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圣平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部，上海 200444）

在郭象《庄子注》中，“迹”“冥”是相对而言的一对重要哲学范畴。早在上世纪40年代，王叔岷先生校对郭象《庄子注》时指出，“郭之注《庄》，常以冥字会其极，此在《序》文中已先有启示。所谓冥者，即泯然无迹之意”[1]，从而对《庄子注》中的“冥”“迹”关系有所揭示。在《才性与玄理》一书中，牟宗三先生提出庄子、郭象思想为纯境界形而上学之形态，认为抽象地单观冥体之自己，此为内域；抽象地单观具体之散殊，此为外域；观迹冥圆，全冥在迹，全迹在冥，即迹即冥，非迹非冥，斯乃玄智之圆唱，圣心之极致。此为玄，为具体之中道。此为主张“迹”“冥”之合一、圆融观点的典型[2]。美国学者任博克（Brook Ziporyn） 在 The Penumbra Unbound：THE NEO-TAOIST PHILOSOPHY OF GUO XIANG一书中认为“迹”“冥”之分在郭象哲学中构成其所谓“结构性图像”（the structural image），并强调了在《庄子注》中“冥”的自发性、不可知和不可对象化特征，而对于“迹”，则指出了它们是世人（后人）的认知和意欲活动的工具，它们指向对圣人的理解，尤其会带来对圣人的敬慕和模仿，而作为圣人之“冥”的“自然”“本性”实不可敬慕和模仿，故“迹”“冥”是相互冲突、隔遮的关系[3]。在《庄子注》中，郭象论“冥”，从“冥道”到“冥物”，具有宇宙论、认识论、工夫境界论以及政治哲学上的统一性；郭象论“迹”和“迹”“冥”关系，从“迹”到“无迹”“所以迹”，再到圣人在“忘”之工夫论下的“迹冥”“兼忘”之超然化境，具有思想上的繁复性，也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在分析《庄子注》中“冥”“迹”思想的基础上，本文认同二者关于“迹”“冥”隔遮的基本理论立场，并在认知式的框架下对“迹”“冥”圆融论的思想理路进行简要分析，以就正于学界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