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守瑞

文学与医学，在常态与非常态语境下宛如并蒂而生的双生花。两者既有着各自独立的学科归属，又有着极具默契的相通之处——即对“人”的疗愈。无论是文学创作及批评，还是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两者的出发点和最终指向均为“人”，并在哲学层传递着关于“人”生命意义及存在价值的思索。本文以两部鼠疫题材小说为例，通过对文本进行解读进而对鼠疫题材小说背后的思想文化意义及其传达的社会意义进行思考，对疫病现实语境下人们生存困境的解惑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文学与医学，既有着各自独特的学科归属与研究范式，又有着极具默契的相通之处——即对“人”的疗愈。医学通过自身经验、科学实验等方式手段，借助器械工具或情感互动等诊疗方式对患有生理或心理疾病的患者进行创伤治疗，而文学则通过令读者抵达作品中由文字书写符号所建构的自由的并且具备启发性质的审美想象空间产生思索从而实现伤痛愈合。两门学科均源于对人的存在思考以及对人的创伤进行疗救，因此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乐黛云教授也曾指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将促进与科学发展相协调的人文研究，进一步发扬以人的幸福和文化的和平共处为根本目的的二十一世纪人文精神。”1本文选取世界文学里两部涉及鼠疫的文学作品，分别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的长篇小说《鼠疫》（La Peste）与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通过对文本进行解读，分析与阐释其中所隐含的文学与医学之关系，试图对鼠疫题材小说作品中的思想文化内涵及其传达的社会意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对全人类生存困境的解惑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鼠疫》中医者形象及其隐喻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阿尔贝·加缪因在小说作品中书写人类的生存境遇，热忱思考着何谓人类的良知等存在主义哲学观念因而备受中国读者的喜爱。《鼠疫》这部早在近八十年前就已发表的长篇小说,因其与新冠疫情下的现实社会所出现的种种戏剧性之契合而掀起了读者们重新阅读的浪潮。如卡尔维诺所言，“一部经典的特别之处，也许仅仅是我们从一部在文化延续性中有自己的位置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作品那里所感到的某种共鸣。”2这部值得被称为“经典”的小说跨越时间的长河，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20世纪西方文论实现了由“作者中心”到“作品中心”再到“读者中心”的现代性转向，读者与文本间的关系将会更加紧密3。在疫情期间，《鼠疫》这部小说也给予了读者来自文学的治愈力量。

作为一部寓言性质的小说，《鼠疫》中充满着大量的隐喻。小说主线是叙述北非小城奥兰被突如其来的鼠疫病毒肆虐后，以里厄医生为首的人们奋起反抗，最终使小城恢复往日风貌的故事。加缪在写作《鼠疫》前，世界大战的残酷与惨烈使他不得不作别故乡的云彩，被迫化身为浮云。他便以因鼠疫暴发不得不封闭所有通道的奥兰城来隐喻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原本幸福安宁的国土化作孤岛的残忍现实，以鼠疫病毒肆虐之迅疾隐喻战争冲突之激烈，以鼠疫暴发后市政人员某些离奇荒谬的行为隐喻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罪恶与虚伪。在《鼠疫》的卷首语中，加缪引用了被誉为欧洲“小说之父”的笛福说过的一句话：“通过一种囚禁来表示另一种囚禁，通过不存在的东西来表示确实存在的东西，都合乎情理。”在过往的研究中，关于《鼠疫》的隐喻研究涉猎广泛，而研究者们对其与医学相关的隐喻分析较少。疾病是重要的隐喻，其背后承载着文化意义，作为疾病的对面，医学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隐喻色彩。学界普遍将里厄医生作为与荒谬斡旋、与死神抗争、与鼠疫搏击的斗士，而忽略了其作为医者的重要身份。

作为医生，里厄有着敏锐的专业嗅觉。“4月16日清晨，贝格纳·里厄大夫从他的诊所走出来，在楼梯平台被一只死老鼠绊了一下。”4当时里厄并没有在意，但随后意识到不寻常。当城里到处充满着老鼠的腐尸，当最初认为鼠疫不足挂齿的门房因感染病毒而死去后，人们开始逐渐变得恐慌。没有确定的证据可以证明那就是鼠疫，但“人一当了医生，无非对痛苦有了些认识，想象力也比一般人丰富些。”4加缪的这段话一语中的，文学与医学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均根据已有的人生经验对事物发展有一定的预见性。当外界逐渐混乱并且丧失理智时，需要时刻保持清醒与镇定甚至为此付诸生命的职业便是医生。因为医学的使命所在，他们注定要奋勇向前。里厄医生明白，在鼠疫肆虐之际，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正是因为对医学初心的坚守，里厄直面权力巨塔，捍卫生命的尊严。在新冠病毒嗜血赤县神州大地时，84岁毅然前往一线的钟南山院士以“苍生在上”的人生信条给予了慌乱的民众必胜的信念。南山院士的临危不乱、挺身而出与作品中里厄医生是何其相似，历史真实也在佐证着文学真实。

里厄医生是理性主义者，他极其克制自身情绪的变化。作为小城里为数不多的医生，他要承担无法估量的生命之重，甚至面对患者死亡时承受无可奈何的心灵冲击。里厄说过，“鼠疫跟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但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放弃斗争。”4当医生在与烈性传染病进行战斗的时候，他们成了勇士的化身，这场战斗虽没有世界大战那般腥风血雨，但它失败的代价却足以令整个人类社会与文明颠覆甚至毁灭。身为医生，不可避免地要与患者接触。当里厄意识到，自己在鼠疫灾难中的职责不仅仅是治愈患者，还负责协助隔离传染者时，他感到强烈的疲惫。“病人的妻子往往抓住他的手腕尖叫：‘大夫，让他活下去！’然而，他去那里并非为了让人活下去，他去那里是为了命令大家隔离。……‘您没有心肝！’”4里厄也是痛苦的，但是为了更多的生命，不得不去承担这种对病人家属来说极其残酷的角色。医生对生命本身的感觉是强烈的，而体感是强烈的，那么心理状态必然不轻松。在这里里厄医生有着作为规则捍卫者的隐喻。

医生也是普通人，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拯救人类，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大而不当。我没有这么远大的抱负。我关心的是人类的健康。”4在抗击鼠疫的过程中，里厄与塔鲁成为了挚友，两人之间总会产生哲学对话，实则是加缪哲学思想的隐晦表达。医生也是凡人，并非时刻具有着旺盛的精力与强大的内心，在抗疫的过程中，里厄虽疲惫不堪但还是积极地投入到战斗中。里厄医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情绪变化，兴奋与沮丧交替的状态令他承受着巨大的试炼。在小说结尾，里厄突然明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乱，重新吸取教训。”4医生在救治病人的同时，也是疾病的受害者、时代的见证人。

鼠疫题材小说中的医疗文化观

文学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本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医者的仁心，更有着不同民族文化基因的彰显。余秋雨曾言，“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5文化不是闪现的，它深深地植根于集体无意识中，并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文学文本也自觉承担着传递文化的使命。“文明是文化的前提，文化是文明的产物，文化赋予文明精神的基础。文明是一个比文化更普适的现象，文化则更具地域性。”6医学作为反映时代文明的重要尺度，其本身也同文学一样是人文精神的归属，形成具有深切生命体悟与人文关怀性质的医疗文化。

在落雪纷飞、树上落满乌鸦的北方小镇傅家甸，一场鼠疫席卷了整个村落……这是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中的故事背景。在小说最后章节《珍珠》中，迟子建提到她写作的灵感缘起于实地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也提及了一个具有历史原型的人物伍连德医生。“这位青年医学才俊，虽然在英国剑桥受的教育，但作为甲午海战英雄的后人，他的骨子里流淌着浓浓的中国血。”7正是因为这浓浓的中国血，在伍连德医生的治疗方式中，不时有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显现，与里厄医生有着不同的风格。诚然，如迟子建所言，这部《白雪乌鸦》并非是为了刻画英雄，而是为了呈现人们在鼠疫下的生存状况，即对平凡日常的关注与书写。在这部小说中，迟子建对伍连德医生的着笔虽然不多，但句句匠心独具。

在清末时期，哈尔滨是俄国侨民的天下，落后的傅家甸则是贫穷的东北人民生活的地方。当疫情出现后，一切救治手段以中医为主，“喝汤药、针灸、拔火罐、放血、刮痧”7等救治手段不断被使用，但因没有直接明确传染源故而单纯采用中药救治的方法收效甚微。伍连德做出在当时看似有些破天荒之举——解剖，确定了流行疾病的罪魁祸首正是鼠疫。在疫情暴发后，医生关于救治方式的选择往往会决定病人的存活率，所以每一步都只能慎之又慎。当始终与伍连德有着相反结论的外国医生迈尼斯被免去防疫总医官时，他因有着对职业的敬畏，还是在一线坚守。其实迈尼斯与伍连德有着不同的立场，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迈尼斯参与过相似的防疫与救治工作，所以倾向于之前的结论。伍连德则重新思考问题，他的洞察力与怀疑精神加快了挽救生命的速度。

伍连德是在作品的中后段出现的，而里厄医生参与了鼠疫由暴发到平静的全过程，两位医者的书写有其深深扎根的民族性。在中国，“乡土社会，当它的社会结构能答复人们生活的需要时，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因之它也是个很少‘领袖’和‘英雄’的社会。”8因此即便是鼠疫泛滥，人们也无形中把它当做一种自然对于人类破坏与不尊重的“惩戒”，是得罪“土地神灵”的后果。作品中没有花较大篇幅来记述伍连德，迟子建将其塑造成其笔下一贯的温暖人心的小说人物，好像伍连德就在我们身边真实地存在着。他也的确真实地存在过，是有历史原型的。但伍连德在温暖背后也多了些冷静与理智，这与医生身份有关，“如果明天还没有消息，这把火一定得烧起来！”8作为留学归来的、甲午战争先烈的后人，伍连德思想中既有着中国人之精神，也接受着西方的一些观念。“解剖”“焚尸”“建分级隔离区”这些举措无不对中国传统的“安土重迁、终归黄土”观念产生巨大冲击。伍连德多次陷入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但他仍在与疾病的斡旋中拯救了数万生灵，却背负着无比沉重的翅膀。

在加缪的《鼠疫》里，里厄医生显然是疫情暴发后的精神象征，在面对不可抗力的因素时，里厄始终没有放弃对人性的洞察与思考。闫宗临先生曾指出，“法国民族的精神，便在发展人性中的社会性而将之艺术化。”9在世界文学殿堂里，法兰西民族书写了诸如突围环境的于连，通过金钱看透世间冷暖的高老头等形象，均有着深刻的警世意义。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是要在社会关系中定义自我的。里厄医生的思辨观念是加缪思想的体现。生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而后回到巴黎，又因战争出走巴黎，变化的是加缪的现实环境，不变的是加缪身上流动着的法兰西民族血液。当战争冲击着自己先前所建构的世界观，加缪开始对具有社会性的人的真实生存境遇反思。加缪以艺术性的手法对荒诞的现实进行了戏剧性的反讽，对人类存在本源进行质询。

《鼠疫》中的里厄医生与《白雪乌鸦》中的伍连德医生，他们用一个生命延伸更多生命的广阔，用克制小我换来大众的安全，折射着人性的光辉与医者的品格。在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流行性疾病传播发生并蔓延时，医务人员也与患者一样处于“明处”。他们理应是值得我们敬畏的英雄，他们也同样是“被侮辱与损害的”。我们总是会为在疫病语境下逆行的英雄们感动，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职业信仰甚至是生命，构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卫生与健康、疾病与防控的基石。当媒体报道出关于医生群体的各种新闻时，如何客观看待，是我们阅读鼠疫题材小说后应有的思索。

结 语

文学与医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特殊语境下宛如并蒂而生的双生花。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其最初指向与根本落脚点仍是文学。鼠疫题材小说仅仅是疾病叙事的一隅，但其中却不乏对医者形象、医疗文化、医学伦理等方面的书写与思考，疾病与疗救是不可分割的话题。在具体的鼠疫文本中，我们看到了文学与医学的互相指涉，两者均对核心共性的“人”进行忖量。医学拓宽着生命的长度，文学延伸着生命的深度。两者在跨界的过程中，共同谱写了关于命运的交响，吟唱着求真向善的歌谣。我们通过文学传达医者的“深渊凝视”——总结过去与预言未来，这是医者的智性之思；也透过医学感受文学的温度，文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暖人心脾的茶，在混沌中给人以指导。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医学的人文关怀与文学的人性书写一样，无比趋近着新世纪的人文精神。而两者孕育出的双生花，必将十分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