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小芳, 张伶俐， 宋长儒

(大连海事大学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6)

“一带一路”战略为航运市场带来广阔的发展机遇，2017年度国际航运与金融高峰论坛指出，到2020年前将存在近1 000亿美元的航运资产投资需求。但是，2017年航运市场持续低迷，油船运输市场运费较去年下降49%，租金下降19%，船舶资产价值下降、运费暴跌，致使航运企业融资能力持续下降，融资约束直接影响航运企业的投资能力。与部分航运企业投资不足相对应的是航运企业短期盲目扩张的过度投资行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非效率投资均影响航运企业的产业升级进程。

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问题，存在严重的信贷歧视现象，交易成本较高，进一步强化航运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投资能力。[1]然而资金充足的企业，管理层为获取更高收益率可能持续增加高风险投资，忽视最优投资规模。刘胜强等[2]提出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价值，并呈现“倒U型”的先增后减趋势。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形态下，越来越多的航运企业开始优化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很多航运企业通过参股控股金融机构等路径实施产融结合，实现外部资源内部化，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交易成本，为实体产业投资获取金融支持。许多跨国集团利用产融结合，按照产业发展的需要安排金融布局，调节投资规模以实现产业和金融的协同发展。因此，航运企业是否能够利用产融结合影响到非效率投资是关注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