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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玄学思潮与吴越地区世风关系研究

2014-12-31武豫

黑龙江史志 2014年23期
关键词:崇文

[摘 要]玄学作为魏晋时期的新兴思潮,是在东汉以来儒学逐渐谶纬化,趋于“不周世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学说倾向于摒弃儒家王道学说,而探求个体的人生价值,同时讨论宇宙的演变模式。玄学的发展与南北朝时期由尚勇到崇文的世风演进相互交织,共同促进着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玄学思潮;尚勇;崇文;世风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北人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使江南世风由尚武走向崇文。同时政局的动荡,环境的险恶,也使得人们不得不对理想与现实、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反思。玄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玄学是玄虚之学,以精神性的无为作为思想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这样一种清谈的学说,对当时的世风由尚武走向崇文有着极强的推动作用,使得当时的文人归隐自然,交友习文的意愿更加强烈。早期的吴越之人急公好义、勇猛骁悍的尚勇之风逐渐向遗弃世名,专务清谈的崇文之风演变的过程正是玄学这种影响推动作用的典型代表。

一、世风对玄学的影响——玄学的产生

魏晋南北朝(220-581)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转折时期,是中国社会第二次大分裂、民族第二次大融合、文化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开始由北向南转移,文化从一元转向多元[1]。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变化,时代的变迁,以及文人自身的转变,共同促成了玄学的产生。

《汉书·董仲舒传》中这样记载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武帝纪》又将它概括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董仲舒为大一统的政治霸业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儒家今文经学深受汉朝皇帝的重视,该学说始终在汉代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逐渐成为官方哲学。董仲舒还将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论述与谶纬相结合,逐渐使得经学神学化,孔子也被神祗化,而汉代的儒学也逐渐神秘化,繁琐化,逐渐丧失了统治思想的功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传》),说经者“碎义逃难,便辞巧说”,“蔓衍支离,渐成无用之学”[2],汉儒经学的烦琐已经与社会脱节,经学走到穷途末路的地步。儒学的逐渐没落,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条件。

公元184年,黄巾之乱爆发,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张角的带领下揭竿而起,起义最终虽然被残酷的镇压,但它对东汉末年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直接的导致了东汉的灭亡,同时也加快了三国时代的到来。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了曹魏政权而建立晋,史称“西晋”,并在西陵之战后击灭孙吴,又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经过了这数十年的战乱流离,现实政治生活中君臣之义已经错乱,经学家已经很难曲为之说。由儒家思想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人伦关系,行为准则与是非标准,都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

封建土地国有制和豪族大地主占有制相结合的农奴制经济,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当时掌权的司马氏集团就是豪族大地主的利益代言人。中央皇权与地方豪族以及各地方豪族之间的矛盾,由于互相争夺土地和劳力而益加激化;享有身份特权的士族大地主和地位低下的庶族地主之间,也由于等级分立而发生权利冲突。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总的特点就是农民革命转入低潮,而统治集团内部互相杀戮侵轧不断加剧。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都是通过宫廷政变实现的。司马氏对于曹魏势力的滥加杀伐,以及其统治集团内部同姓各王的相互残酷斗争,酿成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从而造成了“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恐怖政治局面[3]。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是玄学的出现的时代背景。

从东汉末年开始,政治上的腐败,使得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始逐渐分崩离析。嗣后,虽然历经西晋的短暂统一,但是随之出现的就是东晋十六国并立与南北朝对峙的混乱局面。玄学的兴起和乱世中文人的精神状态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战乱频繁的时代背景,让士人的生命和财产都陷入到朝夕不保的境地,但他们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社会声望,又使得当政者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拉拢重用。魏晋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对当时的名士采取既拉拢又压制的双重策略,以此来分化他们的群体。这时的名士群体就出现了三极分化:以嵇康为代表,不与司马氏合作,公开反对司马氏;以钟会为代表,依附司马氏,为司马氏服务;以阮籍为代表,既不同流合污,又不公开反对,有时不得不屈服[4]。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贤士”们,逍遥于山水之间,放荡不羁,这虽与东汉末年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有关,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则还是为了躲避司马氏集团的笼络、威逼和利诱。因为对于网罗人才,统治者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礼”、“法”并用,软硬兼施。这导致山涛、王戎、阮籍等相继走出竹林。而嵇康却始终不肯与司马氏合作,并且坚决与之斗争,司马昭辟其为官,嵇康云:“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5]。无论当时的文人雅士迫于压力出世还是入市,都无法掩盖内心的空虚寂寞。而玄学正是以老庄为旗号,以谈玄说理为载体的一种学说,文人用它来以示自身清高,寻求精神安慰,这是魏晋玄学兴起的另一个原因。

二、玄学对世风的影响——玄学的作用

什么是魏晋玄学?汤一介先生曾经这样说过,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6]。魏晋南北朝时,士人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易》统称为三玄。而所谓的玄学,其实质就是揉和了儒、道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思想。玄学主要讨论本与末、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等哲理问题,而这些问题恰巧是现实斗争的写照。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裴颁、郭象等。何晏、王弼主张有生于无,名教本于自然。嵇康阮籍则主张贵无,越名教而任自然,蔑弃礼法。裴颁、郭象坚持“崇有”,认为一切有皆自然而生,名教即自然,抬高名教的地位。

玄学它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它既反映着特定的社会风貌,又影响着当时世风的发展。以江浙地区为例,《汉书·地理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而到了南朝,《宋书·顾觊之传》云:“南人怯懦,岂办作贼”。江南世风由尚武到崇文的变化也和玄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魏晋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文人雅士们为了明哲保身,纷纷走上逃避现实生活,坐而论道,谈说玄理之路。玄学主要的表现主要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挥麈谈玄,望若神仙”。与以往呆板教条的经学相比,玄学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玄学名流多讲究容貌漂亮、风度潇洒,以“无为”、“清高”相标榜,甚至有以“旷达”为名,恣意任性,流于放荡,或纵酒狂欢,或散发裸袒,狂荡不羁[7]。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入我裈中!”[8],能做到如此放浪形骸之外是各个时代的士人所不能为之的境界。

永嘉南渡使得玄学的清谈之风也被带到江南。政局的动荡不安,战争的破坏,这些都给人们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创伤。文人雅士不得不寄心绪于学术,专务清谈,遗弃世务,这种思想与江南吴越传统的勇武好战精神形成鲜明对照。江南在当时虽然相对安定,但战乱必然也会波及至此,故而这种灰色情绪与世人的心态极易产生共鸣。厌战情绪成为主流,而尚武精神逐渐消退,玄学思潮在东晋南朝江南社会中广泛流传并成为风气便可证明这一点[9]。

此外,一些文人雅士也因受到玄学影响而慢慢走上了归隐自然、交友习文的道路。畅谈时务,热衷名利的现象已经少之又少,江南崇文之风日渐增长。这时人们对人生的感慨以及“情”的看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在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中,人们更加追求富有审美性质的才情、风度、言谈等。不仅如此,江南秀丽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了文人雅士,这是便产生了纵情山水的风尚。文人集会是文人以文会友的一种形式,建安时期文人在邺宫西园的集会开了后世文人集会的先河。而南渡的文人继承了这一传统,比较出名的兰亭之会以及后来的乌衣之会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文人集会,虽然只是一批文人名士之间的往来、宴集,却对整个社会文风和世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潜在的影响[10]。

玄学是玄虚之学,它是以精神性的无为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论说宇宙本源,天人关系,自然名教。玄学无疑是当时沉闷学术界的一股清风,它给予长期处于不安、惶恐、痛苦中的士人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和心灵慰藉。正是因为玄学的影响使早期的吴越之人身上的急公好义、勇猛骁悍的尚勇逐渐变成遗弃世名,专务清谈的崇文之风[11]。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魏晋玄学和世风二者是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关系。世风对玄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形成了超脱世俗的魏晋玄学,并且赋予了玄学“以无为本”的时代精神。同时,在玄学的影响下江浙地区的世风也在时代变幻中产生了嬗变。玄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使它被文人赋予更多的时代感和沧桑感,从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就能还原世风的变化过程。魏晋玄学和世风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周金康.《读书笔记11》[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0:200

[2]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90

[3]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52-353

[4]周金康.《读书笔记11》[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0:203

[5][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9:452

[6]汤一介.《郭象和魏晋玄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

[7]徐殳萍.永嘉南渡对嘉兴历史地理发展演变的影响[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429-430

[8]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392

[9]徐殳萍.永嘉南渡对嘉兴历史地理发展演变的影响[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429-430

[10]张荷.吴越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72

[11]徐殳萍.永嘉南渡对嘉兴历史地理发展演变的影响[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429-430

作者简介:武豫(1989-)女,汉族,河南平顶山人,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历史文献专业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化资源与现代教育

基金项目:2014年“创新型科研项目”:《南北朝玄学思潮与世风关系研究》项目编号No.CX2014S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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