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 浙江省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一、玄奘和其“五不翻”理论

玄奘，唐代高僧，我国古代四大译经家之一。玄奘俗姓陈，名祎。生于公元602年，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玄奘远赴印度取经，回到长安后“专精夙夜，不堕寸阴”，先后译出经论共75部，计1335卷。他在译经过程中形成的“五不翻”即于五种情况下梵语译成汉语时采取音译是其重要的佛经翻译理论之一，具体如下：

①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②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尊贵。③此无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木。④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偏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⑤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1]。

“不翻”并不是指不翻，而是指音译，具体指五种情况下因为言意矛盾或“言中意寡”，或“言不尽意”而造成的不便意译而只能音译[2]。廖七一认为文化负载词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因此语言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如此一来，便出现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文化负载词是最能体现语言中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3]。

二、“五不翻”理论在中国文化负载词音译中的具体实践

“五不翻”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词汇的音译上，根据其具体内容可以将汉语中的中国文化负载词音译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一)秘密故

原意是指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咒语或密语因其玄妙奥义，故保留其原有的梵语发音不变而采取音译的方法进行翻译。

现以老庄思想论著中的“道”一字为例。《庄子》首译者巴尔弗把“道”译成“nature”；自翟理思开始，著名的汉学家威利、葛瑞汉、梅维恒以及中国学者林语堂等以“way”译“道”。“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理雅各（James Legge）从这段话里理解到“道不是一种实体存在,而是一种现象,一种存在模式”，因此,理雅各的译本采用了“Tao”这一音译词,他认为“道”的丰富含义可以让读者通过对整个文本的阅读和理解过程中自己去理解[4]。

在汉语古籍英译过程中，碰到此类词汇最多的是在中医药专业领域中。以中医四大经典之首的《黄帝内经》为例，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英译本（文）已越20部。各个译本比较统一的是“阴阳”二字的翻译，多音译为“yin and yang”,这种译法已经被西方社会广为接纳。

(二)含多义故

“含多义故”原则具体是指当某个术语具有多种释义，翻译时为防止信息缺失，采用“以音译音”的方法进行翻译。

在中国文化负载词中，可以举“气”一词为例。“气”在现代汉语中有多重含义，注释就多达十种。“气”可以指气体，也可指呼吸，还可以指人的精神状态，在中医学领域亦有其丰富的含义，所以在翻译时往往采用音译“qi”，比如“气功””阴气““阳气”分别可译为“qigong””yin qi”和“yang qi”。

(三)此无故

“此无故”指的是源语言的一些词是目的语中不存在的，如果采用意译的方式则无法体现母体文化的内涵和特点，且译出的内容冗长拗口，所以多采用音译的方式。

如“麒麟”一词在英语中为“kylin”（一译作kirin）。作为中国汉语古籍里常见的一种瑞兽，麒麟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古籍中关于它的记载很多，《礼记》《春秋》和《史记》中均有提及麒麟……麒麟在英语世界里没有对应的名词，故音译成“kylin”。

又如“kowtow”叩头一词，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种礼节，在英语世界里既找不到对应的词也不便用冗长的句子来注释这一礼节，所以用音译“kowtow”来表示。据《韦氏字典》，该词作为名词出现在英语中是1804年，作为动词出现在英语中最早可以追溯到1826年。

(四)顺古故

“顺古故”意指某些词的翻译已广为接纳且选择度较高，所以翻译的时候沿用前代译者的处理方式。邮政式拼音或威妥玛拼音中的地名在英译中的应用是“顺古故”原则在现代翻译中的一种体现,如大家熟知的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和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现在也译成Zhongshan University），青岛啤酒Tsingtao Beer等，自它们被使用以来已逾百年，人们都能理解和承认这种选择度最高的译法，现在大多顺古不翻。

(五)生善故

“生善故”指在译语中有意义相近或相同的词但却无法传达其在源语言里的准确含义故采用音译的方式。以古筝“guzheng”一词为例，古筝是中国汉民族的传统乐器之一。英语中有一个类似的词汇表示筝——“koto”,但“koto”特指日本的十三弦古筝，它由唐代十三弦筝传入日本后演变而来，而中国现代的古筝通常是二十一弦。虽然“koto”也是筝的一种，但两者迥然不同。所以现在一般把中国的古筝音译成“guzheng”或“zheng”。

再如，关于古籍中“帝”的译法，不少英译本作“gods”“God”和“sky”,但在明清时期西方的传教士就已经提出过该词采用音译更为合适，如英国传教士高大卫在其1827年完成的《四书》中将“上帝”译为“Shang Te”；另一传教士苏慧廉曾将《中庸》中的“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译为“The ritual offerings at the suburban altar were for serving the Shang Ti”[5]。据考古发现，殷墟甲骨卜辞反映了殷人卜问对象中的至上之神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或帝。这个“帝”自殷商就有，为中国上古宗教信仰的重要词汇之一，如翻译成“God”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误解，更不能简单地用“sky”来传达，因此把“帝”音译为“Shang-Ti”或“Shang-Te”更为妥帖。

三、小 结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走进西方国家民众的视野，在全球的认可度也有了一定的提升，很多词汇翻译从归化回到了异化音译，如饺子从“dumpling”改回了“jiaozi”，豆腐从“bean curd”改回了“tofu”[6]。玄奘的“五不翻”从顺应源语言的语言习惯和照顾源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入手对翻译方法进行指导，这对当代汉语的外译工作尤其是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但究竟哪些词适合音译，哪些词需要音译、意译结合从而使得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有一个规范、统一的标准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如今，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走出国门，其中的中国文化负载词无一不散发着“中华魅力”，在翻译时力求使这些中国文化负载词的内容与形式准确完整地在英语译文中得到体现,而译文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又要与英语的规范协调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