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丹

1949年后，赵树理曾多次对自己的文学历程进行反思和总结，在这些由“反思表述”和“总结陈词”所形成的自我建构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回避甚至隐匿自己1937年之前的社会活动和创作经历，对这种“避”和“匿”的解析，是理解赵树理的一个重要入口。而“避”“匿”所指向的，其实是赵树理与民间秘密社会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组织意义上的，即赵树理曾加入秘密社会组织，是其中的成员，这种关系在1937年后即告终结；其二是文化意义上的，即赵树理深刻地认识到秘密社会就是“民间”的重要存在方式，这种认识伴随着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且终生未辍。

一

董大中曾敏锐地注意到，赵树理“生平资料也很少，特别是早期，所能找到的，仅有一些干部登记表，而那上边往往只有干巴巴的几条。如一张表上说到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七年多，只有‘在故乡和太原流浪或教书’十一个字，至于各在什么时候，起讫时间如何，一概不提。更有甚者，赵树理自己谈到他的过去时，常常有意无意给人们留下一笔糊涂账。如在太谷北洸村教书，就有1933、1934、1936年等几个说法。我问赵广建：‘怎么搞的，你爸爸说到过去时，事实倒有，却总把时间说错，不是提前，便是拉后。’赵广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是他故意的，他怕人调查！’她一连说了几次”①。

结合赵树理自己的表述，这种“一概不提”和“糊涂账”的确名副其实，在其多次自我表述中都能很轻易地发现这一点。如1952年5月24日，赵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