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伦

1

小年夜，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夜晚，超过了中秋之夜。天空中不再有月亮自称天意，洒到人间来。它们跨越星球的光抵达，其实是毫无内容的白色侵略;大地上没有木樨空气添加剂般的混合，刻意的香气释放扰乱了暮晚之后的所有宁静。而今晚，戊戌年腊月廿四的酉时，中山四路的老街上，我正在为每一种可能的命题作答。

今天再次传来武汉疫情的消息。我们都隐约有一些不安。

但是，作为诗歌的命名者，我需要把一些尚未厘清的眼下物象作出准确的诠释。用诗的语言，对那些动态的或者静态的符号作出所指的扩散。我是笨拙的，但此刻是灵敏的，中枢神经对电脑文字的支配欲，已经变成对迟钝的声音文字的把控。我干得并不游刃有余，但是勉强可算及格。

群星占领天幕时，黯淡是我的能力

同样坐在寂静中，失明的那枚才是黑暗的知己

——《小年夜》

在整个戊戌年，我都是黯淡的。写作处于瓶颈期，没有一首诗或者一两个句子能让我自己记住，群星灿烂，而我独自无光。我和我的星球都坐在宇宙无垠的寂静之中，我像是消失的人，存在却又被黑暗吞噬，只有那颗逐渐失去光泽的星辰，那颗逐渐近于失明的星辰，才像是我，像是我的知己，理解了我的孤独和自失。

然而，中四路上翩然而至的鹊羽，白色的绒毛，在我的身旁轻轻零落，黏在我的肩头，带着人类的体温，予我抚慰。它们是无意落入农历小年夜的小段公历时间，是错入城市南方的小片北方。它们来自公历五月，却一不小心掉进了农历腊月，这一段时间的穿越，带有浓厚的玄幻色彩。羽毛就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形象化的时间。它们在叶间飘落的时候，时间也在旋转，虚化的事物突然全有了具体的形状。时间是羽毛状的，时间是所有飞翔的态势;时间是黑夜中的所有白色，不耀眼，但是足够穿破迷障，所以时间是七种颜色调配的，最后具有了单纯的同色调。羽毛来自嘉陵江之北，是一个空间概念。它婉转地落在我的头上，轻轻地触摸了我的前额。像是飘渺而又瓷实的一片空间，贴在我的思想之上了。我显然尚未完全做好迎接浩大空间的准备，显得有些慌乱。我的一生，随便一处小小的缝隙就可以容纳和拘留我，我对太大的宽阔没有要求，也没有清醒的认识。我的辽远来源于灵魂，只有诗歌撑开我的心胸，我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是天空一样有容量的孩子。就像现在，我在老街上，这些圆拱门太敞亮了，以至于我随身的黑暗具有绝对的小，轻轻一坐，就能把自己插入夜色，楔子一般，找到孤独感中的撕裂，而作为自己得以生存几秒的空间。羽毛来了，它用细小和柔软，反衬了空间的恢宏和坚实。空间无形，然而有形。空间也是羽毛状的，肉眼可见的光源，是江之北的起点，然而它本身又是江之南的终点。它来到我的额头，巧遇我、抵牾我、紧贴我、深入我，似乎已经用锐利的空间，刺透我的想象，进入我的骨髓。我感觉到身体被打开，一片羽毛在心室找到自己的位置。小小的空间逼开了我诗歌中巨大的空间，我感到膨胀，血脉贲张，似在全身心地飞翔，就要在老街上迷乱地扑腾。

2

手机信息弹出的武汉现状，已经不很乐观。人们正在大量储备口罩，已经有人出城。

一些古旧的人则准备返回乡村。

我也是古旧的人，茫然不知有华彩的现代，这点呓语，是我十年语音的合成。这个世界是有很多隐患的，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万物都是先验，却拒绝向我们告知”。只有当万物中的某一物以敌对的姿态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才会事后诸葛亮般说：又错了。我们本该认识到每一种弱小存在的价值和巨大的破坏力，但是依旧认为它们是弱小的，是我们的附庸，我们只需要享用这种霸凌感和控制欲就行了。当我们在时空中越来越强大，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宇宙中越来越孤立。古老和现代这对词语，在我身上有着奇妙的守恒，但是我还是时常觉得惶惑不安。时间要抛弃我们太容易了，没有谁能逃脱这些无形的惩罚。当羽毛滑向嘴唇，我感觉到某种神秘的力量又要來惩罚我了，不是疫情，那些语焉不详的病毒并不是我最害怕的。我感到恐惧的是时间和空间本身的无限，而我们是如此短暂和脆弱。我还对时间和空间的具象——一片羽毛突然地莅临，感到忧惧。任何碰撞都是命定的，即使是老街上的迎面触动，也是命定的。我仰着头，迎迓这片羽毛，它像纯净的病毒，迅速感染全身。我呓语，口齿不清，不知道病毒所为何来。

我在这里，解答内心关于诗歌的问题。而羽毛是一个对我进行访谈的问号。

北滨路和嘉陵江的关系是什么？一条河运送着灯火，光影参与形成。将军府外的修竹有怎样的此情此景？一排栅栏围着民国，小院便是独自承欢。树根何以一排密布在墙壁上？

那是线条化的时间，老去的生命伸出触须。诗是不是特异功能？那么，语言就是迷信，是神的终将垂怜……

羽毛的问句没有这么具体，它进行着抽象的谜之问。当它问出“关系”的时候，我的诗歌是结构主义的，是我对罗兰·巴特的微调：“你是突然降临于我的脑中，而不是我召唤得来的。”一条河把你运送到我这里，江与滨江的关系得以生成。“羽毛创造了意义，意义创造了生命。”我们的关系，就是诗歌的生长关系，是一种不断创造的过程，我的生命因此得以完善。

当它问出“情景”的时候，我的诗歌是中国古典主义的，它讲究了“情景交融”和“触景生情”。它去了东方以东，便是无尽的“物哀”;它去了西方以西，便是无限深度的“意象”，是一群人的影子，诸如勃莱、赖特、帕斯、豪格等。我看到的小栅栏围着民国，而不是围着现代主义，是小院独自承欢，羽毛独自优雅。

当它问出“诗”本身，我的诗歌是存在主义的，是老树根被时间派到墙壁上一网千年;我存在，成为语言的迷信，成为被一片羽毛怜爱的古旧之人。我因此得以对抗虚无。

3

这片羽毛一直在小年夜里舞动，从民生银行迷离的光圈中走出来，经过桂园、求精中学、德精小学、圆拱门、三闲堂、周公馆，到曾家岩的悬崖边，它一直有着雀跃之美。天空的流量中，你是全部，别人不是。候鸟的奔袭，留鸟的沉静，都在羽毛上。你如果继续白着，云朵就不敢再白，你如果深一些，气流层都尽数避开。落地时那对大地的颠扑，颤抖的波动，让大量梦境惊觉。此后，久久的静止，像生命为我留出巨大的默契，在人世喧嚣中。

疫情在继续发酵，一些恐慌溢出，我们对于生命的思索又多了些。有一本书叫《神秘的生命灵光》，说的是濒临死亡，从死亡线上回来的人，大多感觉过灵魂出窍，然后经过一个隧道，看到一片灵光，这个过程自然而然，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有人说，这是因为人在死亡边缘会分泌某一种物质，对人进行最后的生理性的安慰。人在对抗死亡的过程中，最需要的安慰是自我安慰。自我安慰主要来源于精神层面，告诉自己，死亡并不是那么恐怖，并不是那么痛苦。那种身体抵达极限的时候，自我的生理性安慰，投射到灵魂层面，让人会走得轻松。我想这是人对自己最后的最高礼遇吧。

而当我们得知疫情的扩大时，曾经笃定的认识——“死亡并不可怕”——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开始觉得死亡是可怕的，尤其是“非正常的死亡”，是不能接受的。那么，疫情中的死亡，显然就是内心动摇的源头。我对于信仰和艺术的追求，便是为了抵制死亡和虚无。但是我感到了这种努力的不可信。隐约的警惕感让我觉得：其实我们更需要另外一些东西。

死亡是孤独的，是一个人的事情，绝无可能结伴而行。所以死亡不仅仅是对生命消逝的恐惧，还在于对虚无、对巨大的孤单的恐惧。我想，如果要让濒临死亡的人减轻这种恐惧，就要尽可能地减轻弥留前夕的孤独，让他们感受到爱。这种爱不仅是亲人的爱，还有来自男女之间的灵魂之爱，如一个人被巨大的深刻的爱包围，一定会走得轻松很多。因此一个人生前最大的财富之一，便是拥有爱情。同时，这个人还会很深刻地爱别人。《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上帝把一切丑陋给了他，但他有对爱斯梅拉达高贵、圣洁的爱，最后他死在少女的尸体旁，他殉道于爱。司汤达的墓志铭也说道“米兰人亨利·贝尔，活过、写过、爱过。”司汤达的一生并不长，不到六十年，他爱得奋不顾身，却无一例外，全都无果而终，终生未婚，但他的确是“爱过”的，他有资格说出这句话。所以，他很坦然地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下“爱过”两个字。这两字得以让他更坦然赴死。

4

这个小年夜显然不同于我经历过的43个小年夜。当我们遥远地向着武汉祝福的时候，也是在祝福自身。或许我们的城市，已经有了疫情的苗头。或许我应该明天就佩戴口罩了，或许我应该回到村子里去，躲避厄运。

城市有个阳台，就在中四路的尽头，从悬崖边凸出去。我的心灵有些延伸，这凸出的部分用于通风和呼吸。站在这悬空里，江岸线也柔顺了些，北滨路的灯饰变幻，一会天蓝一会火红。嘉陵江就在情节里流淌，逆水的游船满载灯火，拖着倒叙的光芒。曾家岩边，设计师的美学，是重庆的虚和实，是人们的镜与像，那微风沿着悬崖上来，仿佛来自一条大河的抚慰，吹拂着我。

鹊羽也被吹动了，我看见了它灵魂的翻卷。

这是一片年幼的羽毛还是年长的羽毛，还是和我一样，是一片中年的羽毛？如是，那么也就和我一样并未参透生死，并未身心通透，并未对诗歌作出未来的判断，并未对即将袭来的灾难做好迎击的准备。然而我错了，这是一片悠然自得的羽毛，它的飞行路线封闭而又自足，开放而又主动，有些来自林间荫翳的羞涩和不谙世事，也有些独悬城市中央的骄傲和舍我其谁。

我对它说话，用眼睛的凝视说话，我没有更多的声音表述。

我对羽毛说：死亡是价值的一部分、是生的一部分、是爱的一部分、是这个星球乃至于整个宇宙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小年夜的语言系统中，起到结构作用的那一部分;当然，也是对少年的我和青年的我进行解构的那一部分。

一部分什么？我尝试着回答。

人对抗死亡最好的方式，是追求人生价值，实现人生价值，这样，会走得少一些遗憾。当一个将死的人觉得自己一辈子很值了，那么，我相信死亡也不那么可怕。有精神追求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后会更加積极面对死亡，因为他们获得了精神的满足，比如文学艺术、科学研究等。而一味追求金钱的人，往往会不断陷入新一轮的虚空，最终会觉得没有实现价值，没有填补内心那巨大的黑洞。很多平凡的人，会有平凡的价值观，但是不影响达到的效果，和看似伟大的价值观一样，都能在对抗死亡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匠人的手艺达到精湛，造出满意的产品;农民的稼穑获得丰收;打工仔赚到钱回家修好了房子，都是一样的。当然总有很多人最后觉得人生充满遗憾，价值没有实现，这时候，他们往往会寄托于亲近的人，希望他们的价值得到最大化。比如子女对父母临终前最好的安慰是儿女的成功，无微不至的照顾固然重要，但是儿女不断走向新的境地，更让他们觉得安慰。

我无声地絮絮叨叨，不知道羽毛有没有听进去。我看见它飘动得更快了，也许是某种来自量子的呼应和纠缠，也许只是因为嘉陵江又起风了。

5

我把整条街道走了一遍，重复昨天，一群人变成一人，像收脚印的灵魂。灯光迷离，人用低语译出了竹和树的交谈，导出了城市阳台和民国警局，像在用诗拍一部纪录片，我有拙劣又陈旧的解说词。近春了，红灯笼正在树上悬着，影子却紧紧抱着影子。我在播放自己，分成一帧一帧，每秒都令我窒息。老街的今夜如此空旷，一点光落地的声音都没有。一片树叶睡着了，一片羽毛醒了过来。此时，我看见了人们的飘逸和卷曲，中山四路，正进入城市的浅睡之中。

嘉陵江走在夜行列车的前面去了，它尊重了暮色，并预祝了人们晚安。这里的高楼，与南岸的大厦一样，在用顶层扫天空。天空有什么不干净的？落地窗明亮无比，有人坐在光圈里，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也是坐在浪纹里。共同想起的人们，定然就在春阳那边吧？像辽阔的江水那样，吃倒影，听船鸣。现在我要向老街献上最灿烂的温柔了，我从候鸟那里找到它，群鹊纷纷避让。它在空中缓慢了些，像是要祝戊戌年小年夜晚安，祝武汉晚安、祝中国晚安、祝人间晚安、祝万物晚安。

安好。最朴素又最深情的词语。

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夜晚之后，我们的医疗机构经受到了非典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武汉的疫情，向周遭渗透，我的重庆也在劫难逃。在这个晚上，一片羽毛导引着我想了许多。

有人说医疗机构做好了人“生的准备”，没有做好人“死的准备”，对病人的关怀，需要更完善更人性化。就是整个社会，大都是做好了人“生的准备”，没有做好人“死的准备”。对每一个人必然的死亡，缺乏教育和疏导。孩子小时候总是爱问：爸爸妈妈，人会死吗？你们会死吗？我会死吗？这时候，我们总是企图捂住他们的嘴，让他们别乌鸦嘴，好像死亡是一个禁区。

记得我的大女儿进幼儿园后，听说了“死”这个词，回家后就忧心忡忡地问我：“爸爸，你会死吗？”

“不会的。”

我在回答这一句问话的时候，甚至有点相信自己会永生。那时候不知道永生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一直活着。多年后，人到中年，才知道永生就是向世界低头认输，承认自我局限，承认必死，承认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为了在死亡前获得另一种永生的理由。所以我写诗。

显然，那时候的女儿是相信“爸爸不死”的答案的。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回来问：“爸爸，你们会死吗？“

“不会的，宝贝。”

她的眼里有了犹疑，内心有了动摇，她已经获得了人都要死的信息。但是她不再问话，不再戳穿一个美丽的谎言，不再对她的至亲进行逼问乃至最终伤害自己。

她只是过了一段时间自言自语似地对我说：“人会死的。”这句话的潜台词令我几乎潸然泪下。

6

同样，我们也坐在寂静中

你像白羽凌虚，我像孤星落实

——《小年夜》

当我在小年夜如水的清凉中，和一片羽毛对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孤星一样落实了。

而那片羽毛，凌虚而行，把寂静当成了食物。

它像是我的诗歌的眼睛。

在今夜，我的诗歌突然间超越了俗世情感，进入了哲学的领域。我有些担心，当哲学和诗歌交合，我会不会被更多的柏拉图逐出“理想国”，会不会因为成为“无限的少数人”而羞耻，会不会对哲学的零碎理解而妄断诗歌的前途，会不会因为一片羽毛的三种落地方式而放弃自我生命的终极之美？

羽毛落地太美了。美到一切诗歌和哲学都是对它的阐释。

第一种落地方式是：預习死亡。羽毛中最睿智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哲学就是，预习死亡。”显然，羽毛的诗歌节奏已经练习千万遍了，从我写下的众多句子来看，预习死亡就是获得某种语言节奏，进而从容面对死亡，做好了人死诗歌不亡的准备。实际上，每一个人都需要预习死亡、思考死亡、应对死亡，有一个成熟理性的死亡观念。那么，人就不会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么消沉、沮丧，甚至恐惧。我的诗歌在宗教意义上是成立的，它们是我内心的经卷、是自我复述和自我预谋、是自我燃烧也是自我消弭。因此，羽毛看到我喃喃自语，那是我在反复训练，准备好迎迓死亡之光。羽毛于小年夜落地的时候，是惯性的，是流畅的，是驾轻就熟的，是得到万千祷辞和祝词的。所以它落下来，并未惊惶，灿若星辰。

第二种落地方式是：亲吻死亡。羽毛中最超脱的哲学家蒙田说：“死亡说不定在什么地方等候我们，那让我们到处等候它吧。”羽毛说出了死亡的本质是“等候”，而且是互相等候。就像我在等候羽毛，羽毛也在等候我。我们在小年夜相遇了。这几乎就是胜过了一次死亡的小小奇迹。对我这样的诗人个体来说，它甚至超越了“死亡”，而得到了上天的“神助攻”，羽毛对我的临幸，像一场亲吻。它在我的额头上久久不落，像是代替天意，对我进行长吻。我们互相用“死亡”致意。用“窒息”致意、用“惊厥”致意、用“休克”致意、用病毒般的“关照”致意、用灾难般的“席卷”致意。羽毛落地是轻柔的，温润的，是得到宠溺之爱的、是享受到天光摩挲的、是得到无数词语的光斑洗涤的。所以它落下来，仿若意愿已了，无声无息。

第三种落地方式是：死之不死。羽毛中最圣洁的器官捐献者周老师说：“死亡是一个人最好的精神发育。”周老师的女儿捐出了遗体的五处器官。拯救了五个陌生人。相当于女儿还活着，活在五个地方，母亲能真切地感受到。周老师不仅不觉得是自己和女儿拯救了别人，反而觉得是别人成全了自己。这就是天使般的温暖，是善良的极致。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更为超脱。一个人无论财富多寡，身份高低，最后都要面对死亡，人生最后的课题就是如何与死神握手。人最后的衰老和死亡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发育，是人生最后的也是最高层次的发育。发育得好，就会正视死亡，拥抱生命。在诗歌的意义上，这种发育的结局就是“死之不死”。是永恒性，是生命圆满的标志。所以羽毛落地了，《道德经》和《诗经》一样轻盈地落地了，《逍遥游》和《论语》一般愉悦地落地了。羽毛获得了人世的赞美诗和唱经声，它起落天然，挣脱星球引力，大自在，如是观。

7

父亲告诉我，按照神灵的旨意，小年夜要进行献祭。

然而我没有美酒和佳肴，没有诗歌中的名句，没有生命中的至纯，来进行一场献祭。

最终，羽毛悠游天际，我将独自献祭。

我向天空献出自我，一个迷思的自我。天收否？不收，则我将继续苍凉下去，老旧下去，病痛下去。

自我隔离下去，自我否定下去，自我消除下去。我将献祭给自己，给诗歌，给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

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中讲了一个故事：托马斯为了帮老年人抵抗疗养院的厌倦感、孤独感和无助感，建立了新的疗养模式，在里面养了2条狗、4只猫和100只鹦鹉。护士因增加了工作量而拒绝照顾这些动物。但是老人们主动认养，并从中获得了快乐和满足，从而大大抵消了身体和心理的负能量。

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消失。消失的意义是为了“最好的告别”。

托马斯的老人们需要动物的灵性来拯救内心，我需要一片羽毛来拯救诗歌。

我独自在中山四路逡巡，试图从阶梯的分行中找到断句的方法，从老树盘根中找到语言的梳理方法，从城市阳台的人造光影中找到物理性和心理性的融会，从嘉陵江的不舍昼夜中找到词语的运动轨迹。最关键的是：从一片羽毛的消失中，找到死亡的提点。

我相信任何一种存在都是要告诉我“存在之道”。

“小道救我”“大道利他”，所有“道”是为了向无形的无垠还债。我的诗歌拙劣，还债缓慢，不知道能否救赎我的最终。

荷尔德林希望自己写出伟大的诗歌，即使只有短暂的时间活着，也要像神那样生活，就没有更高的要求了。

权威的命运啊，只要给我一个夏天，

加一个能让我的诗歌成熟的秋天，

让我的心尝够这甜蜜的游戏，

那时，我就死而无憾。

——荷尔德林《致命运之神》

诗人不在乎生命的长度，而在乎生命的高度，在乎那种巅峰水平的价值体现，而不需要永生，不需要多长时间。这是一种生命价值或者说死亡观念的极端。诗人相信自己虽然人生短暂，但是作品会永生。当人的生命具有巅峰水平的高度时，当然是时间越长越好。生命的长度和高度、广度和深度结合，才是最好的。

然而，谢利卡根在《死亡哲学》中认为：像这种代替活下去的方式，实际上不是永生，是一种半永生和准永生。就像伍迪·艾伦所说：我不想通过我的作品变得不朽，我想要通过不死来活着。所以一片羽毛告诉我：“你的诗还写得不好，不死之死的境界还远着。你的诗小气，耽溺于自我。”所以我在小年夜实在拿不出可以献祭的东西了。

有一个命题是：你是选择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还是选择做一头快乐的猪？哲学家长期思考人的深层次问题，比如说“预习死亡”。另一种观点是，要“无视死亡”，活在当下。实际上这两者都没有问题。思考死亡并正视死亡，才会拥抱生命。无视死亡而超越死亡，也是在拥抱生命。殊途同归。但是有一点，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有自己的价值在其中。痛苦的哲学家有深度的心灵体验，而快乐的猪有深度的感官体验。说实在的，我们不能说快乐的猪就是一种享乐主义，可能那也是很好的对抗死亡的方式。

小年夜，我向河流注视很久，它的平静像一场冥想，没有主题，巨大的杯盏里空空如也，神灵正在辟谷。先祖和我都空腹许久了，月亮投宿江北，它将收受我的献祭过夜。大河开始丰盛的烹饪，小区贴出停水通知，新闻中播出疫情专家“不要恐慌”的劝慰，河面上，一蓝一红的航标灯仿佛是永远亮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