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越

杜牧早在晚唐五代就有“颇纵声色”“狎游饮酒”“狂于美色”的名声①，由此形成的风流形象影响了后人对他的诗和人的评价。不过，杜牧是否风流，也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学者的判断常与他们对材料的看法有关。质疑者认为，表明杜牧“纵声色”名声的材料，主要是一些咏妓写情诗和几个当年流传的轶事，可这些文本大多并不可靠。比如，收录了此类咏妓写情诗的《樊川外集》（下文简称《外集》）和《樊川别集》（下文简称《别集》），讹伪情况就很严重②。而轶事中描写的风情韵事是否发生过，由于没有佐证，或者部分信息与另外的史料有冲突，真实性也是个问题③。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轶事是好事者的附会，或者是党争中人“编造故事以丑诋杜牧”④。但相信这些材料的学者，则会从家风浮薄、因政治抱负不能实现而纵情声色等方面，寻找杜牧放荡的原因⑤。对杜牧是否以及为何风流的讨论，对诗和轶事的真伪辨正，这些工作无疑都有意义，其目标是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杜牧。不过，如果我们相信有生命力的作家的形象不仅是一种自动呈现，而且也是历史过程中读者、批评家种种阐释积累的结果，那么，围绕这一争议，也许可以换个角度，从读者以及读者与作者、文本的关系入手，讨论杜牧形象出现的过程和原因。

这一方面，王凌靓华的研究已有涉及。她描述了杜牧风流形象生成的过程，指出先是杜牧在诗中呈现了这一自我形象，之后这个形象又在唐五代的笔记和宋以后的诗词、戏曲中具体化、传奇化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