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

对于作家来说，可以真诚交流的朋友圈子是必不可少的。朋友圈子是一个作家的文化生态环境，是信息源特别是重要的和秘密的信息源之一，是思想碰撞进而迸出火花的炼钢炉，是灵光闪现、灵感降临的一个重要场所，当然也是交流创作心得的最为合适的地方。

在灞桥乡间，陈忠实有几个文学朋友圈子。

早在1965年，西安市召开文艺创作大会，灞桥区选出十个代表参加，他们是：陈忠实、唐高、薄连贵、郭丁戊、陈鑫玉、王宏海、仲益春、张君祥、贺治坤、蒋三荣。由于共同的出身和爱好，几天下来，他们已经互相熟悉并且成了好友，此后多年，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交流，当时号称灞桥文学艺术界“十兄弟”。“十兄弟”之一的张君祥后来回忆：“为了不断提高兄弟们的创作水平，经忠实提议，我们商定每年至少相聚一次，拿出自己的作品，在会上进行研讨。陈忠实的《高家兄弟》（小说）和我的《争女儿》（戏曲），都是在我家经大家讨论研究而成的。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条件很差，记得有次在我家聚会，说是过年，还不如现在的平常生活，谁还想吃个白馍，那是镜里边的事情。乡下人过年，好了称上二斤肉，动个腥；不好的，常是萝卜白菜一锅熬。若要招待客人，一桌四个盘子算是高档的，一般都是大烩菜一碗。那次我招待弟兄，尽了最大努力，端出了四个盘子和一瓶七角的‘小角楼’酒。我亲自下厨，做了一盘烧白菜，端上桌来，忠实先夹了一口，高兴道:‘这味咋这么香？’大伙瞪圆双眼：‘得是的？’三锤两梆子吃光了。盘子露了底，我也露了馅。大伙要求再来一盘，我尴尬道：‘很抱歉，只剩下白菜根了。’那一天，我知道来人多，凳子少，早早让母亲把炕烧热，好让兄弟们坐在热炕上讨论作品。兄弟们来齐后，我让他们都坐在热炕上，中间放个小桌放烟茶……”（张君祥：《我和忠实五十年》，灞桥区政协编《乡党陈忠实》，灞桥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第13页）然后在土炕上开起了研讨会。

1973年春，由西安市郊区革委会政工组安排，陈忠实、王韶之、罗春生、郑培才等人组成写作班子，编写以车丈沟、郭李村群众的血泪史和阶级斗争反抗史为内容的《灞河怒潮》一书，陈忠实写了其中的一部分并为该书统稿。该书1975年9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忠实与写作组的几个人自然也就成了交流文学及其他的朋友圈子。郑培才（笔名郑征，后有长篇小说《东望长安》等作品问世）后来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湖北襄樊是改革试点市。为短期内改变这个历史文化古城的落后局面，上级指示到大城市、先进城市去挖人才，而唯一能调动人才胃口的是：家在农村的，可以解决农村家属子女转为城市户口，可以给他们安排工作，安置住房。这样一来，陕西就有几百名家在农村的科技、文化人才和技术工人到了襄樊。郑培才到了襄樊，负责对来自陕西的科技人员和家属子女的安置。他想到故乡白鹿原北坡下西蒋村的陈忠实，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只有妻子翠英，上侍双亲，下育儿女，一个人劳动于田间。陈忠实是“民请教师”，后借调到公社工作，依然是一位记工分的背粮工，后来转成了正式干部，但工资太少，生活依然捉襟见肘。郑培才就把陈忠实的情况介绍给当时的襄樊市委书记，全面详细地介绍了陈忠实的德、才、能。书记说：“这样的人才，我们欢迎。”郑培才连夜给陈忠实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去了，却不见回音。郑培才利用到西安出差的机会，找到陈忠实，问他为什么不回信。陈忠实歉意地一笑道：“那样优惠的条件，老兄说那是个好地方，谁不心动！可我考虑再三，我已背上了文学这个十字架，生活再苦，我也不能离开故乡这块热土；离开了关中，离开了故土，也许我啥也写不出来了！”（郑征：《忠实的怀念》，灞桥区政协编《乡党陈忠实》，灞桥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第87页）陈忠实在这里说的话非常重要。这说明他对他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方向有极为明确的认识，对他的创作也有极为明确的认识：他就是写“乡土”的，乡土是他创作的源泉，离开了乡土，就像鱼儿离开了水，瓜儿离开了秧——“我已背上了文学这个十字架，生活再苦，我也不能离开故乡这块热土；离开了关中，离开了故土，也许我啥也写不出来了！”所以，陈忠实不仅不去条件优厚、令人心动的襄樊，而且即使后来全家都进了西安城，他当上了陕西作协的专业作家，也还是要回到灞桥西蒋村，哪怕是一个人住在那里，也始终不离开“故土”，直到五十岁写出了《白鹿原》。

在西安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有一个文学圈子，而且是结社的，叫“群木文学社”（有的社员回忆叫“群木小说社”）。笔者考，社员大约有九人，他们是：贾平凹、陈忠实、周矢、张敏、郭培杰、李佩芝、高铭（另有人写为“高洺”）、叶萍（可能是笔名，另一笔名是“田夫”）、黄河浪。贾平凹回忆：“记得40年前，当时我是20多岁，在西安有一帮人都是一些业余作者，都非常狂热，当时组成了一个文学团社，我给这个文学团社取名‘群木文学社’”。（《64岁的贾平凹，把一辈子文学创作秘密都公开了》，见中国作家网2016年4月13日。下引此文不再注明出处）张敏回忆说：“那一年的春天，古城西安一帮年轻文人，为日后能在中国文坛上亮出雌雄来，纷纷捋袖子绾裤腿，串联拉帮。搞文艺批评的，结成‘笔耕社’；一群诗人结社为‘破土’。贾平凹在西安小说界已小有名气，关键是他的产量又特别高。那时全国的文学杂志甚少，随便翻一本，几乎全都能找见他的小说，于是一伙人便在我家商量也成立一个什么组织，不能让评论家和诗人，小瞧了我们这一帮子未来的小说家。大家就让贾平凹当头儿，贾平凹为这件事很费了些脑子，他问我：‘成立个小说社……’”“贾平凹把小说社定名为‘群木’”。（张敏：《贾平凹在1979》，张敏新浪博客。下引张敏文字不再注明出处）

“群木文学社”社长是贾平凹，陈忠实是副社长。叶萍回忆：“我们不定期的聚会”，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有社长平凹”，“陈忠实没来，他是副社长”。（叶萍：《民间“群木小说社”之命运》，2013年5月4日阿里巴巴网商博客。下引叶萍文字不再注明出处）张敏回忆：贾平凹“当了一回‘群木小说社’社长”，“大家就让贾平凹当头儿”，贾平凹“大部分时间就住在我家。我家里住着一个社长”。贾平凹回忆：“现在陕西很多知名作家当时都是群木社的。那个时候我们条件特别差，但是热情特别高，也不梦想在各单位当什么科长、处长，那个时候很年轻也不急着谈恋爱，一心只是想着文学，一见面就是谈文学，要么就是写东西。那个时候写东西就像小母鸡下蛋一样，焦躁不安，叫声连天，生下来还是一个小蛋，而且蛋皮上还带着血。从那个时候一路走过来，走到今天，回想起来有喜悦有悲苦，写出来作品就像莲开放一样喜悦，遇到了挫败就特别悲苦，这种悲苦是说不出来的。”

关于社内的活动，张敏回忆：“开始还新鲜，大家正襟危坐，贾平凹咳上一声，讨论便开始了。无非是汇报一下，这个星期又有什么新作在什么地方发表，然后交上三毛钱的‘荣誉费’。没有发表作品的，当场也要交三毛钱的‘耻辱费’。钱由周矢来收，每人还要在‘荣誉费’和‘耻辱费’的栏目下签上自己的名字。”叶萍回忆：“我问小说社都干些什么事情？平凹说：每月发一篇稿子交会费三毛叫‘荣誉费’，不发一篇就罚三毛叫‘耻辱费’……”

张敏说：“再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小说社的生活问题。大家聚会，要喝茶，要抽烟。不吃肉不喝酒，饭总是要吃的。七八个人，又都年轻，坐一席，饭钱谁掏？粮票谁掏？虽说是轮流坐庄，可以抵消，但陈忠实家离城三十里，谁去？贾平凹没家，咋办？还有单身汉，没房子，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又增加了周矢的工作量，要想办法给大家办伙食，买烟茶。小说社逐渐往家庭化上发展，后来就学会了打麻将。桌子一支起来，小说社便名存实亡了。”

张敏在这里所记，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一方面文人好学名士状，名士风度就是对什么正经事都视而不见，单拣好玩好笑的嬉笑怒骂一番；另一方面，张敏是多年后忆往，事已经过自然云淡风轻，心态超然。试想七八个青年文学爱好者，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充满朝气和生气的时代（与九十年代及之后盛行的“痞气”和“疲化”不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虽然不一定都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总免不了议论时事，臧否人物，品评文艺，不然这个“群木文学社”竟是一个“混吃混喝社”了。倒是前引贾平凹所记，可能更接近于“群木”的真实面貌：“那个时候我们条件特别差，但是热情特别高，也不梦想在各单位当什么科长、处长，那个时候很年轻也不急着谈恋爱，一心只是想着文学，一见面就是谈文学，要么就是写东西。”

关于“群木文学社”结束的原因，叶萍从社员高铭的《上帝无言》一书中转引了一段“高铭叙述”。高铭是这样回忆的：

那时，文联（叶萍注：《长安》杂志社所在地）常常举办活动，召集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去开座谈会。于是，我认识了张敏、周矢、陈忠实、李佩芝、徐剑铭等，当然还有当时已初露锋芒的贾平凹。认识了，就常常在一起聚会，清谈文学。由此引发，就干脆成立了一个小说社——“群木”。我们推举贾平凹为小说社的社长，陈忠实为副社长，大家商定，凡谁拿到了稿费，就由谁来做东，大家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边吃喝边谈文学，比真的在那儿“坐谈”，要更引人入胜多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谁让贾平凹是我们中间的佼佼者呢。我的前任婆婆也跑到了文联大吵大闹，点名道姓地质问文联领导：

“我好端端的一个儿媳妇，硬是被贾平凹的一群木头带坏了！男男女女的整天在一起吃喝嫖赌，你们这些当领导的也不管管！难道你们就是这样教育年青（轻）人的吗？”

那个文联领导甚是难堪，把贾平凹叫到了办公室，语重心长地批评道：

“贾平凹啊贾平凹，你才刚刚有了点小名气，就去勾引人家良家妇女！”

贾平凹蒙受了这个不白之冤，气坏了，当即宣布：“弄啥哩弄啥哩！不弄咧！”

于是，“群木小说社”解散了。这是陕西省自解放以来，唯一一个民间自发的文学结社的始末。

陈忠实参加“群木文学社”活动的资料，除了上述他人零星提到的，笔者还未见到。他参加的次数可能不会太多，但肯定是参加过的。贾平凹对“群木”社名的含意后来有一段阐释，他说：“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一棵树长起来特别不容易，因为容易长歪长不高。一群树木一起往上长的时候，虽然拥挤，但是在拥挤之中都会往上长，容易长得高长得大。”陈忠实于2001年9月15日写过一篇文章，他是有感于叶广芩、红柯获得中国作协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而写的，题为《互相拥挤，志在天空》，其意就得自贾平凹的这个“社旨”。他说：“我想起新时期开初几年，我在西安郊区文化馆时，归西安市文联领导。市文联为促进西安地区刚刚冒出的十余个青年作者的发展，成立了一个完全是业余、完全是民间的文学社团，叫作‘群木’文学社，由贾平凹任社长，我任副社长。记得由贾平凹起草的‘社旨’里，有一句话至今犹未忘记：互相拥挤，志在天空。在我体味，互相拥挤就是互相促进互相竞争，不是互相倾轧互相吐唾沫。道理再明白、再简单不过，任何企望发粗长壮的树木，其出路都在天空。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多大呀，陕西和西安当代文学的天空也够广的了，能容得下所有有才气、有志向的青年作家，要把眼光放开到天空去。天空是既能容纳杨树柳树吸收阳光造成自己的风景，也能容纳槐树椿树吸收阳光造成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致。二十年过去，‘群木’文学社早已解体，我却记着这条‘社旨’。”（陈忠实：《互相拥挤，志在天空》，《陈忠实文集》第七卷，第272—2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无法确知陈忠实参加了多少次“群木”的活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这个群体里，是有收获的，因为二十年后他还记得“群木”所昭示的象征意义。

文友间更多更深的交流，可能还是陈忠实1982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以后。毫无疑问，当年陕西最顶尖的作家、评论家都在作协西安分会，或者是这里的常客。据我的考察和研究，2000年以前，陕西作协（前身叫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和中国作协陕西分会）的读书和创作风气非常兴盛。我自以为是一个藏书丰富的人，但是前几年看了作家魏钢焰的藏书，还是吃惊不小。魏钢焰的长子魏林刻比我年长，他告诉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作协后边的大院里，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胡采，包括他爸魏钢焰等作家们，一排排地坐在那里读书，给他印象很深。那时很多作家都写出了代表作或成名作，但是为了更好地创作，读书蔚为风气。读书之后，大家也在院子里讨论、争论，也是一景。八十年代，那个高桂滋公馆的后院，那三个连排四合院的作协办公院里，也有几个文友经常聚会的房间。其中一个就是《延河》小说编辑王观胜宿办合一的房间。那是门朝北开的一个狭长的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常客有路遥、陈忠实、白描、董德理等。当然，西安和外地到《延河》或作协来办事的作家，也经常参加进来。

王观胜去世后，2011年11月，陈忠实写了一篇回忆王观胜和他那间小屋的文章，细致而生动，从中可见八十年代文友们聚谈的情景，摘录如下（在保持原意的前提下，个别句子有删改）：

我那时住在白鹿原北坡下祖居的老屋，省作协开会，或是买面粉买蜂窝媒，我才进城。开完会办妥事后的午休时间，我便很自然地走进王观胜宿办合一的屋子，其实只有半间房，一张办公桌和一张床占据了房间的绝大空间，我多是坐在床沿上聊天。聊得兴起时，他便从立柜里取出一瓶雀巢咖啡，为我冲上一杯，我也不客气，品尝起这绝佳的洋货饮品。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世界文学多种流派一波接着一波潮涌中国文坛的最热闹的时期，自然成为闲聊的话题，相对封闭在乡野的我，常常从他这儿获得许多文学新潮流的信息。文学新潮还携裹着一些洋气的生活习性，喝咖啡便是其中之一。

在咖啡的余味里，我听着观胜说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许多新的作家和新的作品，有的我知道或者读过(我订有《苏联文学》《俄苏文学》)，交流阅读感受的话题便会很投机。有的新翻译过来的某位作家的作品我尚未见过，他便介绍给我，我到书店寻找购买，又会成为下一回见面时闲聊的话题。他对当时的苏联文学兴趣极高，十分推崇，我们可谓趣味相投。新时期才被介绍进中国的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舒克申，是我们尤为赞赏的两位大家。品着雀巢咖啡，交流苏联文学的阅读感受，目的在于提升自己的写作，我更多的时候是从他的说辞里获得启迪。

观胜的半间房子里，我更多见到的情景是“人满为患”，几位资深的《延河》老编辑也到这里来闲聊，椅子和床上都坐满了人，占不上座位的人甘愿站着。闲聊很少涉及家长里短，多是中国文学的最新动向，议论某位作家某篇作品，有欣赏的也有不欣赏的。而刚刚出现的某些非文学因素，常常会引发甚为激烈的议论。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议论着的时候，王观胜突然不温不火地撂出一句:“球不顶。”便引发一阵哄然大笑。一句“球不顶”，把热烈议论着的话题给予总结，既然那些非文学现象于文学创作本身球事也不顶，大家就顿然明白，议论这个没有必要。

路遥是观胜半间屋的常客。尽管我十天半月才进一回城，却几乎每回都能在观胜的屋子里见到路遥。路遥如果不外出，“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第一站，往往是这半间屋子，其他时间或是写作或是编稿(路遥也是《延河》编辑)累了需要缓解片刻，他也轻足熟路蹿进来。我在这间屋子遇见路遥，常见的姿势是他斜躺在观胜的单人床上，即使有空闲的椅子他也不坐，自我解释说看稿或写稿坐得腰疼，需要放松一下。路遥的文学见解和对见解的坚信令我感佩，他对世界某个地区发生的异变的独特判断也总是令我大开眼界，他对改革开放初期某些社会现象的观察和透视，其力度和角度，更是深过一般庸常说法。路遥也是苏联文学的热心人，常常由苏联文学对照中国文坛的某些非文学现象，然后用观胜爱说的“球不顶”调侃了之。“球不顶”由路遥以陕北话说出来，我忍不住笑，观胜也开心地笑起来。观胜的“语录”被路遥引用，观胜此时便会打开柜子，取出他自己平时也舍不得享用的雀巢咖啡来，为每人冲上一杯。记得路遥曾调笑说，观胜这间屋子是“闲话店”，也是“二流堂”(抗战时期重庆一些文化人聚集之所，调侃之称)，此说不是贬义，而是说这里是人气最旺的一方所在，《延河》编辑部的领导和编辑，无论长幼，已经由喜欢变为惯性在此聚合，在这个小小空间交流信息、抒发见解，可以无所顾忌，自由且自在。这种交流氛围的诱惑，远非咖啡和茶的诱惑所能比拟。（陈忠实：《依然品尝你的咖啡》，《陈忠实文集》第10卷，第111-114页）

当然，陈忠实八十年代还有一个层面很高的交流空间，那就是一些全国性的文学会议。1984年3月，陈忠实参加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期间，看到《十月》杂志副主编、作家郑万隆在开会期间校对《十月》“长篇小说专刊”拟刊发的《百年孤独》文稿，就想先睹这部1982年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作家的作品。此时《百年孤独》还未正式出书。会后，郑万隆把刊有《百年孤独》的《十月》专刊寄给了陈忠实，陈忠实因此成为中国作家中最早读到这部作品，并深为沉迷而且也深受其影响的作家之一。“多年以后……”的句式和倒叙手法，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技巧，此后一直深深地影响着陈忠实的创作，并且被他用于《白鹿原》的创作之中。

封面作者自述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大约是后来读了较多的史书之后吧，对写评论失去了兴趣，而对关于一段历史、关于一个人、关于一个问题的史实、材料更感兴趣。史实或材料，都是事实，接触多了，搜集、整理久了，愈发觉得“事实即观点”“事实即颠覆”“事实胜于雄辩”这些话很有道理，而且，觉得材料往往比观点更丰富，比评论更耐人寻味。材料，事实，主要是求真，真实而有意义。因此，对材料的整理，要有甄别真假的辨识能力，还要有一些去伪存真的科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