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彭松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现代性”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努力追求并不断自我完善的社会发展目标。尽管各个国家的“现代性”发展进程存在较大差异，但都在探索适合本国伦理文化特征的“现代性”之路，对于有着悠久而具有极强生命力伦理文化传统的中国更是如此。毕竟，“现代性”价值观尽管最早从西方社会产生，带有西方伦理文化的印记，但它不是西方的专利，具有超出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所形成的普遍性特征，能为各个不同伦理文化的国家所共享。表面上看，中国的“现代性”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改革开放时期，到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发展而来的，它受到西方“外缘现代性”的激发，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但这只是外因。中国的“现代性”更为根本的是中国伦理文化传统内生的“现代性”，这才是体现中国“现代性”观念本质特征的因素。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中国早期启蒙伦理思想①具有“现代性”价值，凸显了中国“内生现代性”的必要与可能。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等思想家虽然依据各自的“启蒙”论说，表达了对启蒙的不同理解，但他们都一直认同中国早期启蒙具有“现代性”特质。在大力提倡伦理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探讨、论证和建构中国“现代性”已不再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而是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溯源中国的“现代性”，探索中国早期启蒙伦理思想的“现代性”特质，以此说明中国“现代性”的内生之路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充满美好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