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海斌 丁思聪

摘  要：在“文件”一词的源流考证问题研究过程中，发现有较《兰仑偶说》更早的对于“文件”一词的记录，出现在《枢垣纪略》一书中。此外，一些学者提出了根据音训的方式分析判断该词的源流，但这种推导缺乏事实支持。目前所见，“文件”一词不应为“文卷”转化而来，而应是在近代为表达特定的语境被选用的专用词汇，产生后一直沿用。

关键词：文件;词源;《枢垣纪略》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word 'wenjia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n earlier record of the word 'wenjian' than that in book of 'Lan Lun Lian Shuo'， which appears in the book 'Shu huan Ji Lue'. In addition， some scholars put forward to analyze and judge the origin of this word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Pronunciation training， but this derivation lacks the support of facts. As we can see at present， the word 'wenjian' should not be transformed from 'wenjuan'， but should be a special vocabulary chosen to express a specific context in modern times， which has been used since its birth.

Keywords： Wenjian; Etymology; 'Shuhuanjilue'

1 “文”與“件”的源流发展

“文”是古汉语中产生较早的词，产生之初就具有一定的文档含义，这使其具有了含义组合的先决条件。“件”出现晚于“文”字，有分类之意，是对“文”的细致划分。

1.1 “文”字的源流考证。“文”字最早在1984 年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出现于一份陶文。陶文化产生时间相比较甲骨文还早远。可以说“文”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在《说文·序》中，是这样解释“文”字的：“依类象形，故谓之文。”[1]它由多条交错的线条构成，是一种图画性质的符号，具备粗浅的表意作用。

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与“文”字有关的双音节词，这种与其他单音词结合成的双音词，一般有固定用法，还可以使词义表达更加清晰、确切。这一用语习惯也是滥觞于先秦，“文”字有“花纹”“文理”和“典籍”等含义。

在后代的文档名词使用中，“文”字及其构词运用范围更广，且是为数不多的，在各类文档名词中，各朝都保持着一定使用率的词素。它历久弥新，伴随着其它文档名词一代一代更替的，是它不断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使用连续性最强的文档类名词构成词素之一。

1.2 “件”字的源流考证与释义。“件”字出现的时间较“文”字晚，目前考证，“件”字最早出现于汉代。在《孔子家语》中的表述为：“右件夫子七十二人，弟子皆升堂入室者。”[2]这里的“件”有分列之意，特用于定位，将一整体事物按照其特点和要求。进行分类和区别，是其本意，引文中是将其按照方向进行区分。虽然我们现在早已不将“件”用于方向上的辨别，但仍沿用其“特指”和“区分”的内在含义。

待两晋南北朝再度使用时，其用法有了新的拓展。在该时期“件”字有了物品、事件之意，其本质仍有分类的含义。从记录内容上看，与医药、神仙、炼丹等相关方面的内容建立起了联系。有表物品之意，也将“件”做量词使用，可译为“个”“种”之意。到了隋唐五代时期，“件”字有了更多地与其他单音词的搭配情况，出现了“条件”一词，与现代用法有相似之意。

宋、元、明、清时期，“件”字在沿用之前含义的基础上，有了一些新的搭配和组词，从用语习惯和语境上说，趋于当代使用方法。用元曲这种贴近百姓生活的表达形式，也就更能反映出市井用语情况，除了继承之前“件”字的含义外，还出现了“事件”的表达：“今来有合行起请事件，谨具画一如左。”[3]总之，“件”字自汉代开始使用以来，被后朝所沿用，虽构词形态和表达用法上各朝都有创新，但总结起来，也都是表以下2个含义：一是表区分、分类之意;二是用于名词或数词后，作为量词出现。

1.3 “文”与“件”的早期结合。在研究“文件”词源的过程中发现，“文”与“件”两个字的结合伊始并无现代“文件”的含义，现查证在明代李光地的《榕村语录》和黄梨洲的《黄梨洲文集》中均出现了“文件”一词，且成书时间均早于《枢垣纪略》。但这两本书中出现的“文件”一词，从上下语句所表达的含义看，是“文”和“件”作为独立含义出现的。[4]因而，在此不做具体研究。

2 “文件”词源考辨

“文”“件”二字古来有之，而二者合并为一词却是在清代晚期。关于“文件”的词源考究，此前学界得出的最早时间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前后，标志为梁廷枏（楠）编撰的《兰仑偶说》中应用了“文件”一词。但笔者在后来研究中发现，该词出现的时间要更早一些，且符合近现代通用的含义。具体来说，出现在嘉庆年间梁章钜所作的《枢垣纪略》中，该书出现的“文件”一词与“文书”词义相近，在这之后，该词保持着一定量的使用频率，从未中断。

2.1 “文件”早期出现情况考究。《枢垣纪略》内文中使用了“文件”一词，该书成稿于1823年前，原文如下：“军机章京随围系轮班前往，不随往者每日满、汉各二人诣内阁听报。满洲章京在诰敕房，汉章京在蒙古堂祗候。遇有行在，军机处文件分别照行。”[5]在此处的“文件”一词与我们现在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用来表示朝中各处传递的公务文书。

与《枢垣纪略》同一时期的《皇清奏议》一书中也出现过“文件”一词。原文为：“所安各塘不过以备驰递文件之用，只可以唐古忒番兵安设，是以每塘挑选附近番兵四、五名，就地添设，并交噶布伦等办给口粮。”[6]此处同样表意清代官方文书。

2.2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文件”一词的使用情况。从知网的《国学宝典》数据库、爱如生的《中国基本古籍库》统计情况来看，“文件”一词在清代各类书籍文献中共出现440次，涉列书目达90本，光绪年间该词的出现次数更是高达345次。该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使用多用于记载国内事务，多见于奏折等公务类书籍，表示文书、公文等意。而1840年之后，该词的使用范围更广，既有表达外国事务的用法，又有沿用之前表示国内政务的内容。记录体裁也更多样，除了出现在官方公务文书中，私人的笔记、小说中也出现了“文件”一词。

在清代，从“文件”一词所在的书稿来看，除了一些大臣用于远赴国外考察的见闻记录外，一些未曾远游海外，但谙悉朝中政事的官臣，也将“文件”一词用来记录时事。方浚師便是其中之一，作为晚清大臣，他所作的《蕉轩随录》一书内容涵盖政事、经史、评诗等社会生活多方面，该书系晚清笔记丛书之一，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书中有段政事记录如下：“予曾历试以各国洋字文件均能通晓译写，此非其明效与考试之奏出台臣、阁臣发明春秋正论事。[7]”

此处的“洋字文件”即外国公文资料，同文馆学习外国文字，作者自身也通晓外文。“文件”一词在此多与“洋字”“书稿”等事物联系，体现了该词的时代特性。

如果说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文件”一词的使用特点主要是数量的增长，那么，19世纪末至清朝覆灭，该词的使用特点体现于所在的文学体裁种类的丰富，在私人著述方面，不仅将“文件”记述在笔记中，更是在小说、杂记等市井化的记述形式上有所创新，这为“文件”一词的广泛使用奠定了民间基础。

这一时期，小说、杂记数量大幅增加，叙述题材多是暗讽当局或记录市井生活，相较于官方繁琐书文，更受百姓欢迎，这些图书不仅在内容思想上吸引着民众，更引导着民众习惯于新潮的用语。这些载体中逐渐开始运用“文件”一词，运用语境也多是与公务事项结合在一起，推动了该词民众化的使用进程。

“文件”在此时使用频率也较之前一个时期有所提高，运用范围不断扩大，但其使用语境和含义却较为稳定，这为近现代该词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基础。

2.3 民国时期“文件”一词的内涵及使用情况。第一，随着以档案十三经为代表的档案学著作的陆续发表，对于文件和档案、文书等词汇的含义和关系问题做了较为细致的阐述。由于这一类文档名词多为近义词，有时也会出现联合使用的情况，如“档案文件”等。“我们可以知道文件由点收、核办至封发的过程叫做文书，汇集已办结而又同属于一宗案情的文件，在保管的过程中便叫做档案，就时间说，第一过程叫做文书，第二过程中叫做档案，文书和档案只是表示一样东西的两个过程，再就是数量说，单一的文件叫做文书，汇集同案的文件叫做档案。”[8]从这段表述上来看，该时期学者对文件和档案关系的认识已趋于成熟，与我们现在的理解趋同。虽然在当时档案学的研究中阐明了文件与档案有不同之处，但在政府、机构的实际运用中有时却将文件、档案同情报工作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档案文件”的表达。

第二，该词仍多用于政务，在文件传递、使用时开始注重秘密等级的设定。随着西方先进档案管理相关思想的传入，文件、档案等文档类名词开始具有了绝密、机密、秘密、公开的秘密等级的划分，并将秘级写在文件封皮处，这种习惯至今仍在沿用。

第三，“文件”开始强调计量单位“件”，这也与档案的计量单位“卷”构成区别。“文件”常用于政令下达，侧重于一事一件，即针对某一个或某一类问题单独下发一份文件。“文件”除了表达公务文书的含义外，更强调它的使用单位“件”，这也是同为有价值的重要记录，“文件”和“档案”的区分之一，“文件”通常以件为计量单位，而档案以卷为计量单位。例如，在1926年发表的一份报刊中就有这样的表述：“8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反对贪污腐化的文件。”[9]

最后，与“文件”一词的搭配用词也较之前更加多样和广泛。此时，“文件”一词的使用范围扩大，常用形容词加文件（作定语）的方式，表示某一类文书，例如：“……的文件”抑或是与文件词义相近的复合表达，如：协议文件、内阁文件、往来文件、会谈文件、声明文件、档案文件、合同文件、租地文件、外交文件、重要文件等。还有一类属于动词加文件（作宾语）这样的搭配，如：签署文件、核阅文件、传递文件、散发文件等表达。

笔者检索了民国时期的290部图书文献，整理出其中有关“文件”一词的出现情况：“文件”一词在46部图书文献中出现过，出现次数为1368次。通过下列统计表中列举的民国时期使用频率较高的十个文档名词，可分析得出，与同时期其他的文档类名词相比较无论是出现的文献数还是出现的次数，均呈现较高的使用数量。可见，当时人们对“文件”一词的理解和应用水平较清代更进一步。

表1 民国时期使用频率较高文档名词统计表

2.4 当代“文件”一词的内涵及使用情况。第一，作为发文的标志，广泛用于各类公务类文书的标题处。“文件”一词在当代逐渐弱化了单纯意义上指代外国公务的含义，而多用在国内政府机关行文中作为标准版头出现。尽管，有不同的行文方向和多样化的公文文种，但都可以用“文件”一词指代这些不同种类的公文类型。因此，很多国内公务文书中也会出现“……的文件”，作为公文的标题。

第二，表达私人形成的书面记录。私人文件是个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其中一些对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形成的文字记录材料需长久保存，被入选为档案进一步保存，形成私人档案文件。档案文件既包括私人文件又包括公务文件。“档案文件的选本，可以分为公务文件、私人文件两种不同情况来考查确定。公务文件有正本、底稿、抄本、草稿等不同文本。个人文件有亲笔手稿（包括草稿、校订稿、誊清稿）和抄稿（包括亲笔与代笔）之别。”[10]

第三，在计算机术语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产生了“文件”的衍生词作为一些特定的计算机类名词。在计算机用语中，文件的含义是虚拟形态的，是程序运行的个体单位，也是计算机系统运转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形成了一些特定的与计算机相关的引申词，如：目标文件、脚本文件、函数文件、文件格式、删除文件、创建文件、分组文件、文件系统等。

最后，在记录载体类型后加“文件”一词，使之成为一种特殊载体档案的代名词，如：声像文件、电子文件、纸质文件等。尽管从多方面查找，具体使用数量也难以详尽。总体来说，各行业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都会产生一些重要的书面记录，将其称之为“文件”，该词不仅应用领域广，使用数量也较多。

3 “文件”词源问题的不同认识

赵志强、马玉杰、王冬梅（2018，以下简称《赵》文）认为：“文件”一词是“‘文卷一词中语音变异（语转）和语言习得中形成的”。[11]这一说法的不妥之处在于主观臆想的成分较多。

首先，《赵》文认为，“件”之元音“i”和“卷”之元音“ü”差别不大，或因发音时唇形略扁（语音变异）或因外国人发“ü”音不自然（语言习得），听起来就与“件”相近。笔者并不排除在口语交流中这种可能出现的合理性，不过口语与书面用语有别，使用在撰写公文等严肃、正式的书面文献时正式的书面用语，这种可能性较小。

一是行文后一般都会有校核过程，如因发音偏差导致字形错误，很容易得到修改并相应地减少了类似错误再次可能性;二是中外环境中，均有较为明显的口头和书面两种语境之分，如英文在口语中往往用“yeah” （ yes的俗音）作出“是”的回应，但在书面语特别是著作或官方文件中是用“yes”，这种区分进一步降低了因发音偏差或不自然导致的书面文献中“文件”一词取“文卷”一词而代之的可能性。

其次，即使词的读音确实有可能因为时代的变迁有所变化，但这种语音变异的结果应是新旧字词可以表示相同含义。反观“文件”和“文卷”二词，虽然都可以归纳到文档名词的范畴中，且含义相似但所表达的侧重点是有区别的。对于“文卷”的词意及演化嬗变情况，在丁海斌 、岳展弘（2016）的研究中已有详细介绍，[12]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文卷”中“卷”的解释取“文之集合”之意，而《说文解字》对“件”的解释为“件，分也。”[13]很显然二者在含义上是有明显差别的，“卷”字偏重“集合”，而“件”字重“个体”。二者应有各自对应的应用范畴。将语义差距明显的二词或二字里视为“以此代彼”之关系并简单归因于发音偏差或不自然，这一观点显然有牵强附会之嫌。

“‘文卷一词最早出现于隋唐，元朝是‘文卷使用频次最高的朝代，甚至高出了使用次数最高的明朝，也远高出使用次数相仿的清朝。”[14]可见，元明时期是“文卷”一词被广泛利用时期，如果“文件”由“文卷”转化而来，为何这一转变现象出现在清代中后期，而不是元明时期呢？且根据“文”与“件”当时已有含义，完全有可能被组合形成来作为外国公务、法律类材料的统称，无需由其他词音变转化而来。

《赵》文中提到的外国人语言习得问题。只有“文件”一词在中国本土产生之后，才有可能被外国人学习，从当时的外国人掌握汉语水平上讲，将卷（juàn）发音成件（jiàn）是有可能的，但能将发错的音找到对应的汉字进行组词，且该词有了新的含义表达（即造了一个新词），这对于学习汉语的人来说，概率是极低的。反过来讲，根据上文所述该词产生于清代中期，而各国外交官所编写的汉语教材的时间基本上是19世紀60年代之后。从时间角度上来看，“文件”一词既然是先在汉语中产生，就不涉及到外国人在汉语习得的过程中将“文卷”读成“文件”的问题了。而应该是在对应外国公务、法律类材料的过程中就已经使用“文件”一词来表辞达意了。

综上，笔者认为“文件”一词应为清代中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官员利用古汉语词素所造的新词，后该词的内涵有了延伸，从指清代朝廷公务的特指的“文书”到兼含外国公务类文书两层含义。从古至今，文档类名词繁多，这些词看似含义相近，但实则表达的侧重点有所差异，这也正是汉语言博大精深的体现。“文件”一词用来表达外国公务、法律条文类的材料，这一含义是“文卷”一词的演变过程中所没有的。该词的出现符合当时清政府政治、外交方面的需要，尤在我国外交官的著作中多有涉及。鸦片战争后，外国的外交官成为了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外国的外交官极有可能在和中国政府或中国的外交官接触时学习到了“文件”一词，而后写入他们所编撰的汉语教材中，将“文件”一词传播到了国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档案史史料学”（项目编号：19BTQ09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汉）许慎撰.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5：2.

[2]《线装经典》编委会编. 线装经典 孔子家语·孔子集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第九卷：69.

[3]（宋）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诗词附 4[M].

成都：巴蜀书社.2011：178.

[4]康胜利.清晚期文档名词嬗变研究[D].辽宁大学，2016：33.

[5]（清）梁章钜撰.枢垣纪略[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452.

[6]张羽新编著.清朝治藏典章研究 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63.

[7]（清）方浚师撰;盛冬铃点校.蕉轩随录 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5：3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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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龚育之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6卷[J].全国范围：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辑委员会.1926：1660.

[10]张书才主编;刘凤志等编写.档案工作实用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358-359.

[11]赵志强，马玉杰，王冬梅.“文档”“舆图”“文件”词源考证[J].档案学通讯，2018（06）： 70-74.

[12][14]丁海斌，岳展弘.中国古代“卷族”文档名词研究[J].档案，2016（06）： 10-14.

[1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68.

（作者单位：丁海斌，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丁思聪，沈阳体育学院党政办 来稿日期：2020-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