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涛

抗战初期，何其芳与友人结伴从成都来到延安，文学与人生的轨道也随之转换，由一个“画梦”的诗人变身为一个热烈的“事务工作者”①。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战争与革命的语境中，这样的转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也有“何其芳现象”的说法，认为到延安后，诗人在政治上进步了，艺术上却退步了，“文学何其芳”变成了“政治何其芳”。所谓“两个何其芳”的分别，生成于新时期以来文学与政治二元对峙的观念框架，今天看来，显然颇成问题②。近年来，有研究者试图“缝合”这一分裂的形象，更多关注诗人原有的抒情姿态、社会意识的延伸，提出不存在“两个何其芳”，而“只有一个何其芳”③。这样的讨论，推进了有关“何其芳现象”的理解，但又似乎没有完全挣脱原有的框架，仍聚焦于转向过程的辨析、说明。事实上，何其芳延安时期的写作、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关联，以及特殊的感受结构和人格状态，无法在“两个”或“一个”何其芳这样的线性问题脉络中得到有效呈现。尤其是，作为体现何其芳思想、情感转变的核心文本，写于1940年的系列诗歌《夜歌》，就是一部看似明朗实际包含丰富层次的作品。

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后的文艺标准来看，《夜歌》抒发的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伤感、脆弱与空想”的“旧情绪”④，与真正的“延安文艺”尚有很大距离。但如果将《夜歌》理解为20世纪30年代新文艺在延安新空气、新环境中的一种延伸、变异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