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廷林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曲江人(今属广东省乳源县)侯安都(520-563)，当梁陈之际，佐陈霸先平侯景、袭杀王僧辩，“御武戡乱，为国家所倚赖”[1]，生平见于《陈书》《南史》本传。但因恃功骄横、晚节不保，在传统道德标准下，历代很少给予正面肯定。宋代以降，岭南地方追崇先贤，大多推遵张九龄、余靖、崔与之等立德、立言、立功的楷模，提及侯安都者寥寥。有关其家族事迹、人物、后世子孙等，文献记载极为简略。北宋时侯安都后裔侯晋升，请乐昌人李渤撰有《侯司空庙碑》，颇能反映唐宋时期侯安都信仰在地方上的影响。且这种“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现象，是传统社会祠神信仰研究值得关注的。笔者不揣谫陋，试就此问题略作探讨，恳请方家指正。

一、李渤《侯司空庙碑》考述

李渤《侯司空庙碑》(下简称《庙碑》)，因异代同名，作者被误作唐人，误收入《全唐文》，题作《司空侯安都庙记》。[2]《全唐文》外，《侯司空庙碑》还见收于屈大均选编《广东文选》、道光《广东通志》、同治《韶州府志》等。现据《广东文选》录文如下：

客有游曲江者，始入境，则望韶石之山，既至郡，则瞻张公之祠，以谓吾韶之美，尽于此而已。未知直韶之西北四十里，有桂山之峻，有侯公之伟。余请言其略。

山之肇迹，自荆山南走千余里，至于衡山，斗起为炎帝国。又自衡山南走千余里，至于桂山，郁然为祝融神区。山之盘薄方广几八百余里，峻极崇高几五千仞。青峰碧嶂，云霞所栖，丹崖紫壑，神仙之宅。山下之庙，则司空侯公故家也。

公名安都，字师成，本末具《南史》。工隶书，能鼓琴，长于五言诗。善骑射，为邑里豪雄。陈武帝时，强梗数起，惟与公定计，称为侯郎，未尝名。平侯景，擒王僧辩，破徐嗣徽，刺齐将，降萧孜，所向必克，其智勇之大略如此。始封富川县子，次授南徐州刺史，又进爵为侯，进号平南将军，改封曲江县公。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又迁司空，又进爵为清远郡公，又加侍中、征北大将军，其功烈之盛如此。始武帝崩，朝议未知所立，公独翼戴临川王，是为文帝，何其壮哉！文武之士，云集门下，何其富哉！

公起布衣，提义众，乘风云之会，依日月之光，位极人臣，书勋竹帛，真所谓豪杰之士也。侯师成以功烈为陈将军，张子寿以德业为唐宰相，韶之曲江，所谓将相之乡也。惜乎功大主疑，盛名之下，难乎其终，而子寿最为称显也。

余尝东游泰山，西登华岳，南观衡庐，顾未有以过韶之桂山。而不列祀五岳者，盖其远在南裔，自古帝王耳目之所不接故也。今里中习俗流风，慷慨犹存，时或旱潦，四远来祈，未旋辄应。公之族有登进士第者，名晋升，字德昭，托予记之。予既作记，又作迎神送神之诗，以遗其乡人，使岁时祈恩报德，以长言而歌之。歌曰：……[3]

据成书于景泰七年(1456)的《寰宇通志》载，《庙碑》作者李渤，是北宋乐昌县人，与余靖之子余仲荀同为嘉祐二年(1057)章衡榜进士。[4]万历《广东通志》有传，称李渤字子文，家世业儒，官至白州(今广西博白)知州。其弟李岩皇祐四年(1052)因上书赐官，任至象州(治今广西象州)知州。[5]《庙碑》乃李渤应侯晋升请托而撰。

《庙碑》撰述时间，道光《广东通志》、同治《韶州府志》均署“元丰三年(1080)正月，朝奉郎、知白州乐昌李渤记”，碑文称“公之族有登进士第者，名晋升，字德昭”，据此侯晋升进士登第时间当在元丰三年前。而《寰宇通志》载，侯晋升登进士第在元丰八年(1085)，[4]416二者当有一误。侯晋升历官程乡(治今梅州)、高要(治今广东肇庆)令、知南恩州(治今广东阳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载其与苏轼、苏辙兄弟交往甚密，“与东坡、颍滨往还款密，家藏二公墨帖甚富，坡公一帖云：蒙示新论，利害炳然，文亦温丽，叹服不已。但恨罪废之余，不能少有发明尔。”[6]后世将侯晋升列为“二苏讲友”[7]。

值得注意的是，侯司空庙的创建时间和北宋重修的原因。《庙碑》言：“山下之庙，则司空侯公故家”，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父老相传，即侯安都宅基因以立庙”，道光《广东通志》又载“即其故居创于其没之明年”。可知侯司空庙应创建于侯安都死后不久，以其故宅建庙。到北宋侯晋升重修时，已历经500多年。侯晋升树立庙碑、重修司空庙，似与这一时期侯氏家族较为兴旺有关，或有敦睦宗族之意。

李渤《庙碑》将侯安都与张九龄并称，在文献记载中这是绝无仅有。碑文称“侯师成以功烈为陈将军，张子寿以德业为唐宰相”，由此把曲江县称为“将相之乡”。南宋以降，提及韶州人物，必以张九龄、余靖并举。而这篇作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的《庙碑》，却是侯安都与张九龄并称。余靖去世于治平元年(1064)，《庙碑》写作时间距离余靖的时代很近，作者李渤与余靖可谓同时代人。在当时，余靖尚未以“先贤”形象进入人们视野，侯安都得以与张九龄并列。南宋以后，随着余靖被奉祀为“先贤”，张九龄(文献公)、余靖(文襄公)合祀，开始作为韶州标志性人物，至今为人熟知。而《庙碑》中侯安都与张九龄将相并称之说，基本上销声匿迹。究其原因，正如碑文所说侯安都“功大主疑，盛名之下，难乎其终”。基于传统道德标准的人物评价，余靖一生立言、立功，自然非侯安都可比。

二、人神之际：侯安都信仰演变

与余靖作为“先贤”、“乡贤”被后世官方普遍推崇不同，侯安都成为民众祈祷庇佑的神灵，演化为民间信仰。《庙碑》称“今里中习俗流风，慷慨犹存，时或旱潦，四远来祈，未旋辄应。”侯安都成为护佑旱潦、御灾捍患的神灵，受到地方民众奉祀，反映出北宋时期侯安都信仰在地方民众中的影响。

如上文所考，早在南朝侯安都死后不久，便已被立庙奉祀，至北宋已历经500余年。囿于文献，其详情难以了解。不过，南朝时期岭南酋豪势力突出，“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岭南各地不少酋豪死后被奉祀为神的现象较为突出。如“陈王祠”，《太平寰宇记》载：

南中有妖鬼，号曰陈王。神面黒眼白，形容丑陋，祈祷有验，人多恶之。陈霸先刻木作形，自敬事之。神与之叙族，尊为叔父，祭胙精洁，动静与神俱。毎有施为，多就掷珓，不得好卦，即云王珓不许，颇以感人。其旁有墓，及受梁禅，尊神为帝。[8]

该陈王信仰中心在今广西合浦。此地南朝刘宋时为越州，当时“俚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酋豪陈伯绍为越州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威服俚、獠”[9]。文献或径将“陈王”指为陈伯绍。《舆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志》载：“陈王祠，在合浦县东北三十里，宋刺史陈伯绍有恩惠于民，殁于岭表，所在立祠。陈霸先事之，称为叔父，及受禅，尊为帝。”[10]陈伯绍死后被民众奉祀为“陈王”，陈氏家族至梁、陈之际仍具有强大影响力，乃至被陈霸先引以为助。再如“谏议庙”，奉祀钦州酋豪宁氏。《岭外代答》记载：

钦州宁谏议庙，去城数十里。太守到任谒之，雨旸不时，祷之辄应。六朝时有宁猛力据有其地，隋朝因拜猛力为安州刺史，然恃险骄倨自若也。自令狐熙为桂州总管，谕以恩信，乃诣府请谒，后熙奏改安州为钦州，猛力欲随使者何稠入朝而死，其子长真葬毕即入朝，乃以长真嗣为钦州刺史。唐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长真死，子据袭刺史。然则谏议其猛力欤？猛力最有功于钦，钦人即其墓宅社而稷之，置祭田数顷，诸宁掌之，至今尚存。诸宁今为大姓，每科举尝有荐名者。钦之祀无非淫祠，惟谏议为正。[11]

上述二例，陈氏、宁氏均为南朝地方酋豪，死后被立庙奉祀，演变为陈王祠、宁谏议庙等民众祠神信仰，至唐宋仍颇盛行。特别是宁谏议庙，到宋代仍然由宁氏家族管理祭祀，既有民众信仰祠神色彩，又似宁氏家族祠庙。与奉祀侯安都的侯司空庙，极为相似。此外，历经南朝梁、陈、隋的高州酋豪冼夫人，身后亦被民众广为奉祀。由此可见，南朝至隋，岭南各地酋豪死后被奉祀为神，当为普遍现象。侯司空庙的创建和早期侯安都信仰应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予以审视。

自南朝陈时当已建立，侯司空庙绵延唐宋。进入宋代，随着国家礼制文教深入渗透岭南，侯安都庙成为侯氏子孙进行家族建构的资源。这应当是元丰年间，随着侯晋升科举登第，请人撰写《庙碑》、修缮侯司空庙的初衷。明代时，侯司空庙废弃，侯安都“祀于乡贤(祠)”[12]。此外，在《韶州府志》、《曲江县志》中均记载，“文英庙，祀侯司空，在武城街。”此文英庙当从文英楼演变而来，嘉靖《韶州府志》即载“文英楼，在后街”。

侯安都由人而神，作为地方祠祀崇拜神灵，凸显的并非侯安都生前显赫功勋，而是神灵“未旋辄应”的灵验。在这一层面，民众将解脱水旱的希望寄托在祠神上，侯安都成为民众“时或旱潦，四远来祈”的神灵。唐宋时期的司空庙，既是自发形成的民众祠神信仰场所，又是侯氏家族祠庙，而非国家礼制秩序中的先贤忠烈类祠庙。明清时期，司空庙时有荒废，侯安都被奉祀于曲江县的乡贤祠，这个层面的崇祀则是来自于地方家族、士人乃至地方官员，具有以前代乡贤教化民众的意义。

三、侯晋升《比部李公庙记》

上文所涉侯司空庙、宁谏议庙等，从皆由族人掌管庙祀来看，具有家族祠庙性质，但其祠庙规制、陈设、格局等不得而知。家庙制度是儒家礼制的组成部分之一，溯源岭南家庙祠堂，有助于了解儒家礼制在岭南落实状况。①侯安都后裔、北宋曲江进士侯晋升所作《比部李公庙记》，是一篇记录早期岭南家族祠堂的文献。这篇《庙记》是元祐七年(1092)，侯晋升在高要县令任上，为高要李氏家族所作，对了解早期岭南士人家族家祠家庙，具有一定价值。《比部李公庙记》载：

高要比部庙，乃祀赠比部郎中李公也。皇祐中，南寇沿江东下，焚毁城邑，贼虐衣冠，二广惊扰。仁宗皇帝恻然下诏，采甄士类，增贡礼部，概与序爵。公时授同学究出身，初任象州司理参军，次惠州博罗县簿，用举改横州推官。丁母忧，授白州推官。二年府帅沈待制、礼使张司勋辟充钦州推官。所至以廉能称。熙宁中，守臣寡谋启衅，交人出其不意，毁寨陷城，钦守遇害，官吏兵民孑然无遗。公之室尽歼于贼刃凡一十三人。神宗皇帝闻而悼之，自守臣以下，加恩有差，追赠公为比部郞中，录公之季子忠为班行，又诏下端州，录其近亲。表，其从弟也，以其尝从公覆没，由是得为三班。

公讳英，字子厚，其先守端州，其后因家高要县横石村迁修里。祖邵、父乔皆不仕，忠招公与夫人南恩陈氏之魂葬于陆村，即其故宅基构祠堂，岁月浸久，栋宇弊坏。表乃革故取新，重堂广厦，塑像绘壁。落成于元祐七年九月望日。其族姓乡党因而时享。表字江叔，居官廉勤，以晋升为高要令，而稔民之□□□。词曰……[13]

比部李公，即李英。鉴于侬智高事件中，广州士人黄师宓、黄玮等皆因落第而成为侬智高反宋谋主，[14]岭南士人政治出路成为国家不得不重视的问题。赵宋王朝为扩大统治基础，巩固岭南统治，在平定侬智高后，皇祐五年(1053)取特奏名进士1196人中，广南东、西路达691人，占一半以上。[15]《庙记》所言“采甄士类，增贡礼部，概与序爵”，指的便是这次特奏名大量录取岭南读书人入仕。李英也在此次获“授同学究出身”，历任象州司理参军、博罗县主簿、横、白、钦等州推官，在熙宁末交趾战争中，遇害。事后赠官比部郎中，他的季子李忠、从弟李表受到国家褒录。

由《庙记》可知，高要李氏家族祠堂在北宋熙宁末(1076)当已建立。熙宁末，李英遇害后，其子李忠“招公与夫人南恩陈氏之魂葬于陆村，即其故宅基构祠堂”。元祐七年(1092)，李英从弟李表进行重修。据记文所载，高要李氏家族祠堂比部李公庙“塑像绘壁”，供奉李英遗像，供“族姓乡党，因而时享”。岭南士人家族祠堂，这是所见较早的一例，出现在北宋熙宁、元祐年间。

经过北宋时期文教教化深入推进，岭南士人群体不断壮大，士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逐渐在岭南出现并发挥重要作用。这为儒家礼仪制度在岭南的落地奠定基础。至南宋时，朱子家礼的礼仪规范在岭南局部士人家族中得到推广。②

四、结 语

通过解读《侯司空庙碑》相关信息，梳理侯安都信仰演变的蛛丝马迹。作为梁陈之际岭南地方酋豪之一，在支持陈霸先建立陈朝过程中，侯安都曾发挥重要作用。因晚节不保，宋代以后侯安都较少被士人、地方官员肯定。与陈王祠、宁谏议庙、冼夫人庙等类似，在侯安都死后不久，侯司空庙便已在侯安都故宅创建，为当地民众奉祀。在南朝至隋岭南酋豪政治背景下，“生为人杰，死为鬼雄”，这可能是当时岭南较为普遍现象。随着民众奉祀祈祷，后世信众逐渐赋予神灵侯安都护佑水旱、御灾捍患的神职。

侯安都作为一代人杰，身后先是被家族奉祀，进而演化为民众信仰祠神。宋代以后，侯氏家族凸显其祖先神形象。元丰年间，侯安都后裔侯晋升，请乐昌人李渤写下《侯司空庙碑》，碑文中将侯安都与张九龄并举，由此把曲江县称为“将相之乡”。侯晋升登进士第并重修侯司空庙，似显示侯氏家族注重家族文化之建构。与此相似，熙宁至元祐年间，高要李氏家族创建比部李公庙作为家族祠堂，反映出早期岭南士人家族发展和早期岭南家族祠堂状况。作为宋代岭南新兴的士人阶层，曲江侯氏、高要李氏重视家族文化建构，反映出伴随岭南士人成长，国家礼制和儒家伦理在岭南落地生根。明代，位于侯安都故宅的侯司空庙已趋废弃，与此同时曲江县地方上把侯安都作为乡贤供奉于“乡贤祠”。乡贤祠中的侯安都，具有国家礼制教化性质，被作为地方先贤用以教化民众。

注释

①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关注到宋代珠江三角洲士人家族祠堂的出现。陆敏珍《重写世界：宋人从家庙到祠堂的构想》(《浙江学刊》2017年第3期)指出，家庙未能在宋代社会建立起制度范式，祠堂作为活跃的文化符号开始频繁出现于士人讨论与实际祭祖操作中。

② 如朱熹弟子潮阳郭叔云把朱子家礼落实到宗族构建，建立宗会楼、食宴堂等祠堂。参见陈淳《北溪大全集》卷9《宗会楼记》、《食燕堂记》，卷25《答郭子从一、二、三》、卷36《答郭子从问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