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善

王蒙、李国文吃小酒店

1994年10月，第六届全国书市在武汉举行。那时的武汉展览馆还没拆除，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和期刊社把武展的各楼层挤得满满的。到处都是展台，到处都是书，到处都是招贴广告，那一份热闹劲和声势，我是头一次见到。

国庆节期间，时任漓江出版社社长的聂震宁派编辑兰峰到我家，并邀请了聂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刘耀仑商谈，策划了10月8日在武昌江鹰大酒店举行“古典文学名著评点系列首发座谈会”。评点古典名著是漓江出版社当时的一项重点工程，带到会场的三套书是王蒙评点《红楼梦》，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高晓声评点《三言精华》。参加座谈会的都是湖北的作家、评论家与新闻记者们，王蒙、李国文两位也到了，但高晓声没来。那天的会很热闹，与会者都得到三套书，大家拥到王蒙、李国文面前，请他们在书上签名，把两位作家累得够呛。

10月9日是个星期天。上午，我带着妻子儿子到“武展”逛了书市，买了一批书，下午三点才回家。大约四点，刘耀仑打电话来说，王蒙、李国文要找个小酒店吃点特色菜，不要官员陪，要我与刘耀仑二人安排并作陪。那时东湖路尚未拓宽，湖北省社科院门前有好几家小酒店。一位江苏籍的退役军人在这儿开了家“金牛酒店”，我们省作协、文联的人与老板杜齐明熟悉，我和耀仑就把地点定在这里，并预订了它唯一的包间。

晚上六点钟前，聂震宁陪王蒙、李国文到了这家小酒店。入席后，王蒙点了干煸牛肉丝，李国文点了豆瓣鲫鱼，另外还点了螃蟹、火锅等。为了体现湖北特色，我与耀仑点了排骨藕汤。王蒙与李国文都不喝白酒，我们就要了一壶加饭酒，实际就是烧热了的黄酒。喝酒时，王蒙谈笑风生，而李国文的话就少得多，比起他在《文学自由谈》等杂志发的那些谈古论今、针砭文坛的妙文，可是逊色不少。

说起评点名著的事，王蒙说各有各的评点法。什么是古典名著，各家出版社都可自己定，别的出版社还可以评点其他作品。评点《红楼梦》嘛，徐迟是阶级斗争评点法，周汝昌是另一种评法，而他自己的评法只是一家之言。火锅是羊肉，王蒙说羊肉好，但牛肉不行，干煸的方法是正确的。北京现在已改良牛肉成功，那牛肉细嫩。聂震宁说羊肉味不好闻，他在广西收到张贤亮寄的长篇小说稿，那信封和稿子上都有股羊油味。王蒙说那是的，当年他在新疆，就是这样感觉，房子里，家俱上，衣服与书籍上都有羊油味。谈到湖北的特色菜，我与耀仑说不多，但这排骨藕汤可是典型的湖北特色，外省人是做不出这种味道的。王蒙和李国文也说，莲藕粉烂，汤的味道正，是最好的湖北菜。

我们一共喝了三斤加饭酒。王蒙高兴起来，让打开房间里的卡拉OK，先唱了一首《洪湖水浪打浪》。我们也都唱了歌。酒店老板杜齐明知道了王蒙的身份，还听说他担任过文化部长，高兴得不得了，跑到隔壁书店买了一本《坚硬的稀粥》，请王蒙签了字。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因为湖北省委几位领导要在八点半到饭店去看望王蒙，他们必须赶回去，聂震宁就提议结束。我们一起照了合影，我还和王蒙、李国文三人照了一张。

王蒙和李国文是我文学上的前辈，是我敬爱的作家。他们的作品给了我许多滋养。这几张照片，留下了我们在武昌金牛酒店难忘的记忆。好多年过去了，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我总有许多的感触。

后来，聂震宇调北京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任职，王蒙、李国文宝刀不老，新作迭出，还在中国文坛扛鼎举旗。前些年，在一次全国性的作家会议上，我碰到了聂震宁与王蒙。提起金牛酒店的晚餐，他们都还记得。

随着武昌东湖路的扩宽，金牛酒店已不存在了。杜齐明后来又开了一家大酒店，比当年的金牛酒店大二十倍，而且生意兴隆。不知道他还是否保存着那本王蒙签字的《坚硬的稀粥》？

为刘绍棠推轮椅

那一年，刘绍棠先生突然就去世了，仅仅六十一岁。读到报纸上发的消息，我心里有种沉痛缓缓升起，眼前出现了他的那张笑脸，还有爽朗的、共鸣声强的笑声。实在说，我与绍棠先生并没什么交往，既没与他通过信，也没与他在一起论过文学，但我把他作为尊敬的老师与同志，是因为他的乡土文学和他那割舍不断的乡村情结。

我刚开始接触文学时，就听说有个神童作家刘绍棠，上中学时就出版了小说集，后来用小说稿费在北京买了四合院，当起了专业作家。读他沾满大运河的水腥气和土腥味的小说，我被吸引住了，并把他奉为楷模。我是写乡土诗的，后来写乡土小说及散文，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刘绍棠的影响。遗憾的是，刘绍棠后来的小说，写来写去没有变化，有些人物与故事有重复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种缺憾。但缺憾是缺憾，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未变。

1991年5月，我们在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在中央领导接见我们并合影时，来了一些不是青年的作家，其中就有刘绍棠先生。合影的第一排，有三张轮椅，坐着艾青、张海迪、刘绍棠。那时的绍棠先生，还只有五十五岁，虽说坐了轮椅，但精神很不错。

后来有一年，在一次会上，我碰到《湖北日报》的张宿宗先生。他说：“《湖北日报》‘双休特刊’登载乡土诗人王老黑的文章，写他到北京去看刘绍棠。刘绍棠让他问候湖北的作家，其中还提到你。”回家后，我赶快找报纸，果然看到了这段话：绍棠先生说，问刘富道、刘益善等人好。读罢，我感到兴奋和温馨。

1996年12月中旬，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刘绍棠先生是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那时的绍棠先生，神采奕奕，春风满面，精神状态十分好。在这次会上，因为一件小事，使我与他有了面对面的接触——

那天，我们从京西宾馆礼堂开完大会出来，各回房间。从礼堂到房间要穿过好长并有多处台阶的过道。有人推着轮椅过来了，轮椅上坐着刘绍棠。上台阶时，推轮椅的人无法把它搬上去。我刚好在一旁，就赶快上去帮忙抬轮椅，一位女作家也帮着抬。我们护送着轮椅，每遇台阶，都一起搬抬。在宾馆大厅分手时，我与绍棠先生寒暄几句，握手道别。他说，谢谢你们。绍棠先生并不知道我是谁。

好像才过去不久的事呢，突然地，绍棠先生就去世了。正是壮年，还未入老境呢！我记得，当时报上还登过他提的一个建议，是把北京的几位老作家聚在一起，大家交心、谈心，加强团结。没想到，他就这么匆忙地走了。

刘绍棠先生留下了十二卷本的《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他将活在他的读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