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昭 孙策

内容摘要：儒家经典《論语》是中华文化典籍的杰出代表，其外译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旨在以艾蕾娜·苏亚雷斯的《论语》西班牙语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挖掘译本中使用的副文本内容，探究其在翻译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以及背后蕴含的译者的翻译理念，探索副文本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学术价值。通过本文分析，苏亚雷斯译本中副文本形式多样、信息丰富，包含了序言、致读者言、书尾注释、参考文献等。这些副文本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 的源语背景，方便读者对译本进行自由的阐释和解析。本研究同时指出，对副文本的细读梳理可以使我们洞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过程，有助于我们整体把握翻译思想和活动规律，为我国典籍外译提供助力，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关键词：副文本;《论语》;翻译活动;译者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启动费项目（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编号No. 43800-20101-222087）。

作者简介：刘昭，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和语言学。孙策，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文哲系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Title： Re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Activity through Paratexts： A Study Based on the Span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Abstract： The Analects is known as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one of the best spokesmen of Confucianism. Its translation to other languages has always been studied throughout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the function of paratexts in helping to reconstruct the translational activities. For this purpose， Helélè-Suárez’s Span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has been chosen. Detailed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in this paper to probe into the various types of paratexts such as the introduction， reference， endnotes， etc. to reveal the translational strategies and purpose hidden behind the language. These paratexts also present a rich and vivid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background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by foreign reader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paratexts are crucial to help us grasp the laws of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to promote the translation of Chilese classics and Chinese culture worldwide.

Key words： paratexts; The Analects; translational activity; translators

Authors： Liu Zhao received her Ph. D. degree from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Barcelona and now is lecturer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E-mail： liuz_liuzhao@163.com. Sun Ce is Ph. D. candidate at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Barcelo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mainly translation studies.

一、引言

“副文本”（paratext）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 1930-）提出。para-这一前缀源于希腊语，是一个多义介词，原意为“在旁边、离得近”，后逐渐发展出了“超越、脱离”等涵义。“副文本”并非一个同质的集合，而是融合了各类异质的信息（Kovala 123），并且这些信息不拘泥于一种格式或圄于一个时间区间（Genette 20）。热奈特认为，这些文本外信息都依附于译文并服务于译文，这个目标也构成了它存在理由。热奈特将副文本进一步分为“内文本”（peritext）和“外文本”（epitext），并罗列了多种具体形式。不论副文本采取何种形式存在，它们都有着一个类似的效果——拓展译文的内涵。

正如热奈特所言（Genette 20），副文本的存在是必要的。副文本可以带有目的性，融合着译者的阐释，体现译者的决定，给予读者建议等。但是副文本的存在也受一系列条件的限制，它具有时间性（temporal）、空间性（spacial）、实用性（pragmatical）、切实存在性（substantial）和功能性（functional），因此，对于某部译作副文本的解读需要考虑到多重因素。

图里（Toury Gideon 32）指出在研究翻譯规范的过程中，副文本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图里认为，虽然这些信息非译文本身，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是决定着、指引着译者活动的翻译规范。副文本所携带的多重目的性源于其特质，但是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便学者一窥翻译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国内外对译本副文本的研究不可胜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范式和新的探索角度（殷燕、 刘军平 22）。副文本的研究可以为我们了解文本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译者的翻译活动、翻译中遵循的翻译规范等提供线索，丰富译本研究的角度（肖丽 17）。它和译本可以形成一个跨文本关系，增加对译本的阐释难度（朱桃香 39）。王辉（122）考察了《论语》英语译本中副文本体现出的译者意识形态。副文本是译者对于原文的阐释，也是最直接地体现翻译目的窗口，对其进行研究具有必要性（耿强 104）。同时副文本可以为译文读者创设一个相对自足的解读语境，提供必读与翻译信息，并形成丰富的欣赏途径（冯全功、郑羽 23）。

《论语》是儒家经典，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作为中华文化经典的代表，是域外译介最早、流传最广泛的典籍之一——已被译为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西班牙语世界已有二十余个节译本和全译本。《论语》西班牙语译本研究极具见微知著的价值。

本文选取的是西班牙译者安娜·艾蕾娜·苏亚雷斯（Anne-Hélène Suárez，1960- ）翻译的文本。苏亚雷斯是一名作家、汉学家和翻译家，她出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除了母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外，她还精通英语、加泰罗尼亚语、汉语和俄语。她曾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系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她于1981年至1987年在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攻读了东方文化与语言（汉语方向）。在1984到1986年期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中文。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取得了翻译和跨文化研究博士学位。苏亚雷斯对中国文化和汉语非常感兴趣，译介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籍，例如《道德经》、《论语》、唐诗宋词选等，并于2021年荣获西班牙国家翻译奖。译入语读者对翻译家的认同程度是一个决定文学译介效果的重要因素（王志勤、谢天振 26），作为西班牙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她的译本颇受欢迎。由她翻译的《论语》于1997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由凯罗斯（Kairós）出版社出版，译本一经问世，受到了读者和学界的广泛好评，进行了多次再版。苏亚雷斯的译本在西语世界被广泛接受，其中一大特色就是副文本信息极为丰富，为我们研究儒家思想的西班牙语译介提供了最好的媒介。

二、苏译《论语》副文本分类

苏亚雷斯的《论语》西译本题目为Lun Yu. Reflexiones y enseñanzas（《论语：思考与教导》）。译本一共177页，其中，正文100页，副文本共占77页①。从篇幅来看，副文本几乎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和译文正文平分秋色。副文本涵盖内容丰富，包括长篇序言（Introducción）18页、致读者言（Advertencia al lector）1页半、孔子弟子名录（Relación de los discípulos）1页半、尾注53页、参考文献2页和书尾目录1页。

1） 序言

译者对“对原作的理解和认识，往往是通过译序和前言加以表达，因而序/跋是解读译者和原文的重要渠道和依据”（朱安博、陈洁 54），而苏译《论语》的序言长达18页，其中包括17个脚注，里面内容涉及：

第一，翻译目的。序言的一开篇译者就指出译本的目的，即向西语读者介绍孔子，而不是呈现经历了时代变迁、历史更迭的后世儒家思想。

第二，孔子姓名翻译的解释。不同于其他译本，苏亚雷斯不仅仅将孔子译为了Confucio，还在题括号中加注补充Maestro Kong（孔子，Maestro意为“教师、大师”）。在序言中，苏亚雷斯解释道，Confucio为17世纪的传教士对“孔子”该名称进行的拉丁化结果。因此，除了保持《论语》外语译本惯用的Confucio，她还采用音译意译结合的方式补充了汉语意译的西班牙语译文。

第三，孔子生活的年代背景详述。译者清晰地介绍了孔子生活的年代及春秋战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附了一张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图（如下图1）。在介绍各个诸侯国国王时，苏亚雷斯都为其谥号提供了西班牙语翻译，并置于圆括号和引号之中。例如，译者采用了El rey Wen（“el Ilustrado”）的方式介绍文王。

图1. 苏亚雷斯译本春秋战国地图（1997： 10）

第四，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详细介绍。

第五，儒家核心概念词语及其历史溯源和背景呈现。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并非一分为二，而是相互补充。在介绍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时，苏亚雷斯也会将其同儒家文化术语联系起来，例如“天子”、“道”等。

第六，人物介绍，包括孔子的生平介绍、流放经历等。

第七，《论语》的成书背景。在此部分，苏亚雷斯介绍了有关《论语》多个版本的考证，并指出《论语》并非孔子语录，而是集结了众多素材并内含其他作品节选的合集。译者基于《汉语大字典》，指出“论”和“语”在汉语中分别对应的多重形象，塑造一个多维的立体空间。这个部分还提供了关于不同名家对论语的注疏和收录的信息，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隅。

第八，总结。这部分仅有一小段，但译者对《论语》的内容进行了总结：《论语》虽然精短（breve），但是内容却包罗万象（heterogénea）。里面有很多难以解释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从而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难。序言以译者再次点明翻译目的结束：窥探孔子的品格及其思想（vislumbrar la personalidad y el pensamiento de Confucio）。

2） 致读者言

在此部分，译者介绍了译本中遵循的翻译格式要求：对于儒家概念词语，译者用斜体标出;对于需要加以阐释的词语，译者用黑体标注。为了不影响读者的阅读，译者并没有在正文中添加过多的注释，而是在整个译文之后以尾注的形式对此类词语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3） 孔子弟子名录

相传“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虽此言有待考证，但据不完全统计，仅《论语》一书就有七十余名弟子的身影。为了避免读者混淆译文中的众多人物，译者在此编纂了“孔子弟子名录”，枚举了《论语》中出现的25位孔子弟子②。值得一体的是此名录实乃两个，一个为“按姓氏字母顺序编排的孔子徒弟名录”（Relación de los discípulos por orden alfabético de apellidos），一个是“按‘字’字母顺序编排的孔子徒弟名录”（Relación de los discípulos por orden alfabético de nombres públicos）。译者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弟子们的姓名，还补充了他们的字。除此之外，译者用星号（*）标出了在《论语》中出现了五次以上的弟子。如果弟子的姓名（姓名或字号）在原文中没有出现，译者用括号补全了这部分信息，以期提供给读者一个立体的《论语》人物图景。

4） 书尾注释

译本中书尾注释共占53页，多达386条。注释涉及具体词语、语句的背景介绍等多个方面。每个注释都索引到译文中的某一则或者某几则，相关注释互相索引，注释中已经在前言中提及的内容再索引至前言。

5） 参考文献

苏亚雷斯在书尾罗列了翻译中参考过的文献。参考书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孔子和论语”（Confucio y el Lun Yu），第二部分为“其他参考书目”（Otros libros de referencia）。

6） 格式排版

《论语》以对话体为主，很多译本没有将不同对话者的内容区分开来。苏亚雷斯在排版上独具匠心，每当更换讲话者时，都采用换行的方式，并统一首行缩进，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说话人的身份，阅读中无需过多的认知努力。

苏亚雷斯用罗马数字标出篇号（Libro I，第一篇），沿用了西班牙语中使用罗马数字表示序数词的习惯。不仅如此，在译文中还用阿拉伯数字标出每一则的序号，与篇号用破折号“-”相连（I-2，即第一篇第二则）。其次，在注解部分，译者将汉语拼音以斜体的形式置于圆括号中，以便读者将其和原文联系在一起，例如Río abajo（xia liu）。

为了不影响读者的阅读，译文中并未用数字小标标出注释，而是对要注释的部分进行了斜体处理，并且注释在书尾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译者解释道，《论语》中有一些常见的概念，出现了不止一次，运用斜体而不是小标的方式标记注释可以避免注释的重复出现。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注释中的重点信息均用黑体标出，在视觉上十分醒目。

三、副文本对翻译活动的诠释

3.1 副文本对原文的阐释、补偿和损伤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处理如何去平衡对源语的忠实和在目标语中的流畅自然（图里 2012），而通过副文本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译者对于源语文化的理解在副文本中得以彰显。热奈特（Genette 58）指出，题目可以由标题和副标题两部分构成。如果说标题Lun Yu是对《论语》的拼音音译的话，那么副标题Reflexiones y enseñanzas（思考与教导）就是译者对于《论语》的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苏亚雷斯采取了音译主标题加释译副标题的双重翻译策略，一方面保持了对原文本的忠实，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汉语拼音给西语读者带来一种突兀感和陌生感，采取了阐释的翻译策略，力求达到目标语中的自然。热奈特（Genette 76）引用了查尔斯·格里维尔（Charles Grivel）提出的题目的三个作用，即给作品命名（identify the work）、点明作品主旨（designate the work's subject matter）和推广作品（play up the work）。根据热奈特，这三个作用中只有第一个是必须的，其他两个承担的是辅助性的、补充性的作用。从这个观点来看，苏亚雷斯采用音译加释译的方式显然比单纯的音译达成了更多的目标，指明了源译文，列出了译本主要内容，并吸引了潜在的读者，为译著做了推广。

副文本是译者介入翻译的渠道，也是译者和读者进行交流的平台，我们也可以在副文本中的细节中寻觅到译者对原文理解的痕迹和其向读者传达的信息。比如说，苏亚雷斯对“学”的注解中（Suárez 151）不仅仅指出“学习”（estudiar）这一方面，还剖析出了“教育”（educación）一层的涵义。由此可见，苏亚雷斯的注解并非单纯堆砌素材，而是精心斟酌之后的杰作，体现了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孔子的教育观中“学”和“教”往往密不可分，读者也可以通过这个注解，更方便地理解儒家思想的内涵，并在有关联的内容之间生成一个思维纽带，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外传。

“在文本阅讀中，副文本发挥着‘门槛’的作用，带领读者深入文本”（商瑞芹、刘曌龙 116），大量副文本提供了丰富的源语文化信息，补偿了译文信息，对读者了解源语文化大有裨益。序言中对孔子的生平经历有着非常详细的介绍，并将孔子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以时间为主脉，对他的经历娓娓道来，结合孔子的思想，让读者对孔子思想诞生的时代有了更加形象和具体的了解，引发读者深思。在介绍孔子生平时，文中还对孔子的性格进行了描写，此外，译者时常将孔子的言行与儒家核心观念相连接，援引《论语》原句，有助于读者将两者结合起来，在心中打造一个全面的、立体的孔子形象。

副文本的补偿作用还体现在译者对于原作历史、社会背景的还原上。孔子推崇周礼，认为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管理对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且等级制度在历史上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苏亚雷斯在序言部分详细地为译者介绍了君、王、臣、民等之间的尊卑关系。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服饰颜色彰显着人物的身份，代表了其所属阶级，在注释中，苏亚雷斯将rosado（红）、púrpura（紫）、morado（緅）和cárdeno（绀）通过索引的方式联系起来，并从颜色的差别及其背后文化内涵的角度对这四个颜色进行了辨析。

副文本极大地丰富了原作的内涵，扩展了它背后文化的影响力，而西方汉学家可以借助中国典籍译注，解释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并通过译文和注释建构中国文化形象的传统（魏家海 108）。苏亚雷斯的译本直接对象为《论语》，但是她跳出了《论语》的“小圈”，向西语读者呈现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圈”。《论语》中也多次直接或间接地映射中华文化典籍“六经”。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明白元典背后承载的文化内涵，在注释部分，她指出了“六经”共为哪几部，并指出《乐》作曾是“六经”中的一部，但现在已佚失。对于儒家经典《诗经》、《易经》和《礼记》，她详细地介绍了其成书背景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论语·述而》中有云：“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译者在给“艺”注解时，还解释了“六艺”（las seis artes），并将它和“学习”（estudiar）、“学问”（ilustrar）两个注释关联起来，凸显“六艺”对于学习和学问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在介绍儒家核心关键术语时，苏亚雷斯并非单独地诠释词语意义，而是将多个具有共性的术语联系起来，例如孝、德、仁等，将不同却相通的概念融合起来，树立一个宏观的大格局观念。

副文本固然对译文有增益的功效，但也可能给译文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信息损伤。序言中苏亚雷斯列出来了“孔子弟子名录表”，以弟子姓名和字号的字母排序，期望给读者提供索引。虽然拼音给读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信息，但是同个拼音可以对应多个汉字，一律根据汉语拼音统一音译可能会让读者产生误解。例如，澹台灭明字子羽，曾子字子舆，两个字的汉语拼音都是Ziyu，音译后不容易辨认。如果不加以汉字辅助，将不同的人名重复音译，难免会产生混淆，无形中增加西语读者的理解难度。

3.2 副文本对翻译目的的体现

苏亚雷斯在副文本中多次阐明，译本的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一扇了解孔子及其思想的窗户。读者是翻译译介接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参与者，作为译本的直接接受对象，读者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因而副文本的安排均以读者为中心。热奈特（Genette 34）指出，排版可能会间接地影响到对于文章的解读，例如字体字号会影响阅读观感，读者也会自然地注意到译文注释的位置，影响着读者对原文的理解（Kovala 123）。滕雄和文军（79）在对多个《诗经》英译本进行比较时，指出了三个译本在排版印刷上的差异。苏亚雷斯译本的整体安排上，十分注重排版：译本系统地使用了分段、首行缩进的段落设置，灵活地运用了斜体、黑体的字体形式，充分地运用了圆括号、引号、方括号、星号等标点符号。据笔者初步统计，译文中共使用了702个方括号。西班牙语和汉语分属拉丁语系和汉藏语系，在书写规范、语法构成等方面颇为迥异，再加上《论语》由言简意赅的文言文写成，出于语篇衔接的需要，在译文中不得不增添一些词语，使语篇通畅。但是为了不让这部分信息影响读者的阅读，或误导读者以致其认为所补充内容属于《论语》原文，苏亚雷斯均将补充信息置于方括号（[ ]）中。此外，读者可以轻松地借助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的标识定位译文。

出于对读者的尊重和负责，译者力求客观地、全面地介绍可能引发多重阐释的术语。诚然，她在翻译很多术语的时候相对一致，即，并未在译文中频繁地更换词语，但是在注解部分她标明了一个术语可能对应的多重涵义，旨在为读者营造一个更为完整的语言环境氛围。例如，在解释道“空空如也”时（《论语·子罕》），苏亚雷斯指出其两层内涵：“无知”（vacío，ignorante）和“不知所措”（en blanco）（Suárez 183）。译本凭借着全面的阐释，不仅加深了《论语》在西班牙语世界的影响力，更帮助西语读者充分地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儒家思想的独特魅力。西班牙亚马逊网站的读者评论说：“这本书会让你受教，开启了解探索孔子饱经历史检验的思想的旅程。[理解孔子]并不困难，你只需要将自己置身于其当时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下。但要知道，孔子的思想不受时间的拘束，适用于所有的历史时期。他的目的是教会我们如何成为一个遵守社会伦理道德的好人”。③

译本的副文本不仅可以服务于读者，还可以辐射到一个更广大的群体，诸如出版商、书商、研究者等。热奈特（Genette 9）指出，“The addressee may be roughly defined as ‘the public’， but this is much too loose a definition， [f]or the public of a book extends potentially to all humankind”。 例如，出版商可以根據目标受众，操纵副文本，以达到盈利目的（Pellatt 102）。苏译本中详细的副文本信息不仅将西语大众读者置于中华文化大背景中，为其营造了一个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还为广大汉西翻译学者、国际汉学家提供了研究助力和学术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个“雅俗共赏”的译本。

3.3 副文本中翻译策略的选择

副文本中译者同样采用了多种翻译策略。对于不确定的信息，苏亚雷斯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处理，力求客观地传递原文信息。比如说，如果某人的生卒年份不详，注释中会用问号标出。除了标点符号外，在西班牙语行文中也会大量使用可以标记不确定性的词语和语法结构，以免给读者造成误解。例如，quizás（副词，意为“或许”）和es de suponer（动词结构，意为“可以猜测”）。西班牙语动词虚拟式形式的用法之一即传递不确定性，译本的注释中也有其身影，比如说，Quizá se refiera a（189），即“可能指的是”。西班牙语中动词条件式变位也有暗指不确定的语法功能，例如podría tratarse（178），意为“或许是”。

注释也为我们洞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和背后的动机提供了途径。《论语·八佾》中有云：“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苏亚雷斯在注释中解释了她在这则中采用的翻译技巧和其动机：首先，“栗”在西班牙语中是castaño，那么，“周人以栗”中的“栗”按说应该译为castaño，但是在译文中，译者却将其译为了álamo temblón（颤抖的杨树），这是为了和下文的temblara（temblar，动词，虚拟式过去未完成时第三人称单数变位）保持同音异义（homofonía）的效果。汉语原文中的“周人以栗”和“使民战栗”中“栗”字同字异意，虽然西班牙语中名词和动词无法达到同字，但是采用这样的翻译策略，译文中就可以保持和原文中一样的谐音效果了（juego de palabras）。其次，汉语原文中没有明确地指出“曰，使民战栗”的中“曰”的主语，同样，苏亚雷斯在译为西语的时候译为了动词第三人称单数，没有明确指出其主语④。译者引用《论语》法译本译者李克曼（P. Ryckmans），解释选用这一翻译策略的动机。其实，孔子对“栗”的谐音巧合甚为不满，认为周朝初期民众饱经恐吓的现象与孔子提倡的文明开化相悖，因此，译者选择了遵循原文，不显化“曰”的主语。

值得一提的是，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往往密不可分，一个策略的运用往往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副文本中的译者具有更多的自由度，可以与读者交流，指引读者的阅读。例如，《论语》中人物丰富，专有名词众多。译者在致读者言中说明了对于译文中人名的处理策略——保留了原文中的姓名和字号，未加以统一。此举并非源于译者贪图省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可能读者会有点困惑，但是这样处理的话，文中人物之间的亲疏尊卑关系会更加清晰。然而，如果一个人他是自谦地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提及自己的姓名，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很多，那么我会选择译为第一人称，这样，就不会给读者造成困惑了。”⑤

3.4 副文本对译者翻译观的折射

副文本作为一个可以让译者显身的载体，能够折射出译者的翻译观（Neveu 32）。苏亚雷斯的学术背景和人生经历体现出她深谙并热爱中国文化。黄勤和谢攀（66）认为“亲善”他者的文化态度会影响译者的翻译行为，具体表现为关心译本的接受，注重吸引和引导读者，采用多种翻译技巧来激活目的语读者的阅读经验，减少其阅读障碍。比如在“弟子名录”中介绍孔门弟子时，不同于西班牙语的文化习惯，译文中人物均是姓氏在前，名称在后，而且译者补充说这是中文的习惯。此外，她试图在译文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中国古代长幼有序、社会阶级尊卑等社会文化信息。

作为一个严谨的译者，苏亚雷斯译本的副文本中，罗列出了译介过程中参考了的文献。其实，很多译者在译本中往往会忽视这类信息，甚至否认在翻译过程中曾经参考、借鉴过其他译著。苏亚雷斯严谨的译风还体现在对译入语规范的尊重上。虽然西班牙语中有拉丁书名号（comillas latinas）和双引号（comillas inglesas）两种形式，但是在直接引语中首先推荐使用拉丁书名号—«»，而非双引号。译者在《论文》译本中的直接引语便根据西班牙语皇家学院颁布的《西班牙语正字法字典》（Ortografía de la lengua Española） 采用了拉丁书名号。

《论语》因用文言文写成，注经习俗自古至今，历朝历代国内注家层出不穷，因此，选择哪个源语作为翻译圭臬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译者的翻译倾向，体现了译者的主观性（朱峰 2019）。苏亚雷斯精通西班牙语、法语、加泰罗尼亚语、英语和汉语。在翻译的过程中，她参考了国内多位名家对《论语》的注疏和《论语》的英、西、法译本，并将这些译本在参考文献的第一部分罗列出来，体现了译者深厚的文献功底。值得一提的是仅汉语版本她就查阅了国内学界最受关注的四个注解版本，即杨伯峻的《论语集注》、钱穆的《论语新解》、朱熹的《四书集注》和何晏的《论语集解》。用译者的话讲，此举目的并非求“穷尽”（exhaustiva），只愿为“指引”（orientativa）。翻译过程中大量文献的查阅为苏亚雷斯提供了一个更为客观丰富的翻译视角。译本中云集了诸家对《论语》的解释，是译者试图在译本和读者间试图保持中立、隐形的一个尝试。例如，《论语·述而》有云：“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苏亚雷斯在注释“执鞭之士”（zurrador）时，介绍了杨伯峻对“执鞭之士”的两种解读，并将其均呈现在读者眼前，可见，就该词的注疏，苏亚雷斯更信服杨伯峻的版本。但是，她没有将自己的解读强行加于读者身上，而是补注“也有人理解为‘仆役’（lacayo）或‘马夫’（palafrenero）”，给读者以另一个角度的阐发。苏亚雷斯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没有片面地以一个注解版为蓝本，而是集众家所长，广泛地、客观地参考了诸家的注释，并将此内容在注解中提供给读者，尽可能地列举相关的不同见解，以正視听。在翻译中遇到歧义纷纭的难点时，参阅历代注疏丰富视角，可以帮助厘清文本源语的内涵，在一定的程度上避免了主观见解的偏颇。

四、结语

副文本的价值不容小觑，其研究极具价值，它和译文文本是联系紧密、相辅相成（张玲 77;文军 2），是“重构翻译规范的重要超文本资源”（倪蓓锋 69），能够帮助我们获取诸多文内不能直接得到的信息（许敏 78），因此，副文本是把作者、译者和读者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本文以“副文本”为材料，探讨了西班牙汉学家苏亚雷斯译介《论语》活动中的翻译策略、翻译目的和翻译观。通过对其译本中副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决策过程和翻译技巧的运用，有助于研究翻译思想和活动规律。其次，本文对副文本的分析使译者的翻译目的跃然纸上，将译文、译者、读者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将诸多翻译活动参与者集合为一体的多维空间。

读者是译文的直接受益者，优秀的译者应时刻将读者置于中心地位（修文乔 67）。文本的空间有限，再加上《论语》用语简洁洗练，短短几句蕴含着大智慧。译者通过添加注释的方法，对原文的背景描述等呈现在读者面前，构建了一个历史、文化、语言融合之下的立体框架。苏亚雷斯的副文本是“全景式”、“百科全书式”的呈现。通过大量的注释，苏亚雷斯将源语置于丰富的文化背景中，结合汉西双语在语言表达和文化传递上体现的异同，用“深度翻译”的方法对源语文本进行阐释，力求客观地向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背景，并给予其理解的自由，向读者呈现一个与源语最为接近的《论语》译本，帮助读者对《论语》的真正内容进行自主的解析，作出判断与评价，形成丰富的读者视角。

本文为我们勾勒出一个集“学术译者”和“大众译者”二重身份于一身的译者苏亚雷斯。凭借着她严谨的翻译方法、锱铢必较的探究精神和丰富的副文本信息，苏亚雷斯的译本展现了西方学者解读《论语》的独特视角，译本非尽善尽美，虽仍有一些误读，但毫无疑问，它对促进西班牙语读者对译本的接受，为我国文化典籍西译的传播模式探索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注释【Notes】

① 虽然全书所标页码共计193页，出于排版需求，页码从封面开始计数。本文统计的页码均已排除空白页码，共177页。

② 卞朝宁（2015）年在《〈论语〉人物评传》中梳理了《论语》中涉及的一百五十余人，其中孔门弟子为30位。经过比较卞朝宁专著中的孔子弟子名录和和苏亚雷斯译本中的孔子弟子名录，笔者发现五名未被纳入苏亚雷斯译本的孔门弟子为：子禽、申枨、牢、颜路、孔鲤和公伯寮。通过对苏亚雷斯译本注释中对这五位孔子弟子的介绍分析，现将结果总结分三类如下：1.苏亚雷斯在译文原文中对“颜路”进行了斜体处理，根据译者在序言中的介绍，该词应出现在文末索引中，但是注释中并不见该词条，应是译者翻译排版中的疏忽。2.孔鲤是孔子的儿子，但也是其弟子。苏亚雷斯在注释中仅指出孔鲤身为“孔子之子”的一层身份，并未点破其作为“孔子弟子”的另一层身份，可能源于苏亚雷斯将亲属关系置于师生关系之上。3.对于其他几位弟子，苏亚雷斯推测他们可能为孔子弟子，在注释中用了“可能是他的弟子”（se podría tratar de su discípulo，指申枨）、“可能的弟子”（supuesto discípulo，指公伯寮）、“可能是孔子弟子但资料不详”（quizá discípulo de Confucio， aunque no hay referencia alguna al respecto，指牢）。

③ 此段为本文作者翻译，原文为：Es un libro que te enseña e inicia en el pensamiento intemporal de Confucio. No es complicado， tan sólo tienes que ubicarte en el tiempo y situación social en la que vivió el autor， aunque el trasfondo de sus pensamientos es aplicable a cualquier época histórica. Se refiere a una forma éticamente correcta de ser un buen ser humano en sociedad.

④ 西班牙語中主语在一些情况下可以通过动词得到体现，可以省略。

⑤ 此段为本文作者翻译，原文为：Quizá resulte algo confuso al lector， pero de este modo， quedarán más patentes los grados de familiaridad o de respeto en los diálogos. En cambio， cuando， en el original， un personaje habla de sí mismo en tercera persona， utilizando por modestia su nombre privado， al tratarse de casos asilados， he preferido traducir en primera persona para no desconcertar demasiado al lector.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冯全功、郑羽：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注解”研究——兼论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中副文本的作用。《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21）：23-31。

[Feng， Quangong and Zheng Yu. “A Study on Xu Yuanzhong’s Commentary in On Chinese Verse in English Rhyme as well as the Roles of Paratexts in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4 （2021）： 23-31.]

Genette， Gérard. 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E. Janee Lewin. London： Cambridge UP， 1997.

耿强：翻译中的副文本及研究：理论、方法、议题与批评。《外国语》5（2016）：104-112。

[Geng， Qiang. “Paratext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s， Methods， Issues and Criticism.”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5 （2016）： 104-112.]

黄勤、谢攀：以亲善之态促《边城》西行——译者的他者文化态度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中国翻译》5（2019）：64-71、189。

[Huang， Qin and Xie Pan. “How Translator’s Attitude Toward Cultural Other Influences Translation Behavior： With Kinkley’s English Rendition of Shen Congwen’s Border Town as an Exemplary Case.”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5 （2019）： 64-71， 189.]

Kovala， Urpo. “Translations， Paratextual Mediation， and Ideological Closure.”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 （1996）： 119-147.

Neveu， Anne. “How Paratexts Influence the Reader’s Experience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La Fontaine’s Fables.” New Voic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16 （2017）： 23-54.

倪蓓锋：《论语》辜译本的副文本研究。《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2）：31、69-72。

[Ni， Beifeng. “On Translation Paratext in Ku Hungming’s The Discourse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The Analects）.”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2012）： 31， 69-72.]

Pellatt， Valerie. “Packaging the Product： A Case Study of Verbal and Non-verbal Paratext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20 （2013）： 86-106.

商瑞芹、刘曌龙：梦的再解析：汉英对照版《红楼梦》的内副文本研究。《山东外语教学》2（2020）：114-123。

[Shang， Ruiqin and Liu Zhaolong. “Reinterpreting the Dream： A Study on the Peritexts of the Bilingual The Story of the Stone.”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2 （2020）： 114-123.]

Suárez Anne-Hélène. Lun Yu： reflexiones y enseñanzas. Barcelona： Kairós， 1997.

滕雄、文军：理雅各《诗经》三种英译版本的副文本研究。《外语教学》3（2017）：79-85。

[Teng， Xiong and Wen Jun. “Study of the Para-texts in Legge’s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Book of Poetr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3 （2017）： 79-85.]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Revised Ed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2.

王辉：传教士《论语》本与基督教意识形态。《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2007）：122-126。

[Wang， Hui. “Translations of The Analects by missionaries and Christian Ideology.”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6 （2007）： 122-126.]

王志勤、谢天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问题与反思。《学术月刊》2（2013）：21-27。

[Wang， Zhiqin and Xie Tianzhen. “Introduc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uzzles and Reflections.” Academic Monthly 2 （2013）： 21-27.]

魏家海：汉学家译注中的文化形象建构——以《离骚》的三种译注为例。《外语与外语教学》2（2017）：108-115、150。

[Wei， Jiahai. “Cultural Images Constructed by Sinologists in Translation Notes： Based on Three Versions of ‘Li Sao’.”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2 （2017）： 108-115， 150.]

文军：附翻译研究：定义、策略与特色。《上海翻译》3（2019）：1-6、94。

[Wen， Jun. “Paratranslation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Definition， Strategies and Feature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3 （2019）： 1-6， 94.]

肖丽：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上海翻译》4（2011）：17-21。

[Xiao， Li. “The Significance of Paratext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4 （2011）： 17-21.]

修文喬：从傅译副文本看傅雷的翻译观和读者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6（2008）：66-69。

[Xiu， Wenqiao. “A Study on Fu Lei’s Translation Ideas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Readers Based on Paratexts.”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6 （2008）： 66-69.]

许敏：卫礼贤/贝恩斯《周易》英译本的深度翻译研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3（2016）：78-85。

[Xu， Min. “A Research on the Thick Translation by Wilhelm and Baynes of I Chi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3 （2016）： 78-85.]

殷燕、刘军平：国内副文本研究三十年（1986-2016）——基于CiteSpace的科学计量分析。《上海翻译》4（2017）：22-26、94。

[Yin， Yan and Liu Junping. “Paratextual Studies in China （1986-2016）： 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by Using CiteSpace.”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4 （2017）： 22-26， 94.]

张玲：Translation Peripheries： 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述评——翻译研究的副文本视角。《上海翻译》2 （2013）：77-80。

[Zhang， Ling. “Review of Translation Peripheries： 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 Perspective of Paratexts in th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 （2013）： 77-80.]

朱安博、陈洁：王宏印汉译《哈姆雷特》的副文本研究。《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21）：51-57。

[Zhu， Anbo and Chen Jie. “Studies on the Paratexts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Hamlet by Wang Hongyin.” 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5 （2021）： 51-57.]

朱峰：深度翻译中的译者角色与翻译策略——以金安平《论语》英译本为例。《中国文化研究》4（2019）：149-159。

[Zhu， Fe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of Thick Translation in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Chin Anni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onfucius’ Analects.”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4 （2019）： 149-159.]

朱桃香：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江西社会科学》4（2009）：39-46。

[Zhu， Taoxiang. “The Narrative Poetic Value of Paratext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mplex Text.”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4 （2009）： 39-46.]

責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