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良，刘 乐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刻本佛经刊刻的年代距离佛经汉译的年代久远，其间由于误写、误刻、改古从今和服务不同学术思想，改动在所难免。衣川贤次认为：“刊本藏经之间的文字差异不是很大，而刊本和写本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较大的、有系统的差异。”[1]毫无疑问，这些差异不都是佛经传抄和递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其中部分是由人为的有计划地改动造成的。其实，无论是从写本佛经到刻本佛经的整理，还是刻本佛经到刻本佛经的递刻，历代校理者都是一边带着对佛经的虔敬之心小心校勘，一边对个别字词句进行修改和润色。

《大正新修大藏经》是目前学界使用最广和较为完备的版本，其底本《再刻高丽藏》(1236年开雕，以下简称丽藏)，由高丽学僧守其法师主持雕造，将《开宝藏》、《高丽大藏经》与《契丹藏》等一一校勘，考证原文之脱误、讹字、异译等刊刻而成，对此前的抄本和刻本佛典的字词句都做了不少改动。笔者做元魏时期昙曜、吉迦夜合译《杂宝藏经》异文校读，以丽藏为底本，对校《开宝藏》的另一覆刻本《赵城金藏》(约1149年开雕，以下简称金藏)，以及敦煌写经、经音义、唐前引文、南系私刻之《毗卢藏》(1112年开雕，以下简称毗藏)等代表佛经传抄时期面貌的文献，结果显示丽藏确实与之前的佛典在字词句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就同义词异文而言，丽藏的整理者往往以具有相同的义项为基础，替换其他版本佛经里的相应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