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静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不同民族和国家应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对话（商谈）和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1]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根基之一，中华文明的塑造亦离不开儒学与外来文化的交往对话。如果说汉以来佛教的中国化展现了儒学强大的同化力，那么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则展现了儒学会通西方文化以发展自身的革新能力和不竭活力。探寻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儒学革新的进程与具体实践不仅是对儒学自身活力的历史重现，亦能为我们在现代科学发展背景下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夯实历史根基。

一、西学东渐与晚明儒学革新的中西对接

（一）儒学转型之需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内在机缘，为晚明儒学革新奠定了基础

儒学自孔子创立起，历经2 000 多年的发展，其理论形态多有演变。大致而言，到明朝初年，它已经历先秦儒学、两汉经学两个阶段，并在宋明理学的形态中逐渐从高潮走向僵化的低谷。明朝将程朱理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此举在强化儒学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同时，也使儒学逐渐被禁锢于程朱理学的一家之言中，沦为“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2]的死水。明中叶以后，诸多的内忧外患显露了明朝的国力日下，但儒学却在自身发展逻辑中处于转型的活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