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璐 蒋舒娜 张 驰

（吉首大学商学院 湖南·吉首）

［提要］ 采取中国31 省、自治区、直辖市5 年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数据，算出各省市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系数，运用arcgis 软件，对各省市的差异变化系数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分析发现：5 年来各省市农业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上升幅度较低，远低于其他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了分析各区域之间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是否存在空间上的相关性，对各省市的差异系数莫兰指数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各省市之间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不存在明显的空间上的正相关性，即空间依赖性。针对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引言

1982 年到2019 年，国家颁布的多个“一号文件”持续将重点聚焦于“三农”问题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既是其他产业发展与优化的前提之一，也是推动并巩固中国经济高效增长与发展的保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的发展一波三折，改革开放后，“三农”问题备受国内外各地区的高度重视，家庭联产政策的出现使得当时中国农业的生产力逐步被解放，农业的基础设施逐步被改善，生产率同样逐步在提高。但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农业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已然成为了制约现代农业的发展的重要原因，传统农业急需向现代农业转型，农业结构亟待优化。但中国的农业不同于国外规模化农业，中国农业区域差异明显，中国南部地区多丘陵，农业以精耕细作为主，北部地区多平原阔地，农业则呈现规模化特点，而南部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远高于北部地区规模化农业，这极大地限制了南部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从中国整个区域来看，北方的农业生产率要远高于南方的农业生产率，但从全球大范围区域来看，美国的农业产生率明显要高于世界各国，多数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也远远高于中国。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成为了当前限制中国第一产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农业劳动生产率主要受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产品加工和农业产业结构的驱动。土地资源禀赋、农业机械化和生物化学投入的影响一直在下降。因此，有必要将注意力放到农业发展市场化、多样化和高质量上，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农业集约化、集中化和大规模经营上，这种转移可能更符合当前的做法。中国人多地少，农业劳动力仍占总人口的近30%。考虑到这一国情，应当提高小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劳动力城镇化的顺利进行。从长期来看，必须采取诱导农业技术创新、生产要素替代、多功能农业发展等相关政策安排，提高我国农业的竞争力。

二、理论综述

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Kuznets 和Chenery 为阐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演变以及Lewis、费景汉等为解释二元经济问题均涉及到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标志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业长期以来都是处于“小规模农业”、“传统农业”和“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低。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因素明显提高了我国农业人口的劳动生产率。数百万农村农业劳动力流入城市和非农产业。因此，农业产出比例从20 世纪50 年代初占中国经济的一半下降到2016 年的8.6%。同时，2016 年农业劳动力人口就业的比重由原来的83.5%下降到27.7%。从农民在非农业工作中的就业情况、农民商品化的城市化和农民非农业收入来看，中国的农业显然处于一个转换的十字路口。在这一关键时期，我国农业产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支持非农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应对农业文化产业竞争力较弱、农业收入增长难以维持、农业劳动力老化等诸多问题，政府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主要粮食品种的产量、进口和库存同时增加。我国农业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导致国内粮食价格超过进口价格，造成了国外粮食上架，国内粮食下架的奇怪局面。2016 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率为27.7%，同期第一产业产出仅为8.6%。这种巨大的差异，以及不断增加的农业劳动力生产成本，使得中国特别有必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因为这种生产率的提高对中国农业产业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舒尔茨（1964）就如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表他的看法，他认为人力资本是将传统农业产业转变为现代农业产业的先决条件。因此，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考虑。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的规模是非常大的，但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说是零甚至是负的农业边际产品。因此，促进农业劳动力在非农业工作中的就业更为重要。从实践的角度看，各国发展的实际路径和成果差异很大。以与中国类似国家（如日本、韩国、法国和荷兰）的土地资源稀缺性为例，日本的全球农业竞争力明显落后于荷兰和法国。自20世纪80 年代实行市场化农业政策以来，韩国不断推进土地的大规模经营和农业资本化的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政策导致了许多发展危机，如韩国农民的流离失所和农产品自给自足的再教育。然而，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与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美国相比，日本的农业文化发展逐渐与美国的农业文化发展趋同。

上述研究基于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观点，从国家层面上解释了当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但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中国各省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明显。

三、数据选取

为了更好地测度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态，选取2012～2018 年中国各省市比较劳动生产率，但由于2017 年、2018 年多省市比较劳动生产率的缺失，故选择2012～2016 年中国31 省市5年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采用变异系数对我国31 省市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情况进行测算。

变异系数又称“离散系数”，是某一事件其发生的概率分布在区域内离散程度的一个归一化度量，离散系数的含义是标准差和平均值的比值，是衡量事件之中不同的观测数据值变异程度的统计量。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件观测值的变异程度做比较分析时，若是其度量单位和与其观测值的平均数一样，就能直接采用其标准差做比较分析。但其观测值的度量单位与其平均数不一样的时候，比较分析其变异程度便不可以直接采取标准差，需要换一种比较方式，即采取标准差和平均数的比值，即为CV。变异系数能够较好地去除单位与平均数不一致时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件观测值变异程度比较的影响。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V 是离散系数，CV 值越大说明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就越明显；Yi为i 省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四、实证分析

利用公式（1）计算出2012～2016 年我国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离散系数，结果如表1 所示。由表1 可以看出，自2012～2016 年这5年来我国第一产业的离散系数值在0.08～0.095 之间浮动，且浮动幅度较低，这说明中国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大致上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31 个省市的农业发展状态比较均衡，在一定的水平下各省均保持一个相对差异的格局，由于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数据年份受限，无法全面地观察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状况，但结合现有研究成果以及2012～2016 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系数来看，变异系数大致上呈现着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在某些年份也出现短暂的减小趋势。变异系数的变化主要跟我国农业政策有很大的关系，自2003 年后，国家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不断上升，农业生产落后的省市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帮扶，尤其是在全面脱贫时代，产业振兴成为助推各省市脱贫摘帽的最大动力，农业产业的发展迅速，导致各省市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出逐渐上涨的趋势，因而差异系数也不断扩大，如表2 所示。（表1、表2）

从表2 可见，各省市之间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系数差异明显，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平均波动程度较大。纵观上表可以发现，黑龙江与贵州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更加明显，西藏、湖南、江苏以及北京等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也较为明显，为了验证某一省份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是否会对其周边的其他省市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对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表3）

表1 2012～2016 年中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一览表

表2 2012～2016 年各省市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异系数一览表

表3 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空间自相关性一览表

Moran 指数I 是常用的空间自相关分析统计量，其计算原理是：

式中：w 为权重矩阵，建立准则是：若i 省与j 省相邻或联系紧密，则 Wij＝1，反之 Wij＝0。I 取值范围为［-1，1］。当 I 的值大于 0 的时候，说明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当I 的值小于0 的时候，说明存在负的空间相关性；当I 的值等于0 的时候，说明其空间不相关。

从表 3 中可见，Moran's I 值 2012 年、2016 年大于 0，而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值均小于 0，2012～2016 年正态统计量 Z 值均大于 0，但是其值都小于正态分布函数在0.01 水平下的临界值（2.57），且p 值均大于0.1，所以没有通过0.0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5 年内各省市的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在空间分布上不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关系。另外，总体上Moran's I 值呈现逐渐变小的趋势，这说明中国各省市之间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在逐渐的变弱。

五、结论及建议

研究通过分析我国31 省市的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发现：（1）中国各省市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明显，呈现着不断上升的趋势，造就这一趋势的原因是由于中央对农业问题的重视，出台的系列政策对农业的帮扶。虽然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着不断增加的趋势，但增加的幅度较小，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劳动生产率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2）全国区域内各省市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并不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这说明在第一产业的发展上各省市之间的合作不够紧密，大体上各省市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呈现出比较均衡的上升状态，但其原因归根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各省市之间合作较少，溢出效益较低。针对上述情况，结合国内外已有成果，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速城市化，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人口多，土地资源少，农业劳动生产率自然处于劣势，但这种劣势不应成为持续下降的原因。相反，中国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前景十分广阔，中国近30%的劳动力仍在农业领域，而小规模农民仍然分布在许多地区。当前的政策优先事项应该采取两条相对的路线：一方面政府应继续支持城市化。这将导致农业劳动力顺利转移和向新的就业转移，从而创造条件，实现土地经营的现代化、规模化，提高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仍然主要由小规模的农民组成，政府应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加强农业劳动力培训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继续支持农业发展。这一举措将弥补发展中的不足，提高小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从中长期来看，有必要改变中国传统的过度强调高产出、忽视收入和效率的发展模式。在生产要素方面，需要进一步促进农民的非农就业，提高农民生计的多样化。产业结构方面，要在家庭消费结构转变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各种功能，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文化竞争力。

（二）加强区域间农业交流，打造良好发展环境。中国各省市的农业发展在近年来随着政策的影响都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重视，但区域之间农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首先应当加强各省市之间的农业交流学习，使得第一产业劳动生产效率明显上升且在整体上更加集聚，产生溢出效益。采取邻省帮助邻省的政策，即加大比较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省市对比较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省市的帮扶力度，以达到加速比较劳动生产率较低省市的发展速度的目标，实现较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省市与较高比较劳动生产率省市的劳动力流动，劳动生产率共同增长。科学技术是推动农业进步的重大动力，应该加强各省市之间创新技术交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强区域间科学技术创新交流，不仅有利于各区域技术进步，更有利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使得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强度下降，进一步降低对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各方面素质要求，这样也就能够缓解现代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劳动力人口身体素质较低、年龄偏大、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受限等问题。加强各省市之间的农业发展交流还有利于共同打造一个适合农业发展的农业生产环境，进而可以更好地促进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农业的生产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