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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士人治天下,以天下奉士人”

2014-02-25周永蔚

青年文学家 2014年18期
关键词:崇文科举制度读书

摘要:宋初“崇文”现象具体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宋初帝王对于读书与文学的重视,不仅大力收藏图书典籍,并且身体力行的投入到创作当中;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宽松的文化思想政策,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优待士人,“以士人治天下”的根本主张。

关键词:宋初;崇文;读书;科举制度;优待士人

作者简介:周永蔚,1989年生,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及其唐宋文化。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8--02

宋初“崇文”现象有着深刻地历史内涵。自从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的威慑力大大削弱,各地藩镇拥兵自重,到了唐代后期,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尤其是五代十国,政权更迭频繁,军人叛乱,大臣以下犯上,君权丧失,这些都给了宋初统治者极大的影响,赵匡胤想出“杯酒释兵权”可以说也是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的力量很强大,威逼中原王朝,出现了“儿皇帝”的无耻之事,在赵匡胤看来,这与道德沦丧,文化衰败,儒家正统受到巨大挑战有关。

在宋太祖看来,五代纷乱,是天下不习文的缘故,而习文首要的就是读书,他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1]结果近臣皆莫对。不过,他的读书并不是为了提高文学修养,吟诗作词,而是以期能够为治理国家获得启发,或者受到文化传统的洗礼与约束,比如新丹凤门成,梁周翰献《丹凤门赋》,帝曰:“人家盖一个门楼措大家又献言语!”遂掷于地。[2]可见他在有意引导一种实用性的文风与读书方向。他除了劝导武臣读书,也劝导文臣读书,尝曰;“宰相须用读书人。”[3]他与赵普的君臣关系非常亲密,也常常劝以读书:“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既甍,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4]太祖通过读书,也调和了文武关系,也是尝试建立儒家道统的第一步。而太宗同样也喜爱读书,且把改过从善,探求治国之道作为主要目的,太宗曾对近臣说:“屡有人言储二事,朕颇读书,见前代治乱,岂不在心。”

唐末五代以来,文物典籍丧失殆尽,“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两千余卷。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两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幅稍备。”同时,又“别建三馆,……诏赐名为崇文院。……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5]太宗不同于太祖是武人出身,他博览经史,崇尚学术,本人也练习文墨,太平兴国二年“命翰林学士李昉等编类书为一千卷,小说五百卷”[6]太平兴国六年又下诏:“诸州士庶,家有藏医书者,许送官。……第其卷数,优赐钱帛,及二百卷以上者与出身,”[7]通过这些措施,也获得了大量的图书,不愿送官的,官府借抄完归还。另外,太宗还组织李昉等人,利用馆阁丰富的藏书编纂图书,太平兴国八年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自今日进三卷,朕当亲览。……寻改总类名曰御览。”[8]在雍熙三年,他认为诸家文集,虽各有所长,但是优劣悬殊,“乃命翰林学士宋白等精加选择,以类编次,为《文苑英华》一千卷。”[9]到了真宗时期,也命人修纂了大型的图书多种,其中就有《册府元龟》。宋初的图书建设对于保护我国文化遗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宋代的图书出版,以及容量都很大,这在以前历朝历代是无法相比的,从这一方面说,宋初的“崇文”不仅仅是一种“延誉”性质的雕琢,而是统治者探求治国之道的一个途径。

宋代的科举制度与唐代有很大的不同。唐代的科举制度由于门阀士族的操纵,以及干谒这种特殊途径,使得科举不是很完善与公平,唐代很多的文人士子为了干谒宁可等待十年。高适更是在诗里写道:“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10]杜甫为了进入仕途,在长安困守十年,尝尽酸甜苦辣;岑参、韩愈等许多唐代著名诗人都是参加过干谒的。而宋初之际,统治者对于科举制度做了一些改革,打破了门第观念,广开仕途,扩大了录取名额。宋太祖时每次录取人数基本不超过十人,但是要求很严格,尤其是在乾德元年,取消了“公荐”,九月丙子,“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11]宋太宗时录取人数很多,其中在公元992年全国录取进士、诸科、特奏名等1317人,达到科举取士的最高额,这在当时也受到了薛居正等人的反对,但是当时太宗旨在崇文抑武,不听大臣的建议,执意孤行。并且宋代进士举人直接授以官职,具体是:“第一、第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12]当然,宋代的科举也受到唐代荐官制度的一些影响,太祖幸西京时,洛阳人张齐贤献上十策,太祖对太宗说,他到洛阳只得到了一个张齐贤,嘱咐太宗登基以后擢用,于是,“齐贤举进士,上决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适在数十人后,上不悦,乃诏进士尽第二等及九经凡一百三十人,悉与超除,盖为齐贤故也。” [13]这也说明即使没有权贵的推荐,没有“公荐”的存在,士子们只要得到皇上的垂青,同样可以加官晋爵,太宗时的苏易简,深受皇帝宠信,只可惜英年早逝,不然又是一代权贵。

宋真宗时,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咸平二年,“命礼部尚书温仲舒知贡举…………刑部员外郎董桂宇、太常寺博士王涉同考试及封印卷首,仍当日入院。礼部贡院封印卷首自此始。”[14]特别是“糊名法”的实施,让一大批投机钻营者原形毕露,提高了科举取士的公平性,还有“誊抄法”的实施,景德二年,礼部贡院言:昨详进士所纳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装饰重行,或为傭书人易换文本,是致考校无准。请自今并令举人亲自投纳,仍于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将来程试与公卷全异,及所试文字与家状书体不同,并驳放之。或假用他人文字……永不得赴举。[15]这些措施的实施保证了广大的平民阶层也能参与到政治中来,为宋代的社会稳定与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然,宋代的科举弊端也很明显。最为严重的就是由于科举取士人数的增加,官僚机构臃肿庞大,这在太宗后期已经显现出来,当时王禹称上奏言:“内有五者,一曰併省官吏,惜经费也。……二曰艰难选举,抑武臣而激武臣也。……”[16]在至道三年,王禹称又上书言五事,其中“其二曰:减冗兵,併冗吏,……亲贤臣,远小人,……”[17]由此可见,冗官带给了北宋王朝很大的经济负担,即使在太宗时期,也发生了李波、王小顺起义,北宋的社会稳定的背后,经济繁荣的背后,也同样隐藏着人民的疾苦与血泪!

宋代的文化思想政策典型的体现在对待儒释道各教的态度上。首先被统治者提上议程的是儒学的复兴与礼乐的重制,这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也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五代十国之际的丧乱,可以说是儒学的摧残与丧失所引起的,当时也没有哪一个文人有能力担负起复兴儒学的重任,由五代入宋的文人徐铉深刻的体会到了乱世儒道的败坏,在《徐公文集》卷二中有这样一首诗:“日觉儒风薄,谁将霸道羞。乱臣无所惧,何用读《春秋》。”短短二十字,字字见血,句句刻骨。

宋太祖尤其敬重那些有深厚儒学教养,稳重敦厚的儒者,如范质,薛居正等,太宗时通过科举大量招收儒生,遵太祖遗训,“终生不杀士”,并且优待士子,多以赏赐。而真宗时候,更是在封禅之时,派人祭祀孔子庙,“以(孔子)四十六世孙、同学究出身圣佑为奉礼郎,……又追封叔梁为鲁国公,”[18]诏加谥号曰“玄圣文宣王”。[19]这些措施都很大程度上激起了儒学的复兴。

与儒学的复兴伴随的是,道家思想的波澜。汉初的时候,民不聊生,汉文帝、汉景帝采取“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迅速恢复了国力,在宋初,宋太祖与宋太宗也采取了相似的一些措施,太祖时的道士陈抟老祖,张守真等,对于宋初文化思想也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宋太宗,他曾亲自读《老子》,深刻认识到:“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物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参知政事吕端等对曰:“国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20]太宗曾经下诏当时著名道士种放归阙,并且对于当时的道教采取一种默许、纵容的态度。宋真宗时种放更是数次来朝,真宗礼敬有加,如景德二年,“以起居舍人、直昭文馆种放为右谏议大夫,放谢病,乞游嵩山,诏许之。……召对赐宴,赋诗践行,恩礼甚厚。”[21]甚至到了后来,连种放的兄弟也加官晋爵,却有点宠信过重了。与此同时,“有贺兰楼真者,不知何许人,为道士,自言百余岁。……上遣中使照召赴阙,及至,作二韵诗赐之,号宗玄大师。”真宗景德四年,“增封唐大历中孝子潘良玉及其子季通墓,”[22]

宋代是一个繁荣昌盛与多灾多难的王朝,但是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个王朝,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宋太祖与宋太宗被宋人以及后来者所称颂,以“祖宗”相称,不是没有道理的。宋初的文化建设对于今天的文明建设同样有启示意义,不管政治体制如何,不管社会发展程度怎样,流淌在民族血液里的精华不容流失,宋代是封建文化发展的顶峰,但也是站在前代的探索基础上的,经过近代一百多年的探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能够走得更好,这是孜孜不懈的先贤们告诉我们的真理。

注释:

[1]【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页62,中华书局 1992版

[2]【宋】龚鼎臣 《东原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宋】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卷五 页46,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版

[4]【元】脱脱 《宋史》卷三五六《赵普传》 页8940,中华书局 1985版

[5]【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九 页423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 页401

[7]【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 页506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页559

[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 页625

[10]【清】曹寅、彭定求 《全唐诗》卷二一三 高适《行路难二首》

[11]【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 页105

[12]【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 页393

[13]【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 页394

[14]【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三 页929

[15]【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一 页1376

[16]【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 页670

[17]【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二 页897

[18]【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 页1574

[19]同上

[20]【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 页758

[21]【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 页1339

[22]【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五 页1446

参考文献:

[1]宋•李焘 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 1992

[2]宋•龚鼎臣《东原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宋•赵汝愚 著《宋朝诸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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