。想着她入院时任性，坚持要放腹水，吃了苦头。到现在，她愿意配合治疗，听话了，病情却急转直下。突然有一种冲动，让我想问问她，是否愿意做胃镜搏一搏。但我知道，我不能问，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是不专业的，没有尊重家属，也没有遵守上级医师的指示。在她喘气的间隙，她突然盯着我，艰难地说：“医生，我能吃点东西吗？”说完她似乎轻轻地笑了。

我鼻子一酸，其实她知道不能吃东西，她也并没有能力吃东西，没想到她熟练地用她的方式与我们道别。“嗯，等下你爸爸就到了，你可以吃一点。”入院之后，我好像基本上每一次和她聊天，都是建议她不要做什么，这是第一次肯定她。

立秋，窗外的树叶在空中慢慢飘落，借着风倔强地打几个旋，终究还是落到地上。她到最后都没有尝试吃点东西。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在药物的维持下，安静地去往另一个世界。

这是我第一次送走病人。她如此聪明，与我们道别，我想她也一定和她的家人好好地道别了。医学总有遗憾，珍重地道别，让遗憾少一分悲情，多一分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