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栋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在《人生的意义》这本书中，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毫不避讳虚无主义作为人类存在的赤裸真相，他认为直面人生之虚无的悲剧是一种勇敢的艺术，但这只不过是对“人生的意义”这一问题的回应而非答案[1]11。从“人生的意义”发问，意味着要冷静地面对虚无主义的暗夜，即便不能找到答案也要勇敢地做出回应。从该书的问题逻辑和悲剧生命观来看，《人生的意义》凸显了伊格尔顿面对语言解构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焦虑，而这种略失冷静的态度似乎也影响了他的政治观念。丹尼尔·拉扎尔（Daniel Lazare）在评价《人生的意义》时指出，伊格尔顿作为“一个信仰者在上帝问题上可能是错的，但在现代精神问题的忧虑上，他至少是对的”[2]。社会焦虑是知识分子的特性，必须要承认，《人生的意义》这本书的精辟和深邃之处具有一定的当代批判价值；但在生命哲学的范畴中，伊格尔顿的论证逻辑及其例证也在虚无主义的困境中难以抽身，其爵士乐队的比喻显得过于激进与急躁，忽视了后殖民异质性他者的存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学界的指摘和讽刺。

一

面对“人生的意义”这个论题，伊格尔顿首先对其进行了语言哲学的反思，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就进入到这个问题。从语言这个前置性的角度来质疑这个问题的合理性，其实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语言解构主义。伊格尔顿也并非单纯地去否定它，他的表述更像是一种反讽：一方面，他否定了这个问题的形而上幻觉与同一假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