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与政治话语凝缩着语言暴力与人性之恶，在斯拉沃热·齐泽克看来，语言使人类的暴力能力远超于动物。他在谈论语言的先天暴力时说道：“语言简化了被指涉之物，将它简化为单一特征。它肢解事物，摧毁它的有机统一，将它的局部和属性视作具有自主性。它将事物塞进一个最终外在于事物自身的意义场域之中。”见〔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第55页，唐健、张嘉荣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暴力是语言与生俱来的属性，意识形态的塑造则一度赋予语言暴力以合法性。对此，诗人钟鸣显露出远超于同代人的清醒：“我们这代人，最后都要背负‘语言的原罪’。”钟鸣、曹梦琰等：《“旁观者”之后——钟鸣访谈录》，《诗歌月刊》2011年第2期。敬文东将这种“语言的原罪”称作“革命年代的语言胎教和语言胎记”，④ 敬文东：《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上篇）——欧阳江河与新诗的词语问题》，《东吴学术》2018年第3期。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诗写作中已然呈现出对语言暴力的有意识抵制，但那些不易察觉的语言胎记“仍然会暗中抵制直到破坏词语的一次性原则，进而获得一种伪装的新诗现代性”。

④除此之外，现代以来崇尚暴力美学的诗歌无疑也是造成伦理失范的帮凶，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到顾城的“杀人是一朵荷花”，暴力被语言的脂粉美化，诗歌在扩容美学以获取现代性的同时，也失去了敬畏与虔信的灵魂内核。真正的诗歌伦理应从暴力中拯救语言，而非成为新的施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