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

在当代学界，严家炎先生以“现当代小说研究”著称。回顾自己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严家炎在《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中说：“我的十几种著作中，自己比较重视的还有《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世纪的足音——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论集》和《金庸小说论稿》三种。”根据笔者的阅读，严家炎的许多学术著作几乎都有“炒”自己“冷饭”的问题，且治学中屡屡出现各种误判。遗憾的是，学界却为尊者讳，对此视若无睹，始终保持沉默。

托尔斯泰“开倒车”？

在我看来，严家炎的学术研究，最为缺乏的，就是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论证，和严谨的逻辑链条，这使得他的宏论不免沦为有失学术品格的信口开河。比如，严家炎在《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中写道：

鲁迅和托尔斯泰都真实地表现了农民的痛苦，然而他们是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来表现的：托尔斯泰表现了俄国农民在1861年以后资本主义化过程中被掠夺的痛苦，他诅咒资本主义，把宗法制小农理想化，连他们的弱点也加以接受和赞美，完全成了宗法制农民情绪的忠实表现者，因而就有了开历史倒车这一面。鲁迅则不然，他表现了中国农民在封建宗法制统治下的痛苦，真诚地同情农民，但并不是从小农的观点情绪，而是从现代民主主义和朦胧的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观察一切和表现一切的。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说明鲁迅对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弱点，采取了善意地批评、痛心地鞭打的态度。

这种论断是轻率的。事实上，鲁迅之所以能够写出如此伟大的小说，无疑受到托尔斯泰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托尔斯泰是鲁迅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托尔斯泰不仅仅关注俄国农民，而且关注国外的农民和整个人类。他特别注意到德国作家冯·波伦茨的长篇小说《农民》，并赞扬说：“我读过之后，为这样的作品问世两年多来却几乎不为人所知而深感惊讶。……这部小说还不仅是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它还是一部将真正优秀艺术作品的全部三个条件完美结合起来的杰出艺术作品”，“这部小说整个都渗透着作者对他所支配其行为的那些人的爱”。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处处都充满着一种博大的爱，而这样的爱，怎么竟会被认定为“开历史的倒车”呢？——严家炎或许把托尔斯泰当成了“俄国的孔老二”，强行给托翁戴上一顶“开倒车”的大帽子。

值得注意的是，严家炎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说成是鲁迅对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弱点，采取的善意批评和痛心的鞭打，这是一种曲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出自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重独立而爱自繇（由），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此诗人所为援希腊之独立，而终死于其军中者也。”请教严家炎先生，鲁迅这是在谈“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弱点”吗？

为何专“黑”曹雪芹？

作为一个学者，严家炎的学术眼光是狭窄的，其立论常常有失公允。在他的笔下，举凡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似乎谁都逃不脱被大肆挞伐的命运。我尤其不明白，严家炎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贬低和妖化曹雪芹？

谈到巴金，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说：

巴金的《家》过去曾被有的人讥笑为“《红楼梦》+革命”，然而，实际上《家》与《红楼梦》的思想距离相当遥远。只要比较两部小说怎样对待丫环之死这一点就清楚了：《家》用浸透感情的笔写了鸣凤的死，这场悲剧不但震动了觉慧，使他终于离家出走，也大大震动了我们读者的心灵。《红楼梦》写了金钏的死，态度却相当冷漠，贾宝玉似乎无动于衷，没有多少感情上的反应。国外有的研究家对《红楼梦》如此冷淡地对待丫环的命运感到吃惊。这一对比就显出两者的思想距离。

严家炎一面批评有的学者在进行文学研究时犹如以尺量米、论斤称布，一面又带头用这样的方法来要求古代的曹雪芹。照严家炎的逻辑，贾宝玉在面对死去的金钏时，必须哭得死去活来，甚至要陪她一起到另一个世界，才能显示出曹雪芹的悲悯情怀和思想高度？贾宝玉在父亲贾政逼自己读那些仅为仕途的无用之书时，更应该立刻愤而离家出走，甚至组织造反，高举起义大旗，推翻封建王朝，才算得上是作者应有的思想高度？严家炎把贾宝玉对金钏之死的反应，当成曹雪芹的态度，这是一种歧解文学创作的颟顸之举。以严家炎这种逻辑来要求和评判曹雪芹的写作，无异于缘木求鱼、升山采珠。《红楼梦》这样伟大的小说，竟被严家炎读出一种冷酷无情的“咸鱼味”，真是哀梨蒸食，实在是可惜了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一片苦心。

以贬低和妖化曹雪芹来博取眼球，似乎已成为严家炎一贯的写作策略。在《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中，严家炎借谈鲁迅，再一次帮曹雪芹做“对照检查”：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富有民主性精华、成为古典现实主义高峰的伟大作品，然而书中的民主主义成分，毕竟仍被“天命观”（即意识化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厚壳紧紧包裹着，并未脱颖而出，达到否定封建制的高度。它的作者，主观上仍想“补”封建社会的“天”。而鲁迅却是“塌天派”。他小说中的反封建精神，是彻底的不妥协的。《狂人日记》对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度，用“吃人”两个字做了概括，召唤人们从根本上推翻它；小说通过狂人之口，公开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可以说，贾宝玉叛逆精神已经止步了的地方，对于狂人，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这种差异，正好量出了鲁迅小说同以前一些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品之间的时代距离。

每个作家，都不可能超越时代，抓住自己的头发往天空上提升。严家炎用所谓的“思想性”来要求《红楼梦》的“艺术性”，强求曹雪芹必须达到鲁迅的思想高度，这样逻辑混乱、标准飘忽地评论作家的作品，与以尺量米、论斤称布究竟有什么区别？

在《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中，严家炎再一次借谈《黄衫客传奇》，对《红楼梦》进行“矮化”：

中国传统小说并非没有心理描写，《红楼梦》里就写了不少，但那是作家从生活中撷取原生态素材的自然结果。真正与现代心理科学相伴随的心理分析与描写，应该说源自近代欧洲。陈季同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便是受到欧洲近代文学的影响。但他又似乎摈弃了欧洲近代小说心理描写有时过于琐细繁腻的倾向。《黄衫客传奇》中的心理描写，往往简洁，精当，内涵却又比较丰富。

我们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而非纪实性的非虚构作品。小说写作的最大特点，乃至创作规律，恰恰在于其艺术创作中的虚构性。严家炎凭什么断定《红楼梦》中的心理描写是曹雪芹“从生活中撷取原生态素材的自然结果”？

《李自成》通体完美？

在当代文学史上，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它的文学价值除了被严家炎等少数学者追捧之外，已越来越淡出读者和学界的视野。诚如杨匡汉在其主编的《惊鸿一瞥——文学中国：1949—1979》一书中所说：“《李自成》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对农民起义根本性质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缺乏必要的反思，因此在深厚的文学修养与清醒判断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影响了作品应有的历史思考深度。坦率地说，《李自成》在当代文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与当时关于农民起义的政治定性不无关系，在这种非文学意识形态的簇拥之下，作为历史小说的《李自成》却以非历史的方式受到了嘉奖，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即便如此，严家炎不但不愿眼看着《李自成》被文学史“淘汰出局”，而且称赞说：“可以不夸张地说，《李自成》真称得上是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迄今为止，《李自成》无疑是长篇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它塑造的李自成、崇祯、刘宗敏、郝摇旗、李岩、红娘子、洪承畴等众多的成功形象，所营造的极复杂宏大，又严谨匀称、单元式组合的结构艺术，所呈现在许多画面和文字中的绚丽多彩而又浓淡有致的鲜明的民族风格，无不令人叹服。”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严家炎难道没有读过《三国演义》吗？如果读过，怎么能够得出“《李自成》无疑是长篇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这样愕的结论？论人物形象的鲜明，《李自成》与《三国演义》何止是霄壤之别？

为了飚捧《李自成》，严家炎喜欢拿发行量来说事：“70年代末小说前两卷出版时，就曾引发过‘《李自成》热’，各省市争相印刷，发行量达到240万套以上。当时已有作家赞誉《李自成》‘可以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媲美’。”不仅如此，严家炎由对《李自成》的沉迷，发展成为对李自成的盛赞：“李自成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中一个少有的杰出人物。《明史》和野史几乎一致记载，李自成具备一般人难以具备的了不起的品性。专记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史料的《怀陵流寇始终录》，曾这样介绍‘闯王’李自成的为人：闯……性淡泊，不好酒色，鄙曹、献（按：‘曹’指外号‘曹操’的罗汝才，‘献’指张献忠——引者）多欲，谓非丈夫。粗粝与众共之。妻妾各一，皆老丑。不蓄奴仆（原书批注：此三十三字士大夫不及）。暇则令儒生讲经史。”面对这种令人疑窦丛生的记录，严家炎不但不去仔细甄别，严格考证，反而以假乱真、将错就错地进一步拔高李自成，将其称为“一个胸怀大志、政治上富有朝气的人物”，“在当时的农民军领导人中，李自成是最成熟、最受群众拥戴的一位；在众多起义队伍中，李自成所领导的队伍纪律最为严明，影响最为深远”，“李自成及时提出‘随闯王，不纳粮’和‘三年免征’等口号，赢得了广大农民和饥民的热烈欢迎，起义军队一个月内迅速发展到十多万人，不久攻下洛阳，声威大振（震）。”严家炎坚称《李自成》“是当代小说里最成功的一部”。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真实的李自成，根本就不像严家炎所臆想的那样通体完美。李自成从小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偷鸡摸狗的事从没少干。不喜欢读书的他，迷恋于习武、喝酒，常惹是生非。在给姬家放羊时，李自成说是因为饥饿难忍，就把主人家的羊偷杀吃掉了。父亲李守忠担心其在外面闯祸，便想早点为他娶个媳妇，并托亲朋好友为其张罗了好几个，可他嫌她们长得不漂亮，对她们白眼相向。十八岁那年，李自成看上了绰号叫做“一盏灯”的李姓女子，因其长得格外妩媚动人，他毫不在乎她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妓女。可惜，“一盏灯”在与李自成结婚之后，丝毫都不收敛，居然与一个叫做毛四的男人勾搭成奸，最终双双被李自成一怒所杀……

作为著名学者，严家炎在治学时本应有严谨的态度，可他引用不可靠的资料，偏听偏信，说李自成喜欢老丑的妻妾，与民共甘苦，纪律严明，这本身就是极为荒唐的说法。李自成兵败被打死时，不过三十九岁，他的妻妾会是如严家炎所轻信的“皆老丑”吗？所谓“随闯王，不纳粮”和“三年免征”等口号，无非是开给穷人的空头支票和鼓动人们起义的权宜之计，而且导致了起义军的胡乱杀人和四处抢掠。李自成自私残暴，当吴三桂拒绝向其投诚后，竟大开杀戒，一口气杀死吴家三十多人。李自成刚入京时，将明朝皇帝遗留的许多宫女分赐给他的文臣武将作为犒赏，并公开纵容其军队四处奸淫，可谓暴虐无度：“大顺‘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有的小军官一个人霸占三四个妇女，有些年轻美貌的妇女被几个士兵轮奸。有些妇女不堪凌辱，自杀身亡。例如：‘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悉怨悔。’”（《李自成》，赵波著）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李自成领导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居然被严家炎赞为“纪律最为严明，影响最为深远”。

治学何必“拉郎配”？

严家炎做学问，很喜欢玩概念，任意给研究对象“贴牌”。这种不顾客观实际、大搞“拉郎配”的“学术研究”，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再从理论和概念玩转学界，对人们真正理解作家的创作，并无多大的帮助。

曾经一段时期，从外国舶来的洋理论和洋名词，受到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的疯狂追捧。他们在撰写文章时，仿佛不弄几个洋名词，就算不上有学问。比如，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就被众多学者和批评家疯抢。

所谓“复调小说”，来自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和发现。巴赫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对话型的。这种小说不是某一个人的完整意识，尽管他会把他人意识作为对象吸收到自己身上来。这种小说是几个意识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总体，其中任何一个意识都不会完全变成为他人意识的对象。几个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得旁观者没有可能好像在一般独白型作品中那样，把小说中全部事件变成为客体对象；这样便使得旁观者也成了参与事件的当事人。在这种小说中，除了对话双方的对峙之外，按照独白型原则涵盖一切的第三个意识，是没有立锥之地的。”也就是说，“复调小说”里的主人公始终处于对话或思想的交锋中。

严家炎把“复调小说”理论强行嫁接在鲁迅的小说中，不伦不类地将鲁迅的小说称为“奇异的复合音响”和“复调小说”。严家炎对鲁迅小说的论述，像极了巴赫金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翻版：

几乎每一位认真仔细地读过鲁迅小说的人，都会感到他的许多作品有一种特别的不大容易把握好的滋味，让人久久思索。这特别之处在于：鲁迅小说里常常回响着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声音。而且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并非来自两个不同的对立着的人物（如果是这样，那就不稀奇了，因为小说人物总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和行动的逻辑），竟是包含在作品的基调或总体倾向之中的。（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

这种研究，与其说是在谈论鲁迅小说的“突出贡献”，倒不如说是认定鲁迅在刻意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严家炎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等小说，一篇一篇地往“复调小说”上套；遇到实在说不通的，就为自己“解套”：“当然，我无意于说鲁迅小说每篇都是‘复调小说’。《呐喊》中，有些作品像《鸭的戏剧》《兔和猫》本来就是散文。”这样的“研究”，简直就像孔乙己研究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一样，看似高深莫测，非常有学问，最终却是一种死的学问。

大搞无聊的“拉郎配”和乱贴标签，几乎成为严家炎学术研究的“招牌菜”。在谈到王蒙的小说时，严家炎不但将它们生硬地贴上“寓言小说”的标签，而且将《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诚称为“中国的奥勃洛莫夫”。这种莫名其妙的比附和贴牌，俨然把学术变成一种文字游戏，一种类似于丢手绢的游戏。

《檀香刑》居然有贡献？

莫言获得诺奖之后，严家炎迅速跟风，宣称：“2012年10月11日对中国文学家无疑是个好日子，这一天，瑞典学院对首位中国籍作家敞开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门。这不仅是莫言个人的无上光荣，也使许多中国作家分享了一份难得的喜悦。”在论及莫言的《檀香刑》时，他写道：“可贵的是，即使进入到了自己较为陌生的历史题材领域，莫言依然肯下苦功夫，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以求把握好几位历史人物的性格和经历，终于如鱼得水地发挥了他擅长说故事、十分讲究结构布局的长处，让读者打开书就舍不得放下。”

真是张公喝酒李公醉。我不免怀疑严家炎是否认真读过莫言的《檀香刑》。莫言长期表现出一种热衷于书写酷刑和血腥的嗜好。就像学者李斌所说：“莫言以为缪斯光顾，恍惚神灵附体，顿觉精神百倍，想象之思维如脱缰野马，下笔有如神助，便开始了写血腥，写酷刑，写怎样杀人。血腥的场面见于其众多作品中，比之于《红高粱》这一小巫，《檀香刑》才是集大成者。……莫言写血腥场面，多从杀人者的视角写起，但见玩赏的烈焰熊熊燃烧，而丝毫不见作者怜悯的微光，只有骇人的尸骨令人毛骨悚然，毫无审美的愉悦。”

《檀香刑》出版后，尽管一如既往地受到某些“谀评家”的狂热吹捧，但也受到了众多敢于剜“烂苹果”的有良知的文学批评家的猛烈批判。莫言不但屡屡渲染刽子手杀人如杀鸡、血腥残暴、冷酷至极的场面，而且对女主人公孙眉娘变态的性需求，进行了玩赏性的书写。古今中外，以残暴和性为噱头的写作，从来都是某些作家博取看客眼球的不二法门，这或许就是严家炎所说的“让读者打开书就舍不得放下”的“写作秘笈”吧。

就小说的写作而言，《檀香刑》同样是百孔千疮，不堪卒读。莫言在小说中闹出的历史文化知识方面的笑话，可说是比比皆是，如，孙眉娘在见到知县时“打躬”；把以产盐而富庶一方、人文荟萃的四川省富顺县，称为边远闭塞、穷山恶水之地；把“你们”说成是“余等”；小说中的叙述人，就像神经错乱一样，忽而对人说文言，称自己为“余”，忽而对人说方言，称自己为“俺”，忽而又对人说现代汉语，称自己为“我”；堂堂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简直就像是一个傻帽、文盲，不仅把小小的高密县说成是大清的“首善之地”，而且把“心胸褊狭”这样的词语说成“心胸偏狭”……如此漏洞百出的作品，居然被严家炎视为莫言对小说做出的“贡献”，这究竟是他没有仔细读过《檀香刑》，还是根本就看不出这些文史硬伤？至于《檀香刑》所谓的“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这样的“结构形式”，完全是与小说毫无关联的“花架子”，哪里谈得上“是莫言艺术成熟时期精心结撰的一部颇具独创性的长篇小说”（严家炎语）？

《微神》结的什么“晶”？

托尔斯泰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一流的作家也有糟糕的作品，而末流的作家也有些出色的篇什。”他告诫我们，如果一味相信一流作家所有作品都是好的，等而下之或毫无名气的作家所有的作品都是很差的，这只能使自己的理解陷于混乱。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短篇小说《微神》就是一篇著名作家写出的典型的平庸之作。小说做作卖弄，整个就是一副装腔作势的“学生腔”。一对年仅十七岁，既无家学渊源，又没有受过文学熏陶的年轻人，在恋爱的时候，居然处处都有一种诗人的感觉：

我在山坡上晒太阳，一点思念也没有，可是自然而然的从心中滴下些诗的珠子，滴在胸中的绿海上，没有声响，只有些波纹是走不到腮上便散了的微笑；可是始终也没成功一整句。一个诗的宇宙里，连我自己好似只是诗的什么地方的一个小符号。

越晒越轻松，我体会出蝶翅是怎样的欢欣。我搂着膝，和柳枝同一律动前后左右的微动，柳枝上每一黄绿的小叶都是听着春声的小耳勺儿。有时看看天空，啊，谢谢那块白云，它的边上还有个小燕呢，小得已经快和蓝天化在一处了，像万顷蓝光中的一粒黑痣，我的心灵像要往哪儿飞似的。

这种无视主人公的身份、文化、年龄和心理特征，只顾自说自话、不着边际的伪诗意，看起来似乎很有文艺范，其实却是一种令人生厌的假大空。老舍分明就是在越俎代庖，为小说中的人物“捉刀”。对此，严家炎不但没指出一丝半点的问题，反而匪夷所思地高度赞美，称《微神》是一篇非常特别、充满纯情和诗意的“心象小说”，其“精美的结构，纯净的情思，奇妙的想象，诗意的语言，处处都证实着它正是‘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的艺术结晶”。

在当代学界，我们很少看到像傅雷先生这样，对著名作家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当年，正是傅雷率先发表文章大赞张爱玲，但即便如此，他对张爱玲作品的弊病，照样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对老舍备受赞誉的《四世同堂》，傅雷照样一针见血：“近来又翻出老舍的《四世同堂》看看，发觉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辞不好，上下文语气不接的地方也很多。还有是硬拉硬扯，啰里啰嗦，装腔作势。前几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现在竟发现他毛病百出。”对于《微神》，傅雷先生同样给出了“差评”，认为它“太雕琢，过分刻划，变得纤巧，反而贫弱了”。何以作为知名学者、文学研究大家的严家炎，竟然不但没有指出其弊病，反而一味赞美？

孔子何以背黑锅？

严家炎在答记者问时，一再强调学者要有扎实的文史修养。他说：“搞现代文学研究的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修养，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的修养，外国文学的修养，都应该有一些，近代和现代的社会历史知识，也要尽可能丰富一些。”但笔者发现，严家炎的文史根基，却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扎实牢靠。

严家炎谈《论语》时说：

儒家讲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看重“利”的是“小人”，君子好像是耻于言“利”的。这种看法把“义”与“利”简单对立起来，其实是有很大片面性和副作用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孔子告诉他的学生，面对道义和金钱，君子和小人所做的选择。孔子还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意思是说，君子惦记着道德，小人惦记着土地；君子惦记着法度，小人惦记着恩惠。孔子不但从来就不耻于言“利”，而且还十分喜欢言“利”。在《论语》里，孔子就多次大胆地对他的学生们言“利”，并直言不讳地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甚至提醒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你们主动送一束干肉给我，我从来就没有说不教你们的。子贡问他：“我这里有块美玉，是把它藏起来好，还是求一个好价钱卖掉它呢？”孔子赶紧说：“卖掉它，卖掉它！我也就像这块美玉，正在等待着买主呀。”这也正是成语“待价而沽”的由来。正是因为这样的言传身教，在孔子的学生中，才会出现子贡这样既喜欢读书，又善于读书，并且很会赚钱，还深受孔子喜爱的学生。从整部《论语》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孔子虽然并非时刻把“利”挂在嘴上，但也不羞于言“利”，甚至与学生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哪里像严家炎所说的把“义”与“利”对立起来。

阅读严家炎的书越多，感到困惑的地方也就越多。严家炎犹如当代学界一个典型的“矛盾体”，他一面表现出思想和文学观念的陈旧（比如对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艺术性上的过度赞美，称其“深刻丰富的艺术内容，使它在读者中获得一种繁复的、立体的，富有质感的效果），一面又追新逐异地跟风（比如称金庸的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大突破”，是二十世纪“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种赞美和高估，堪称以个人爱好判定文学作品艺术高下的井蛙之见。尽管严家炎先生数十年来孜孜矻矻，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笔耕不辍，耗尽了大量的心血，最终却南辕北辙，为学界留下了一堆堆乱麻一样的“学术谜团”，这真是让人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