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河西学院 朱玉英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以激进主义为特征，黑人权力运动(The Black Power Movement)、女性解放运动、校园学生运动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并伴随着以青年为主体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此为背景，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 (Saul Bellow)在阅读亚历山大·多纳特(Alexander Donat)的《大屠杀王国》(TheHolocaustKingdom,1965)之后创作了《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Mr.Sammler’sPlanet,1970)。作为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主人公阿特·赛姆勒通过回忆再现了战争的残暴和人性的丧失；战后，他在纽约看到的也是社会的腐败、无序和暴力。这就是启蒙运动后人类生活的真实写照。毋庸置疑，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确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始终梦想着能够运用科学技术推进宇宙开发，以摆脱地球上的种种困境。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一经出版就受到诸多关注。批评家爱德华·亚历山大(Edward Alexander)早在《尘土之回应：大屠杀文学与犹太人的命运》(TheResonanceofDust:EssaysonHolocaustLiteratureandJewishFate)一书中就指出，在贝娄看来，大屠杀作为对启蒙主义主张的一种反驳，这是把握《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的中心主题的关键所在(Alexander 1979:172)。后来，另一位批评家也认为，贝娄对大屠杀的看法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得到了具体阐述，贝娄关注的是“解放和毁灭的内在联系，也就是启蒙运动的辩证力量”(Dittmar 1991:79)。艾伦·皮佛(Ellen Pifer)则重在强调贝娄在其小说中对权威文化的挑战，认为贝娄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质疑科学理性主义的信条”(Pifer 1990:15)，在小说开头就将关注的重心转向灵魂。显而易见，以上批评已就小说与启蒙运动的相关思想有所探究，但尚未具体论及小说中宏大叙事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