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林 廖薇

[关键词]邓小平;教材建设;教材出版;教材编写;科教兴国战略

1977年，重新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主动承担起了我国教育科技战线的领导工作。之所以选择主抓全国的科技教育工作，是因为他认识到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而教育工作又是科技工作的基础。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为此，他提出了“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②的口号，从战略高度上将教育与科技两个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解决。作为现代教育主要知识载体的教材，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为重要内容的。因此，教材也成为教育与科技两大领域的结合点。当时，教材问题是影响教育事业发展的严重短板。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我国唯一的出版教材的专业出版社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得以恢复，但并未正常开展教材出版工作。全国大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出版处于散乱状态，不仅教材质量差，而且教材使用也常常得不到保证。教材建设在教育领域中发展严重滞后。随着邓小平关于教材与教材建设重要地位的重要指示精神得到贯彻落实，全国大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使用等各个环节的领导、组织与管理就成为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教材建设工作开始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一、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教材建设问题

教材一般被定义为“根据一定学科任务，编选和组织具有一定范围和深度的知识技能体系。它一般以教科书的形式来具体反映”，或“教师指导学生学习的一切教学资料”。作为一种规范性、工具性的知识载体，教材是人类教育的基础和人类文化传承的范本。以古代中国为例，“古代的学校教材，在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封建的政治和经济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因此，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建设问题实际上体现了国家意志。邓小平就是从国家战略高度来重视教材的地位与作用的。

（一）教材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

教材是大中小学各级各类学校课堂教学所遵循的范本，提供了当代知识传授的标准信息。因此，教材质量是教学质量的依托。“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教育受到严重干扰，学生的学习质量下降，教材水平也大大降低，使得我国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都受到相当大的损失。1977年9月，邓小平指出，“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要提高教材质量，现在是认真研究的时候了”。1978年2月10日，邓小平在审阅教育部党组提交的《关于请调教材编辑出版干部的报告》时明确批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學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纸张十分紧缺，造成全国教材印刷困难。邓小平对教材工作的高度重视，不仅对于帮助有关部门正确认识解决教材供应问题的重要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也有助于各级各类学校把教材使用管理问题作为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予以足够的重视。

（二）教材建设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国家教育工作，必须把教材建设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1977年8月1日，邓小平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交流如何加强全国的教育工作问题时，就把教材问题作为当时最应该抓紧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之一提了出来。他明确指出：“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是教材问题，还有教师队伍问题。”几天以后，他在主持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再次明确地把教材问题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他要求教育部门：“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把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邓小平对教材编写和发行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对相关报告作出指示。例如，1977年10月下旬批准教育部、国家出版局《关于召开全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1978年2月10日，审阅教育部党组《关于请调教材编辑出版干部的报告》;同年2月，审阅教育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全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的报告》;同年10月，审阅教育部《关于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情况的汇报》;等等。

（三）教材质量关乎国家的未来

教材具有“传递人类文化遗产和科研成果的功能”。邓小平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未来这个战略高度上，重视教材在向青少年传递人文历史、科学技术等知识信息上的重要功能，强调教材是事关民族命运的教育工具。1977年7月邓小平刚开始主管教育和科学工作，与相关高校领导谈话时就深刻指出：“我们国家六十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七十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从全局的高度揭示了教材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1978年3月，邓小平审阅了教育部《关于中学历史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的请示报告》，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教科书出现了按军国主义观点篡改日本侵略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针对这一事件，邓小平阐述了教材对国家民族有特殊影响的观点。他认为，日本教科书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那些年轻人需要上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在邓小平看来，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事件，从反面启发了我们，教材建设承担着教育青少年的重要责任。为此，他还特别指出：“教科书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问题的本身，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后代的问题。”

二、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材建设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我国在教材建设领域的经验教训，引导人们摆脱认识误区，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拨乱反正，使教材建设工作尽快走上正轨。一方面，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包括教材建设在内的教育工作取得的重要成绩，为总结这一时期教材建设工作的成功经验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总结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教材质量下降的惨痛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65年，高等学校数量达到了434所，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份1947年（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增长1.1倍;中等学校数量达到了80993所，比新中国成立前增长14.1倍;小学数量达到了1681000所，比新中国成立前增长4.9倍。同时，完成了对旧中国教育的改造工作，“使原有的教育事业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在此基础上发展人民教育事业”。

这一时期教材建设工作同样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高等学校教材在摆脱苏联教材影响的情况下开始自主编写，中小学先后编写出五套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第一套是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和出版总署编审局改编和审定、由新华书店出版的教材（1949～1950年使用）;第二套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教育部要求重新编写和修订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1951～1955年使用）;第三套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充实编写力量后，按照教育部要求制订中小学教学大纲并编写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1956～1957年使用）;第四套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领导下编写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1961～1962年使用）;第五套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领导下编写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1963～1965年使用）。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党的正确领导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教育事业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出现了“停课闹革命”的不正常现象，全国各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被迫中断，教材建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所谓“红线”，就是指“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这一论断明确肯定了这一时期教育工作的成就，为正确总结其成功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认为，这一时期包括教育工作者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因此，从逻辑上看，如果对这17年的教育工作不作充分的肯定，“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邓小平对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工作的肯定，自然也包括对教材建设工作的肯定。参加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教材建设工作的知识分子所付出的心血得到了充分认可，其宝贵经验得到了必要的重视，这就为正确总结这一时期教材建设工作的成功经验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

此外，邓小平还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编写内容长期没能及时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严重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初，向苏联学习的大背景下，全国大中小学各门课程教材在编写内容上都十分重视吸收苏联教材的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苏联在与世界上其他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的交流也并不充分，其教材在吸收苏联以外的世界先进科技成果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随着中苏关系恶化，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使用的各门课程教材失去了吸收苏联教材内容的机会，也无法及时吸收世界先进科技知识。在他看来，要缩小我国在科学技术上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就得抓好大中小学各个层次的教育。“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在如何抓好教育问题上，邓小平把编写教材作为关键环节。他从吸收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角度分析我国教材建设中存在的严重不足，希望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这不仅是他正在部署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的重要依据，也是教材编写工作的重要目标，对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材建设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推动我国教材建设发展的重要举措

20世纪70年代末期，邓小平围绕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等方面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了推动我国教材建设发展的一系列战略举措。

（一）高度重视教材编辑出版力量的组织管理工作

尽快编写出高质量教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必须首先加强教材编辑出版力量的组织管理工作。

1977年7月，刚刚正式恢复领导职务不久的邓小平就在听取科技、教育部门的领导同志汇报时明确提出，要加强教材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强化教材编辑力量，“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能让学生“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这一重要指示是在全国教材编辑队伍处于分散状态、作为全国教材专业出版社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尚未得到恢复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这对于迅速集聚全国教材编辑出版力量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为了落實邓小平关于加强教材编辑的组织领导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共教育部党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请调教材编辑出版干部的报告》。邓小平在审阅时对该报告所提出的要求表示支持，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要重视加强编辑出版力量的问题，指示“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随后，教育部立即着手集中全国教材编辑力量，组织领导中小学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教育部从全国各地抽调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各个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历经三年时间，到1980年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基本完成编辑出版工作。与之前的几套教材相比，这套教材是在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各方面条什并不成熟的情况下，邓小平从国家战略高度积极谋划、部署、安排，充分调动中小学教材编辑出版队伍积极性的基础上编写出来的，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套教材对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恢复教学秩序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如果没有邓小平对教材建设工作的大力支持，全国教材编辑出版力量根本不可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近两年的时问里就得到恢复，这套教材完成的时间表将大大延迟，尽快提高我国新时期教育质量的计划也就难以短时间内得到落实。

（二）通过进口教材促进我国教材内容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

针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存在着知识内容陈旧的问题，邓小平多次要求在新教材编写中要在内容上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他在多个场合强调，教材编写要吸收国外科学技术方面的最新成果，反映世界先进水平。他要求教材编写“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为了让学生通过教材了解和学习世界科学技术最新进展和成果，“要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放到教材里去，把数理化和外文的基础打好”，“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发展教育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础，采用反映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教材才能更好地培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为了更好地解决教材编写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的问题，从借鉴、吸收国外自然科学教材编写的成功经验的角度考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进口外国教材。他明确要求，要把当时世界上科学技术发展处于先进水平的一些国家的自然科学教材进口到我国，“要进口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西德等国家的自然科学教材”。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国家外汇资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教育部动用10万美元的中央财政拨款到国外去采购教材，“至1978年2月，进口的外国教材已达2200册，其中小学教材占15%，中学教材占20%，大学教材占65%”。在我国教育的国际交流过去长期处于基本中断状态的情况下，作为教材编写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批进口教材有助于打开当时我国教材编写者的眼界，在提高我国大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三）强调教材编写要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学校大量使用苏联教材。仅1949～1960年间，我国就翻译出版了一两千种苏联编写的高等学校教材，高等学校使用了苏联专家编写的讲义和教材1158种。这些教材的广泛使用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但在当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照搬照抄苏联教材的问题。例如，1956年，就有师范学校学生反映，他们的算术课使用的翻译苏联教材就存在着不适合学生学习的问题。这一教材词句翻译不通畅，倒装句多，阅读困难。同时，不少内容并不切合实际，对学生以后的工作没有什么用处。这表明，翻译使用国外教材是不能照搬照抄的，如果不能结合中国国情来使用国外教材，其教育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鉴于过去翻译使用苏联教材曾经有过的教训，邓小平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一方面倡导进口外国教材，吸收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编入我国教材，体现通过发展教育在科学技术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又反复提醒，对外国教材不能照搬照抄，要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来利用外国教材，把外国教材与我们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指出：“要紧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他明确要求，教材不仅要有反映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内容，“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要求教材编写工作者在借鉴国外教材内容的同时，要根据我国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考虑中国人的思维特点、语言表达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科学原理与方法。在人文学科的教材中，还需要考虑中国文化传统、道德与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因此，邓小平关于教材编写要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指示，就是倡导开展中国特色教材体系建设。

作为学生学习的工具，教材编写的内容与风格需要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中小学教材还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心理与智力的特点来编写。邓小平从宏观上关心教材编写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同时，也关心教材编写是否在微观层面符合学生的个体情况的问题。他要求教材编写必须有利于学生在阅读中接受新知识，明确要求要“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小学生在认知方面的变化较快，其接受科学知识的能力也随之提升。教材编写只有充分符合个体心理发展的实际情况，才能快速提升其传播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效果。

（四）提出教材编写要坚持精简原则和系统性原则

教材作为帮助教师和学生完成教学任务的有效工具，与其他知识载体相比，在知识传播的规范性、系统性、科学性、艺术性等方面都有更为严格的要求。因此，教材编写工作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根据教学要求严格安排教学内容，确保知识体系的严密性以及语言的流畅与准确，不能粗制滥造。

邓小平首先在教材编写上提出了精简原则，强调“教材要精简，大学的教材也应精简”。对于如何做到精简，他从精与简的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几个方面做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教材要精简，一是简，二是精。简得没有内容了，就丢了这个精字;简，不能降低质量。”也就是说，“简”并不是简单地减少内容，而是从“精”上去下功夫。编出好教材，关键在于一个“精”字。从强调教材在培养学生更好地掌握科学技术的角度，他主要围绕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的问题来谈教材编写的精简原则，认为“教材要做到精，就要合乎现代科学的发展水平，要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教育青年”。在学习科学知识方面，教材编写中的“精”，就是要发挥好教材传播科学知识的功能，做到教材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最优化，让学生接受到最新的科学知识。

邓小平在指导军队学校教育上提出了教材编写的系统性原则。他提出，要改变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军队系统教材的不理想状况，就要在教材编写中加强军事知识的系统性，要统一编写教材。“教材的内容，要使学员懂得敌人，懂得自己;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战争经验;要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坦克、飞机，天空、地面、海上，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等等。总之，一系列东西都要反映在教材里面。”，邓小平关于军队系统教材编写的指示，同样适用于普通大中小学的教材编写要求。教材在知识灌输上必须保持内容的系統性、逻辑的严谨性、体系的完整性，不应该碎片化地呈现知识。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对于提升我国教材编写质量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