邴 柠

一、引言

古希腊学者色诺芬和柏拉图就已经意识到劳动分工的重要性，且柏拉图所在同时期，中国的哲学也历经了实质性的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正义与秩序、市场交换体系等等都引发了社会思考，也培育了深刻的创造性思想。“上古时代哲学之发达，由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则因当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过渡时代也[1]。”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描述，这一时期是人类历史的轴心期，经过轴心期的洗礼，“产生了人类精神的全部历史从此所依赖的创造成果”[2]。

18至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指出了在社会生产中劳动分工和就业分工的必要性，而早在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就提出了不同行业的分工思想，指出市场对于个人追求私利的激励作用，追溯到子学时代，《管子》《孟子》和《荀子》均有论述提及劳动分工这一思想。

《管子》认为国家治理的理想境界是君臣一体，《管子·君臣上》有言:“上下之分不同任, 而复合为一体[3]。”但君臣有别，必须明晓各自的职业分工。对于民众的社会分工，《管子》中“士、农、工、商”四阶层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管子·治国第四十八》云，“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3]。”《管子》认为四个阶级的分工与民众间的交流，不仅使一个稳定富裕的国家成为可能，而且也带来了社会的公正。

孟子在驳斥儒生陈相“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的观点时，阐述了劳动分工的必要性，《孟子·滕文公上》有言：“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