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翠君

（浙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社会区隔”（Social distinction）理论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分析性概念，是用以探究社会空间中人的等级分类的深层机制。［1］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展现出差异性的生活趣味和文化品味，比如家居装饰、音乐喜好、居住方式、身体习性等。布尔迪厄认为，生成这些差异化品味的机制并非“天赋秉性”，而是惯习、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结果。品味和趣味进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挥着划分人群、制造社会等级、实现社会区隔的功能。总之，布尔迪厄向我们传递了“不同阶层在社会实践中对于不同物的选择取向，由此构成以物明鉴的社会分类”。［2］

“流动”是全球化和“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背景下当今全球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3］流动现象引起了人文社会科学日益增长的研究兴趣。流动理论与视角正影响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对过往的知识生产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4］人员、物品、资本、信息技术等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高速度地流动，一方面深刻改变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模式，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区隔。流动涉及多种活动形式，如徒步、通勤、旅游、度假、搬家、移民等。本研究聚焦的流动属于跨国移民这一类别，特别受到“流动能力理论”的影响和启发。借用生物学、医学领域的“流动能力”（motility）概念，瑞士社会学者文森特·考夫曼（Kaufmann）等把衡量有机体移动能力的概念嫁接到时空流动研究，以描述人员、商品、信息等的空间流动能力，并把流动能力解读成资本，进而架起了时空流动研究与社会流动研究的桥梁。［5］

2011—2014年，笔者聚焦于青田县“幸村”，①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研究涉及的村庄及村民均为化名。先后进行了约6个月的田野调查，并于2015、2017、2019年回幸村及周边乡镇做了回访。幸村地处青田南部山区，山峦重叠，房子、田地错落在山与山的夹缝之间。全村人口总数约为2300人，其中华侨1419人。［6］幸村与欧洲之间的流动以跨国移民、侨汇、商品流动、回乡探亲访友为主。近年来出现少量华侨回流现象，丰富了侨乡流动模式及其对应的社会区隔生产。但从华侨回流人数占比和社会卷入度来看，真正的归侨数量并不多。侨汇依旧是幸村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结合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研究方法，本研究从侨乡邻里、家庭、个人等日常生活的微观民族志入手，探索“流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何参与侨乡日常生活意义建构。研究发现，侨乡青年从青田走向欧洲这一空间移动在社会实践中被赋予“有能力”、“上进”等积极意义。而没有走出村庄的青年在自我否定与社会区隔作用下，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恶名化。能否实现跨国移民逐渐成为侨乡青年的社会区隔标识。随着跨国移民现象的普及，追求差异化的社会区隔生产与再生产相继以“跨国流动能力”及“欧元”作为标识，进一步分化、区隔跨国移民及回流的华侨群体。非跨国移民、跨国流动能力不佳的青年及其所在家庭在这三重区隔标识作用下，逐渐在侨乡日常生活中失去话语权与参与积极性，进而被边缘化。笔者认为，“流动”在为侨乡带来财富、技术、先进理念的同时，也破坏性地产生了社会区隔，需要引起重视。

一、内化的常态——“跨国移民”成为社会区隔标签

“流动”在侨乡具有重要意义。2011年笔者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第一次访问幸村，村民对此表示质疑。他们认为一位青年女性，来自省城的浙江大学，不可能来一个山区农村，并且不以游山玩水为目的。一位大爷说：“我们这里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我们这里的青年人都是走出去的，哪里有往回走的。”［7］“走出去”和“往回走”构成了流动的两个方向。一个是从大山走向城市，从中国走向欧洲。而“往回走”就是逆行，即从外面的精彩世界走到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小山村。农村被标记为“固定”和“失败”。青年人流动的方向应该从农村到城市，从内陆到沿海，从中国到西方。［8］侨乡青年的流动生活方式已经发展为一种内化的常态，与之不匹配的案例都会被划入非常态、无能、或“脑子有问题”之列。

（一）“脑子有问题”的青年

在幸村，笔者日常接触的人以老人、孩子为主。说起村里的青年人，明成骄傲地介绍：“所有的年轻人都去欧洲了，只剩下两个。”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他们这里有问题的”。［9］2013年一个夏日午后，笔者经过祠堂，看见路边石凳上坐着一名30岁上下的男性青年。他中等身材，衣着得体整洁。见笔者走过去，他站起来，示意笔者坐在他对面。男青年友善礼貌，介绍自己是本村人，还问询笔者到此地的目的。他骄傲地介绍村里有许多华侨。敲了敲石板圆桌，他说：“这些圆桌都是华侨回国捐的。”［10］出来乘凉的人多了起来，其中一位熟识的大伯坐了过来。他对着青年人毫不客气：“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人家是浙江大学的大学生。你就是个没用的人，什么都不是。”［11］掩饰不住的自豪瞬间褪去，青年人欲言又止，悻悻离开了。大伯介绍说青年人是他侄子，小时候生病留下了后遗症。关于后遗症，大伯含含糊糊，说他右手不灵活。日后调查中出现了各种关于该青年的不幸版本。有人说高烧烧坏了脑子，有人说用错了药致使手指僵硬，甚至还有人说他只是懒在家里不出去挣钱。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位男青年到底是体格不好、手指残疾，还是精神出了问题。而且也没人在乎真相到底是什么。男青年待在幸村，没有流动，也没有为流动做出努力和尝试，这与内化为常态的流动生活方式背道而驰，不被社区主流所接受，是颓废无能、脑子有问题的。显然这里的“脑子有问题”已经超出病理学的范畴，是一种涉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污名化社会区隔。

调查发现，“所有年轻人都去欧洲”、“只剩下两个脑子有问题”等表述与事实并不相符。这种陈述是侨乡对青年人“流动预期”的具体话语体现。［12］当笔者质疑某位青年还没去欧洲时，总是得到“迟早的事”或“马上要去”等答复。

（二）“命里注定要到国外吃苦头”

连云是村民口中“马上要去”欧洲的青年。2011年，24岁的连云在青田县城做小生意。他租住在县城一间地下室，环境不好。笔者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住。连云连连摆手，解释道：“家里一点意思都没有。村里都是老头老太，打打麻将，什么事情都没有。好朋友全部都在外国，很无聊的。我有时候会回去，节日里，陪我爸妈吃顿饭。我一回去，那些人见到我就要问我‘你什么时候出国啊？’我烦死了，我就说快了快了。”［13］一起长大的小伙伴都在欧洲，两个姐姐也在意大利，而连云所在的社区又形成了无处不在的流动预期话语。他采取的空间策略是住在城里，与幸村保持距离。连云在城乡地理空间的流动也展示了他具备“流动”的可能性和资本。尽管他还在青田，但已经被默认为“迟早要去”欧洲。

意大利工作签证批复下来后，连云赶忙清货，积极准备出国。连云感叹：“我们青田这个地方，年轻一辈都是出国的，反正留在国内的没有的。谁喜欢离开熟悉的环境呢。我们青田人就是命里注定要去国外吃苦头的。就像《青田男孩》唱的那样。”［14］《青田男孩》红遍欧洲青田华人圈，由青田男孩凯杰用青田方言演唱。其中两句歌词唱出了青田男孩的归宿：“男孩啊，你真年轻！十六七岁去外国。意大利，西班牙，都是青田人。每天厨房洗碗去，辛苦赚钱不容易。不抽烟，不喝酒，青田男孩啊！”［15］

“只要个体属于社会，他就会在思想和行动上超越自身。”［16］连云所处社会交往网络中的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为他的人生理想塑造提供了意义分明的清晰导向。对于侨乡青年来说，“向上流动”，尤其是以欧洲为目的地的流动，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除去经济、家庭等方面的考虑，侨乡青年在“跨国移民”过程中的策略抉择，无疑把规避社会区隔作为一个重要考量因素。虽然受欧洲金融危机影响，“跨国移民”实践有热度上的减退，但仍旧是侨乡青年最现实的人生方向。

二、跨国流动能力与群体分化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区隔的功效在于“普通大众难以企及，又令他们心向往之”。［17］“跨国移民”的身份，让这个群体在社区中脱颖而出，受人羡慕，优越感明显。因此，当“跨国移民”越来越多时，侨乡社会开始建构其他差异，以进行社会区隔再生产。本小节聚焦跨国移民之“跨国流动能力”，借幸村日常“闲聊”舞台，分类探究跨国移民因流动能力不同而被划入不同层级的社会运作机制。

早期移民与国内的跨国往来受时空距离的严格限制。［18］对早期华侨来说，一二十年之后第一次归乡是极为常见的现象。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华琛（Watson）认为，中国移民第一次归国总是被耽搁最长时间，因为他们需要好多年的努力工作让自己变得富有，进而有能力以体面的姿态回到家乡。［19］然而，伴随着通讯技术、交通运输的大发展，人们对信息、侨汇、探亲等形式的跨国流动变得更加迫切。谁流动能力强，谁流动能力弱，谁又一去不复返，这些议题在侨乡日常生活中产生了重要意义，并进一步塑造了群体分化与区隔。

（一）一去不复返：“自私又没担当”

在跨国移民群体中，处于区隔底层的人群被描述为“一去不复返”。1934年，平川的父亲以留学生身份前往法国，直到1964年病逝于巴黎。村民说，这30年间，平川父亲切断了与幸村的所有联络，销声匿迹。曾经引以为豪的“留学生”身份也逐渐淹没在“不顾家”、“没有责任感”的评价话语中。父亲动身去往巴黎时，平川才五岁。他对父亲的印象全部来自社区交往中塑造的形象：“他就是在外面流浪，自己吃得饱就算了，不顾别人的。”［20］平川父亲最初几年也与青田家人保持书信往来。当笔者问起为什么父亲之后二十几年杳无音信，也不回国时，平川不假思索地回应：“没有钱嘛，他回来干什么？他赚来的钱他自己不够用。”［21］一边是“不顾家”、“没有责任感”的道德批判，一边是没有钱回不来的陈述。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逻辑上的漏洞。如果“没有钱”是客观事实，那么“不顾家”的推断就是草率的。“不顾家”、“没有责任感”是一种主观意愿与道德层面的不愿意作为，而平川父亲跨国流动的缺席，很有可能是他本身没有能力和条件参与跨国流动。“不能”是一种被客观条件限制的不能，而“不愿”是一种主观意愿的拒绝作为，是完全不同的行事方式。

有同样污名的还有阿震。至笔者2013年田野调查，阿震和妻子已经移民西班牙六年，孩子留给父母照顾。村民说，“五六年了，钱也没有，信也没有，人也没有。”［22］父母年纪大了，无力照顾孩子，只好送去了孩子的姑姑家。同在西班牙的老乡说，“他在西班牙也不与我们往来，老婆也和别人跑了。父母八十多岁，自己种田自己吃。”［23］平川叹气：“他和我父亲一样，自私又没担当。”［24］笔者没能联系上阿震，后期也没能获得更多相关信息，不好判断阿震是“不能”还是“不愿”。但在日常社会交往中，阿震无疑被“跨国流动能力”丈量过，被冠以“不顾家”、“没有责任感”，进而被区隔在边缘地带。

伴随着时空压缩，“跨社会建构的社会交往网络”［25］使得人们迫切期待跨国流动，也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对人、对事形成评价。幸村关于“自私又没担当”的话语给华侨带来了无形的压力。这种道德污名把少部分华侨挡在了社区之外。久而久之，被边缘化的华侨更加远离跨国社会交往网络，乃至销声匿迹。

（二）“她比较好——来来回回很频繁”

“一去不复返”的年轻人占比较低，大部分移民都以不同频率参与跨社会流动。华侨多长时间回来，带回什么礼物，有多少侨汇，是否回国盖房子，有没有为村里公共事业捐钱捐物，这些关于流动的话题是幸村日常社会交往的热点。没有生产压力，幸村老人们有极其充沛的闲暇时间聚在一起闲聊。而这些闲聊构建了幸村社会生活的“舞台”，把原本散落在各个家庭的个体流动轨迹摆在舞台上，供“观众”评说、议论。

笔者观察发现，凡是处在跨国社会交往网络上的家庭，更喜欢主动发起话题，也更具备谈资。而非华侨家庭大多数时间默不做声。大爷吴震说：“我说什么呢？我家又没有人在欧洲。”［26］一次闲聊中，大家指着老陈，说老陈女儿比较好。老陈满脸自豪：“半个月后，我女儿就回来了。她会在这里住几天。十月一号她还要回来。春节自然不用说，肯定回来。她来来回回很频繁。现在交通多方便啊！”［27］老陈女儿“来来回回很频繁”的跨国流动能力已经是她“比较好”的象征。

琼花是笔者的房东，儿子在西班牙，经营的杂货店也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卖给了别人。一家人重新回归打工的队伍。琼花叹气：“儿子已经好几年没回来了，现在赚钱不容易了。”［28］显而易见，那些活跃在跨国流动中的人们，事实上属于经济上最成功的一类。［29］流动在现代社会是极其重要的标志。一个现代的市民应该是一个流动的市民。［30］

（三）空中飞人：“他们最厉害”

2001年，青田政府启动“华侨要素回流工程”，吸引华侨回国投资创业，华侨回流的数量明显增长。这丰富了侨乡流动模式与社会区隔实践。其中，“空中飞人”是青田政府积极争取的中坚力量，享受最高的社会地位。智会说，“他们最厉害了，来来去去，坐飞机就和我们吃饭一样。”［31］广林在国内某生物燃料企业投了几千万资金，并参与管理，是典型的空中飞人。他在义乌成立基地，为他在马德里的批发市场发货。广林还助力把家族在幸村的老宅发展成了“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代表家族参与申请、设计、修缮过程。［32］广林的妻子及两个儿子都在西班牙，继续保持国外的营生模式。广林一只脚在国内，一只脚在国外，可进可退，流动性极强，被认为拥有最理想的生存流动方式，深受村民羡慕。广林对自身的流动状态非常满意，他说：“我现在这个状态很好。国内，我肯定不会放弃。以后万一西班牙有什么反华，我们可以马上回来。如果国内生意做得不好，我还有西班牙的产业呢。”［33］广林这样的空中飞人，在欧洲与家乡之间自由流动，游刃于跨国社会网络，从跨国流动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随着免租免税政策的激励，回流华侨中出现了占比较大的“生存型”投资人［34］与“回国就业型”华侨。他们在社会区隔生产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有时被人不屑，甚至奚落。华侨张波说，“这些华侨在国外的日子也很难，国内各种免租免税政策向华侨倾斜，他们就东拼西凑，搞到一些资金回国开个店铺。”［35］“回国就业型”华侨从欧洲回到青田，受雇于他人。2019年，笔者在山口石雕城遇到好几位归国华侨。回国后他们重操旧业，以雕刻为生。在与笔者交谈时，他们甚至羞于承认自己归国华侨的身份。他们在社会交往中被区隔在底层，甚至被非移民群体嘲笑为“白折腾”。

流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给海外打拼的青年人带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与压力。当“跨国流动能力”成为一种资本和区隔标识时，那些暂时没有足够积累进而未能体面回乡的青年逐渐被边缘化。而那些“跨国流动能力”差的华侨及回流华侨，也在侨乡社会区隔中不断被否定、被边缘化。李明欢教授在《我们需要两个世界》一书中指出，对于跨国移民来说，原籍地是亲情温馨的“我”的世界，是激励在“他者”世界打拼的动力源泉，也是自我得到认可褒扬的桑梓之地。［36］此观点毋庸置疑，但是笔者想补充一点：时空压缩，流动为王，在社会区隔生产、再生产的背景下，家乡对于华侨，是鞭笞、紧迫、压力、焦虑，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驱逐与淘汰。

三、“欧元是大钱”：欧元与身份差别

幸村设有便民服务中心。最初，笔者在中心门口看到村民拿着一沓沓人民币走出来，误以为该中心提供取款服务。一日，笔者在村口遇到一位熟识的大伯，主动与他攀谈：“现在咱们村里方便了，都可以取钱了。”见大伯没明白，我指着便民中心说，“那里都可以取钱了。”大伯一听，气呼呼地说：“我又没有欧元，取什么钱呀！”后来了解到，便民中心提供的服务是外币兑换，工作人员收下欧元，第二天送到银行兑换，等人民币准备好，再通知村民来取。说起这个外币代兑点，村主任非常自豪：“我们这个外币代兑点是全国第一个，你在其他农村是看不到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我们这个点。”［37］走进服务中心，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块金黄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外币代兑机构”几个大字。一旁的电子屏幕上跳跃着各种外币汇率。主任介绍说，设置这个兑换点的初衷是帮助上了年纪的侨眷，免去奔波之苦，也减少安全隐患。

便民服务中心门口有一排石头凳子，是村民聚集聊天的好地方。旁边是幸村仅有的一块平地，所有出入村庄的汽车都在这里停靠掉头。毫无疑问，外币兑换服务点占据了村里最重要的地理位置。这使得“欧元”这一原本比较隐蔽的财富有了非常吸睛的“外露”机会。笔者多次观察到老人乐呵呵地接过人民币，在众多乡亲的注视下离开。有时，旁观者还会调侃两句，说“国外又寄钱回来了”之类。主任说大家都喜欢来此兑换欧元。外币兑换，不仅免去路途奔波，更重要的是一种跨国身份认同。在注视下、在调侃中，跨国身份得到确认，赚取欧元的能力得到认可。而那些没有欧元来源的家庭，如上文中大喊“我又没有欧元”的大伯，却因为这个服务点产生了一些“脾气”。这“脾气”是受到服务点边缘化而产生的一种不满。欧元成为侨乡区隔的又一重要标识。外币兑换服务中心的初衷是方便村民，但这个场所带来的区隔后果，却是人们本身不能控制的。

幸村人还念念不忘当年欧元九比一兑换人民币的喜悦。虽然欧元汇率跌了，欧洲经济也在走下坡路，但在考公务员、考编制无望的情况下，更多的青年人依旧愿意出国打拼。他们认为，只要肯吃苦，在国外更有机会出人头地。而且，有了华侨身份，回国还能享受各种政策优待。欧元仍是大钱，是连接幸村与欧洲的纽带。那些处在跨国社会交往网络之外，没有欧元收入的家庭，则成为了“帮扶”对象。他们的名字被贴在宣传栏里。当问起如何确定帮扶对象时，村里的老书记介绍说，“主要看家里有没有人在外国赚钱，家里建设搞得怎么样，房子盖了没有，生活过得怎么样，每年有多少欧元汇进来。”［38］老书记说的标准，就是本文讨论的三个区隔标识：跨国移民、跨国流动能力以及欧元。

四、结语

本文以流动理论和社会区隔理论为视角，以微观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深入侨乡日常生活，考察“流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何参与侨乡社会意义建构。研究发现，以流动为起点和主要特征，侨乡社会建构了能否实现“跨国移民”、是否具备“跨国流动能力”、能否持有“欧元”三种社会区隔标识。在这三重区隔标识的审视下，侨乡青年及其所在家庭被归入不同的层级，有的“上进”、“成功”，有的则逐渐在侨乡日常生活实践中失去话语权和社会地位，进而被边缘化。

笔者关注的“幸村”是青田典型的侨乡，在人口、经济、社会特征等方面具有侨乡的普遍性意义。本研究的现实及学术意义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侨乡建构了强大的“跨国移民”社会区隔标识，过度引导了侨乡青年的跨国移民意愿。在欧洲经济走下坡路的背景下，政府如果能在市场发挥作用之前进行恰当的引导，重视国内人才培养，最大限度调动“非华侨”青年的积极性，可以减少人力物力的损失，促进侨乡的多元化发展。其次，侨乡“跨国流动能力”这一区隔标识，给身在海外的侨乡青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种轻易把跨国流动能力不足归因于道德层面的缺陷极具杀伤力，它容易误伤到那些暂时没有足够积累进而不能体面回乡的青年——在需要家乡包容和关心的时候，这些青年却被不准确的道德批判边缘化，甚至被迫退出跨国社会交往网络，销声匿迹。在社会治理和社会价值观塑造时，侨乡政府应该对此加以引导。再次，侨乡政府在推动侨乡发展时，过度聚焦“华侨”元素，强调“华侨”在侨乡发展中的作用。当华侨享受政策性地位时，也间接使得非华侨人群处于不利地位。要实现侨乡振兴，国内人群的才智应该得到充分的调动。最后，本研究利用微观民族志把空间流动研究与社会区隔研究结合起来，聚焦侨乡社会的具体文化现象，并从理论层面建构了侨乡的三重社会区隔标识，拓展、丰富了社会区隔理论与具体抓手，同时推动了空间流动理论的微观研究。

随着欧洲经济衰退影响不断显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大暴发，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等地出现了极端仇视华侨华人的恶劣事件。［39］华侨华人的海外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侨的流动及侨乡的社会区隔将会呈现怎样的演变，期待更多同仁的关注与探讨。

［注释］

［1］ P. Bourdieu，Trans by R. Nice,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7.

［2］ 曹静：《社会区隔的文化隐喻与实践——品味〈区分〉》，《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3］ H. Easthope, “Fixed Identities in a Mobil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ity, Place and Identity,”Identities,Vol. 16, No. 1, 2009, pp. 61-82, p.61.

［4］ A. Blunt，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Migration： Mobility， Transnationality and Diaspora”，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31， No.5， 2007， pp. 684-694.

［5］ V. Kaufmann， M. M. Bergman & D. Joye， “Motility： Mobility as Capit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28， No. 4， 2004， pp. 745-756.

［6］ 2020年6月12日青田县方山乡政府干事李硕提供的最新侨情数据。

［7］ 2011年12月5日笔者于幸村村口访谈村民。

［8］ X. Liu，In One’s Own Shadow-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the Condition of Post-reform Rural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6.

［9］［13］［27］C. Xia，Home to Return: A Study on Transmigrants’ Practices in Homeland, Qingtian,Ph.D. Diss.，Zhejiang University，2016， p.20， pp.105-106， p.171.

［10］ 2013年8月9日笔者于幸村祠堂对面石凳区访谈青年。

［11］ 2013年8月9日笔者于幸村祠堂对面石凳区访谈大伯。

［12］ S. Morano-Foadi， “Scientific Mobility， Career Progression， and Excellence in the European Research Area”，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43， No. 5， 2005， pp. 133-162， p.134.

［14］ 2011年10月4日笔者于青田鹤城夜市访谈连云。

［15］ 歌曲播放网址： https://v.qq.com/x/page/w0131rlz7ca.html， 2020年1月6日浏览，歌词为笔者誊写。

［16］ 刘少杰：《中国网络社会的集体表象与空间区隔》，《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7］ 曹国新：《社会区隔：旅游活动的文化社会学本质》，《思想战线》2005年第2期。

［18］ M. Laurence， and C. Carolyn，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Oxford：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2.

［19］ J. L. Watson，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144.

［20］［21］2013年1月10日笔者于平川家中访谈平川。

［22］ 2013年1月10日笔者于平川家中访谈翠梅。

［23］ 2013年6月14日笔者于青田县城广林家中访谈广林。

［24］ 2013年1月14日笔者于平川家中访谈平川。

［25］ 王春光：《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26］ 2013年8月11日笔者于幸村小店门口访谈吴震。

［28］ 2013年8月10日笔者于幸村琼花家中访谈琼花。

［29］ J. Itzigsohn & S. G. Saucedo，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and Sociocultural Transnationalism”，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 36， No. 3， 2002， pp.766-798， p.772.

［30］ T. Cresswell，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Western World,London： Routledge， 2006， p.20.

［31］ 2014年8月23日笔者于幸村智会家中访谈智会。

［32］ C. Xia， “Fluctuation between AHD and Cultural Intimacy： Heritagisation of a Historic Private House in Qingtian，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20， pp. 1-14. DOI： 10.1080/13527258.2020.1723130.

［33］ 2019年3月24日笔者于青田火车站附近咖啡厅访谈广林。

［34］ 张一力：《海外温州商人创业模式研究——基于32个样本的观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第3期。

［35］ 2019年3月23日笔者于青田仁庄镇某民宿访谈仁庄镇华侨张波。

［36］ 李明欢：《西班牙华人社会剖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

［37］ 2014年12月23日笔者于幸村主任家中访谈主任。

［38］ 2013年8月8日笔者于幸村老书记家中访谈老书记。

［39］ 陈卫：《国际斗争影响海外华人生存环境需应对策略》，《西班牙华侨快报》2020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