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旭东

对人类“交往观念”的考察一直以来都是传播思想史研究关注的重心所在。如陈力丹便将“传播思想”视为“关于各种精神交往形态和各种交往媒介的基本观点”[1]，卞冬磊在梳理传播思想史研究的“两条河流”时，亦将交流的可与不可作为传播思想史两种研究范式的划分尺度[2]，芮必峰则认为“传播是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联系的唯一方式”[3]，因此“传播思想”的范畴中本就包含着探讨社会传播机制的“媒介观”以及探讨人际传播机制的“交往观”。此外，传播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将“交往观念”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并由此形成一个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即当代社会中人际交往困境的不断恶化，导致人们对理想化的、健全的交往活动的渴求越发强烈和紧迫。

在此背景下，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有关人类交往的观点，尽管在传播思想史研究中还鲜少受到关注，却早已借由出版市场的推广进入公众视野。如陈学明在描述弗洛姆的社会影响时便写道：“弗洛姆在西方世界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不仅对‘新左派’有广泛的影响，而且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热烈欢迎。”[4]在中国，弗洛姆的著作几乎均可找到对应的中文译本，尤其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使得弗洛姆思想获得广泛认可，其著作得到了较为集中的译介和推广，甚至在学界和民间掀起所谓“弗洛姆热”。[5]

那么，为何在传播思想史研究中未受重视的弗洛姆思想，在民众间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