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庆，史秋霞

（1.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江苏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江苏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一、“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的新加坡华族

1965年以来，通过构建“CMIO”模式，即“新加坡社会是由华人（Chinese）、马来人（Malays）、印度人（Indians）、其他种族（Other）四大族群组成的总和”，新加坡政府塑造了“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均享有独立且平等的地位，并在语言、文化及宗教等方面保持各自的族群特性。［1］

在移民政策方面，新加坡经历了先松后紧的发展历程。1990年，新加坡政府通过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高端人才进入，移民人口数量迅速上升，中国和印度成为主要移民来源地。［2］然而，2000年起，迫于公众对移民政策的反对以及互联网上抵制的升级，移民政策开始收紧，［3］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减少。［4］新加坡的融合理念如“沙拉碗”（salad bowl），对种族差异性的有意保留，使得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很大程度上是融入由某一族群构成的社会体系中。因此，在已有的种族架构下，中国新移民被国家期许能成功融入华人社会，为华族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维持现有结构及社会稳定。然而，受多方因素影响，华族融合状况并未如政策设想般顺利，其中存在诸多的融合裂痕。

根据国籍与就业双重身份，我们可将新加坡华族划分为公民、永久性居民、外籍人才与外籍工人①在很多移民研究中，是否将“合同劳工”纳入讨论范围有不同的看法。很多学者认为，合同制工人在移居国居住的时间有限，受地方移民政策的影响，难以在移居国获得居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