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羿含

在2017年台湾地区金马奖的获奖影片中，杨雅喆的第三部剧情长片《血观音》成为最大赢家，获得了官方与民间的一致认可。《血观音》的创作延续了导演对历史与当下现实的多元阐释和批判意识，也将表现政治权力博弈的主角从男性转向了女性，并且让女性角色超越了附属和被动的角色定位。对于不同世代女性的刻画使得影片的意指有了多种可能，既可以表现女性的抗争意识与身份认同，也可以成为政治生态的描写与人性的黑暗寓言。《血观音》的女性视角、女性意识与女性议题都与“身体”这一向度密切相关。这里的“身体”不仅是生理学上的概念，更是社会文化催生的意识形态承载体。身体是女性保持个人主体意识的基础。本文从身体美学的相关理论与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理论出发并结合我国台湾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分析《血观音》对于女性形象身体的刻画及其象征意义，探讨影片中女性精神的根源。

一、女性形象中的身体控制权力

《血观音》存在三条叙事线索，明线是以棠家为中心的政治博弈，暗线分为棠家两位女儿的人生转折。三者的起点都是棠家的第一代棠夫人棠畲月影。政治博弈由棠夫人一手策划实施，棠宁的惨死与棠真的转变都源于由棠家无夫无父的家庭建构决定的棠夫人的绝对权威。这种男性角色缺位的结构暗示着棠家主体与权力关系中父权的崩塌。但父权的崩塌并不代表父权带来的影响也随之消失，父权一方面体现在男性凝视的镜头表现，另一方面还体现在棠夫人对棠宁的身体控制与对棠真的精神控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