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震宇

摘 要：本文对适度人口、人口红利的概念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阐述，认为技术进步速率是适度人口的影响因素，且在技术领域的进步速率满足人口增长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瓶颈突破以前，都将存在阶段性的“适度人口”和适合本阶段国家发展需要的人口规模。此外，本文提出，现阶段全面放开生育导致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可能性较低。但地区发展不均衡、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等问题使得农村新增人口被迫只能享受相对较少较差的教育资源。此外，地区发展差异导致人口红利跨区域流动，由此导致的人口流出地留守老人与儿童的赡养/抚养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在放开生育的同时，需要做好配套措施，妥善解决教育公平与区域发展問题。

关键词：适度人口;人口红利;配套措施

一、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老年与青少年人口比例较低、劳动力人口比例较高，即“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和就业机会增加，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段时期被称为“人口红利”。而人口老龄化倾向出现之初，由于出生率下降先于人口老龄化出现，且前者速度快于后者。因此在这一阶段，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此时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由于抚养比较低，用于赡养/抚养的社会产出较少，故社会储蓄较多、进而生产性投资较多，同时劳动力用于提升自身技能的投入也较多，因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这段时期即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这一时期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所产生的额外经济成果，则被称为“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为时间概念，“人口红利”为经济概念，不可混为一谈。

中国目前人口红利的形成或产生是建立在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长与1970 年代以来人口控制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之上的，而其也随着时间推移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消失。近年来有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即便人口不再增长，经济仍在持续发展，说明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创新”而非“人口增长”。人口红利的终结恰恰可以推动中国走到靠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正确轨道，因此关键不在于人口数量，而在于提升国民素质（李小平、程恩富等）;也有学者认为，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因此提出应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本文认为，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同样重要。由于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具有私密空间的需要，因此空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其决定了必定存在一个绝对的适度人口。在达到这一人口数量之前，技术进步虽然能够不断提高地球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但在众多影响人口承载力的因素中，哪一技术领域的进步速率不足以满足人口增长需要，社会经济哪一领域遇到的发展瓶颈尚未得以突破，那么在该领域技术难关被攻克、该社会经济问题得到解决之前，都将存在阶段性的“适度人口”和适合本阶段国家发展需要的人口规模。

本文认为，现阶段全面放开生育不会造成我国人口爆炸式增长，但必须做好配套措施，妥善解决地区发展不均衡、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差异、人口红利跨区域流动等问题。

二、适度人口

人口承载力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历史上如福格特（1948）等学者曾基于各自所处时代的条件，对地球生态环境的最大人口承载能力进行了估算，也均得出了比较悲观的结论。但随着技术进步，现今全球人口数量已远远超过既有估算，且全球资源环境及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尚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并没有出现预测中的资源环境崩溃、饥荒战乱发生等极端情况。因此人口承载力的确是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的。

诚然，技术进步能够不断开发新能源、提高生产率。但空间资源也是一种资源，人类作为一种高级动物，除去生活生产资料、休闲娱乐外，还有着私密空间的需要。仅基于资源条件估算最大人口承载力，而忽视人类作为高等动物的私密空间需求，显然并不符合实际。有限的地球空间必然导致对人口规模的限制，即一个静态的、绝对的“适度人口”规模。

此外，消费和生活习惯也影响人口承载力，同样的土地与资源条件下，生活方式浪费的地区能养活的人自然要少于生活方式精打细算的地区。但技术进步速率也同样影响人口承载力。譬如，如果在完全可替代化石燃料的新能源得以广泛应用之前，化石燃料即已耗尽，那么在新能源技术发展到实用阶段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内，“适度人口”是必然存在的。推而广之，其他领域亦然。根据“木桶效应”理论，在众多影响人口承载力的因素中，哪一领域的技术进步速率不足以满足人口增长需要，那么在该领域技术难关被攻克之前，“适度人口”都将存在。换言之，除了因空间限制，存在着一个最大的适度人口规模以外;还会在某几段特定时间内，存在着因技术条件限制而产生的若干个“暂时性”的适度人口规模。

三、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同样重要

当前学界有观点认为，国力主要由人口质量而非人口数量决定，人口红利的终结可以推动中国走到靠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正确轨道，因此关键不在于人口数量，而在于提升国民素质（李小平，2004）。也有学者认为只有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使总人口“先控后减”才能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程恩富，2010）。

本文认为，人口质量的提高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但人口数量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同样不容轻视。经济的本质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对相对有限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进行分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人，又何谈经济？何谈综合国力？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资本而言，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既被视为大规模、高素质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潜力巨大的市场，这即是人口数量对综合国力的重要影响之一。如果减少人口数量就能提高综合国力，那西方发达国家又何必纷纷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欧洲国家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的劳动力数量问题是外国移民流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减少人口数量能够增强综合国力的观点尚有待商榷。

另一方面，人口质量的提高虽然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充分就业”作为中间的传导机制特别重要。如果劳动人口结构不均衡，将造成有的行业人才过剩，而有的行业人才紧缺，出现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这对中国的启示是要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充分就业，一方面我们要优化教育结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另一方面也要扭转长期以来轻视技术工人的社会观念，使技术工人得到社会的真正尊重与认可。

四、科技进步与就业政策

有观点认为，科技进步将导致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如人工智能可以取代许多人的岗位，因此大量人口将成为负担而非劳动力。然而每次科技进步在导致一些传统行业消亡的同时，也在大量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蒸汽机的生产人员、修理技师等行业消失，但内燃机的出现又造就了以汽车司机为代表的其他行业的出现;同时石化工业的发展也创造了大批的就业岗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同样如此。此外，机器学习需要大量的数据，中国大量人口背后的数据信息规模优势，是西方发达国家难以比拟的。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较大的人口规模不但并不冲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相辅相成。

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代表就业问题可以“信马由缰”。科技进步导致的产业升级使得劳动力需求转变为对高级技工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大量的高技能岗位需求是低技能劳动力难以满足的。因此科技进步带来的岗位增加与解决就业问题并不存在绝对的因果关系，这中间的传导机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启示我们：我国作为一个在过去几十年中利用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增长动力的国家，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农民工群体的就业问题，应通过技能培训、职业教育等方式，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关心民生、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

五、全面放开生育是否可行？

有观点认为全面放开生育会造成富裕阶层和农村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且农村人口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但是，即使是在生育政策放松之前，富裕阶层与中产阶级的生育意愿也基本没有受到政策影响：富裕阶层生得起、养得起、罚得起，而中产阶级因自身经济条件限制，也倾向于少生育。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通常会导致出生率的降低。事实上，自生育政策放松以来，我国也的确并未出现预想中出生人口井喷式增长的局面，这既是过去相对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惯性影响，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育龄夫妇的自主选择。因此可以合理预计，即便全面放开生育，出现爆炸式增长的可能性也很低。

但放开生育的同时，相关配套措施绝不可忽视。当前优秀师资与生源呈现出明显的“农村→城市”、“一般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的流动趋势。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变，在当前农村总和生育率高于城市的情况继续维持的条件下，农村出生人口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口素质下降。原因在于，这种趋势将形成马太效应，使得优秀师资/生源流入地的学校越来越强，流出地的学校则越来越弱，形成恶性循环。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则农村出生人口就被迫只能享受较少、较差的教育资源，进而导致出生人口素质下降。

六、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区域中心城市的不断发展，资源流向趋势短期难以逆转。因此，一味以行政手段限制师资、生源流动的做法并不可取;另一方面，如果单纯赋予外来人口子女同等的教育权利，会加剧马太效应，使农村地区日益空虚，同时城市也会面临更大的人口压力，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性。故应统筹考虑，多管齐下，其中以下几个方面或可纳入考量：

1.对农村地区，采取限制与支持措施并举。限制措施，即对师资流动采取相对严格的限制措施，减轻城市学校掠夺性吸收农村学校优秀师资的程度。支持措施，即加大对农村学校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更注意师资队伍建设：通过提高待遇，吸引和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地区执教，缩小城乡师资差距。

2.城市地区则应降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特别是高素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工作地入学的制度门槛;除此之外，其他生源流动的门槛应保持相对较高;在保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权益、为“留守儿童”问题提出纾缓措施的同时，减轻区域中心城市学校的“虹吸效应”。

3.发展线上教学，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本次疫情中，线上教育大放异彩。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发展农村教育成为可能。因此可将优秀教师线上授课、轮岗支教等方式作为农村教育的补充措施。

此外，人口流动造成的人口红利跨区域流动现象也应予以重视：经济发达地区由于青壮年流入，保证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即分享了其他地区的人口红利。然而对于流出地区而言，这不仅意味著人口红利的流失，而且可能还意味着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后，还得替发达地区偿还人口负债。此外随着部分流出人口在流入地定居，留守人群的问题也不应忽视。但人口红利的跨区域流动，本质上是区域发展尚欠协调导致的。因此在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以前，应较大程度地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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