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 茜

我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一名宣传干事，90后，土生土长武汉伢。2003年“非典”暴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柴静，那个进入“非典病房的女记者”，真酷！有时候也会偷偷问自己，“如果是你，敢不敢上战场？”然而，当战役真正来临的时候，并没有时间考虑。

不知名的列车长：“你想好了吗？下车了，要再想出来可就难了！”

疫情暴发，武汉封城，而我不在城内。从广州回武汉的机票被强行取消，我只好想办法，退掉了机票，买了一张广州出发到六安，经停武汉的高铁票。2020年1月底，正是春运的高峰期，而广州高铁南站却几乎没什么人。要搁在往年，春运期间的G10XX铁定是一票难求，但我们回来的这趟车上，空荡荡的车厢里没有几个人。

我把医院开好的证明交给列车长，列车长看了又看，转身对乘务员说，“又是去武汉支援的，到站放行。”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可以回家了。

“你想好了吗？下车了，要再想出城可就难了”。列车缓缓进站，列车长走到我们车厢。“当然，谢谢您！”我没有犹豫。

是的，我想好了要下车。我必须下车，我的爸爸、妈妈、家人、朋友，还有我最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们都在城里。我必须要下车，我要回去和他们一起，守护这座城。这样想着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有点悲壮。

下了高铁，隔着车窗玻璃，列车长远远地给我敬了一个礼。我有点不好意思，回身冲他鞠了个躬。出站的时候，我没忍住哭了。空荡荡的街道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辆车。这是我的武汉，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而现在，这座城市，生死未卜。

福建医疗队咽拭子采集员：“新华社是省级还是市级媒体？”

回到单位之后，我所工作的地方也与平日大不一样。医院里所有行政科室人员统一由医院调配，不再保留原有建制。医院的人员、物资全部都是战时状态，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成为“军需”用品，由医院统一保障。科室的同事分别被抽调到武汉市七医院、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武汉雷神山医院等我们接管的医院，由医院统筹工作安排。而我往返于院本部与三家接管医院之间，第一时间将采访、整合到的信息通过自媒体平台传播出去。

我还记得第一次进隔离病房。那天，我们做了一个策划，战地心愿墙。我带着单反相机、三脚架、收音话筒还有我的牛皮纸活页夹。我要去一线，把隔离病房里那些最真实的感受记录下来。

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武汉市雷神山医院。进隔离病房的时候，92年的辽宁医疗队小护士孙苏禹盯着我，她负责雷神山医院B3病区的感染防控。小妹妹特别有责任心，用保鲜膜把我的摄像机包了一层又一层，一丝缝隙也没有。我们手消毒，穿防护，进入清洁区；再手消毒，再穿一层防护，进入潜在污染区；再手消毒，来到污染区（病区）。穿防护就用了20多分钟，真正进入病区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害怕。

远远地，我看见一位年纪大的患者在剧烈咳嗽，连忙示意摄像芦伟老师把镜头推上去，我们和他聊聊。摄像老师眉头深锁，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摄像机镜头被苏禹用保鲜膜包得死死的，别说推特写，就连对焦也十分困难。还好我随身带着运动相机，没想到关键时刻，这个随手拍Vlog的小玩意竟然派上了用途。

武汉的市民真的很英雄。咳嗽的爹爹和身边的婆婆是夫妻，他们是一起从方舱医院转到雷神山医院来的。其实本来婆婆的病没有那么重，不用转到雷神山来的。但是，因为爹爹病情有点重，她实在不放心，怕他没有人照顾。她说，“那时候在方舱医院，我病得重一些，他一直守着我、照顾我，我这才慢慢好起来。现在我好了，他却病重了，我说什么也不能留他一个人！谁让我们是夫妻！”听得我眼泪就快流下来了，我赶紧憋回去。本来护目镜就勒得紧，泪眼朦胧的，一会护目镜该糊了，口罩又该打湿了，那还怎么拍呢？这样想着，便把已经在打转的泪水又强忍了回去。

患者难，医务人员也不容易。辽宁医疗队的联络员齐卿杉是正月十五接到通知援鄂的。从接到通知到出发，他们一共只有4个小时准备时间。晚上到武汉的时候，从机场到酒店，一路无车，远远的景观灯亮着，上面写着“武汉必胜 中国必胜”，大齐说她觉得自己来对了。雷神山医院，从无到有。啥叫从无到有呢？病床怎么放、药物怎么摆，医务人员怎么出、患者怎么进、三区两通道如何管理，他们全部都要想清楚。在工地上“造”医院，他们争分夺秒，就是为了能早一点把病人收治进来，从死神手上抢更多的人回来。

吃过雷神山的“豪华盒饭”，我们又去了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客厅方舱是武汉规模最大的方舱医院，在那里我们采访了福建医疗队的雷乐莺。乐莺来自福建宁德，她所负责的工作是方舱医院的咽拭子采集。“患者咳一咳，医生抖三抖”，这是大家对咽拭子采集高风险的评价。采样时，咽拭子采集员直接面对患者气道，需将棉签近距离伸进患者喉咙，擦拭3次扁桃体及咽后壁。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却隐藏着极大风险。在采样过程中，病人可能会因为咽部不适忍不住咳嗽、打喷嚏甚至呕吐，从而产生大量携带病毒的气溶胶。即便是全副武装——穿好防护服、戴好护目镜、N95口罩、防护面屏，采集人依然有可能被感染。就是这样直面病毒的勇士乐莺，她所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她的故事被我们发布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央媒上。

“新华社是省级还是市级的媒体？”有一天，乐莺悄悄问我。

▲不返工的日子里，编辑部手写的道具牌

“新华社可不是什么省市级媒体，是中央级的媒体，你的故事会被全国人民知道。”我拍了拍她。

“可是，我没做什么呀。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后来我又陆续去了武汉市七医院、中南医院本院隔离病房采访。“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们只是尽力而已”，这是我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他们每天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戴两层口罩、护目镜、面屏，想上厕所也尽量不去，只是为了节约防护服。这是我的同事、战友，我们可爱的医护人员。

▲乐莺手写的“战地心愿”

大连“海蛎子”与武汉“热干面”的拥抱：“武汉，谢谢你”

武汉雷神山医院是一所战时临时组建的医院，这里的医务人员来自全国286家医院、16支医疗队，再加上中南医院和武汉本地两家医院支援的医务人员，总共3 202位医务人员，还有千余名后勤保障人员。

去雷神山医院的广场“蹦迪”，是每一个援鄂医疗队队员的梦想。说是“蹦迪”，其实不太准确。在战“疫”期间，大家的精神都高度紧张，神经也长期处在高压之下，所以每每有可以放松的时候，就会欢脱，跟疯了一样。我记得送辽宁医疗队撤离的时候，我们如往常一样在广场上放飞，唱着胜利的歌：“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所有的疲惫都在这一刻被释放。

辽宁医疗队的大齐远远看到我，跑过来，“陈老师，咱俩抱一个吧”。于是，我们就戴着口罩抱成一团。后来，那张照片上了《人民日报》新媒体。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采访她的时候，雷神山医院病区走廊上昏暗的光，还有当她说起她奶奶的时候，眼角泛起的泪光。疫情过去后，我们依然保持联系，我偶尔会问她“奶奶身体还好吗？”她爽朗地笑，“还好，就是不记得我”“奶奶不记得也没关系，多些陪伴就好了”，我给她战友间的安慰。还有一句话我哽咽着没有说，谢谢你，谢谢你们来武汉！

▲武汉“热干面”与大连“海蛎子”的拥抱，后来被大齐的朋友画了下来

雷神山医院志愿者刘星：“别拍我，我不想我的家人知道我在这里”

在正式运行67天之后，2020年4月15日，作为武汉战疫攻坚的标志性阵地之一的武汉雷神山医院宣布完成使命休舱备用，武汉雷神山医院终于要“关舱大吉”了。

在正式休舱的这一天，要将雷神山ICU里面两位转阴的患者转诊到我们医院，我负责全程记录他们从雷神山医院回中南医院转运的全过程。那天，雷神山医院门口守了好多媒体，一字排开去，阵势很大。大家看到雷神山关舱，真的很开心，因为这意味着，这场战役我们最终胜利了。

我们大家都很开心，留守的志愿者刘星，他送了我一个小包。我转身把Gopro镜头对准了他，问，“你为什么来这里。”他笑了笑躲开镜头，说，“你别拍我，你多拍拍他们（指了指正在转运的医护人员）。”“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家里人不知道我来这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想等我回家的时候，自己告诉他们这段经历。”

那天阳光很好，洒在黄家湖上，我第一次觉得雷神山医院这样好看。他就像一座战斗堡垒，守护着这座城市。而在里面战斗的，是这片土地上最可敬可爱的人。他们的故事没什么特别的，每个人都只是尽一份力。

他们平凡，亦不凡。

我很高兴，能在现场，见证记录。

4月15日，雷神山正式休舱

▲防护服没有口袋，志愿者手工做的小包，方便储物

4月15日，雷神山休舱，与志愿者刘星合影

2020年12月13日，小雪

武汉下雪了，朋友圈里满屏飘雪。大家分享这初雪的喜悦，仿佛在迎接盛大的节日。距离上一次武汉下这么大雪，已经10个月了。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是2月15日。因为那天，由我所在医院接管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首批患者出院。在风雪之中，出院的患者们久久不愿上车，他们流着泪挥手，告别并肩作战的医护人员。医院为他们发放的出院证明上写着，“爱是最好的武器，让我们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