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刚，张 驰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

有关墨家核心思想及理论相悖之处学术界争论至今。唐宋以后的儒者与当代学者有的以“兼爱”为墨家核心主张，认为兼爱是“墨子之唯一主义”[1]。在墨家文献中，墨者以“兼者”自居，以“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为基础构建了“无差等之爱”社会的理想形态。也有学者认为，“义”是墨家学说的伦理总则和精神实质，兼爱、非攻等道德原则是“义”这一上位概念下的具体原则[2]。在对“义”的论述中，墨家将“义”放在“至上”的位置，认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使“义”融入了墨家思想的各方面。墨家言，“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上》）。这种以“义”判定是非的思想在墨家主张中多有展现，成为“十论”背后一以贯之的精神[3]。笔者认为，墨家核心思想的两种阐释从不同视角对墨家理念进行了解读：以“兼爱”为核心思想阐释了墨家的终极目标，通过无差等之爱的社会的构建，实现纷争的永久消除。此时的“兼爱”已不仅限于一种“主张”，而是上升为一种“宏大理论”，其余主张成为“兼爱”思想的延伸。墨家之“义”则通过“外在强加”的方式构建了墨家的是非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4]，通过义利等同实现社会秩序的重构，其所求为天下公利，“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墨子·经说上》）。

但在解释力度上，将“兼爱”放置于与“十论”中的其他主张同等地位时，兼爱将对部分主张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也缺乏足够的效力对主张间存在的争论进行调和，这使“十论”自诞生起就受到一定的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