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艳艳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常州）

［提要］ 基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平衡发展现状、农村老人“没钱养老”“没人养老”的养老困境及“就地养老”“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互助养老作为农村老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呈现出必要、可行的特点。本文立足江苏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水平不高、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现实问题，并以常州为例，首先摸排农村互助养老的文化传承与现实需求，在对现有互助养老服务类型及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础上，提出适用于江苏农村兼顾家庭养老的舒适性、医疗养老的保障性、互助养老的经济性、社区/机构养老的专业性等四位一体的“养老服务共同体”，助力江苏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通过邻里互助、亲友相助、志愿服务等模式举办农村幸福院、养老大院等方式，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互助养老作为居家、社区养老的有力补给，成为缓解我国、尤其是农村地区养老压力的重要创新。

一、“养老服务共同体”提出的现实背景

（一）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农村养老压力大。全国老龄办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 年底，我国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为2.54 亿人，占比18.1%；江苏省《老年人口信息白皮书》显示，至2018 年，全省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1，756.21 万，占户籍人口的22.5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21 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三。截至2019 年，常州市常住人口473.60 万人，户籍人口385.02 万人。其中，60 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93.79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4.36%；80 周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12.85万人，老年抚养比上升至17.6%。常州市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各年龄段构成具体如图1 所示。（图1，数据来源：常州市2019 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

国际人口学会定义：当一个地区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4%或60 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20%，即是深度老龄化；按这一标准，常州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常州作为老龄人口大市，如何解决养老问题，助力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成为焦点问题。

图1 2019 年常州市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中年龄构成图

（二）“没钱养老”的经济困境。与其他老龄化国家不同，中国属于“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农村老人的收入大致分为劳动收入、子女赡养费、政府补贴这三个方面；劳动收入部分受老人自身劳动能力的限制，收入有限，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这部分收入呈显著下降趋势；子女赡养费部分，受家庭代际关系、子女收入、子女家庭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平均每月500 元左右；政府补贴部分主要是基础养老金和高龄补贴等，年均1，000 元左右。农村老人的养老成本中生活成本、医疗成本和其他成本仍然存在较大的经济缺口，“没钱养老”是很多农村老人面对的一座大山。

（三）“没人养老”的家庭困境。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长期以来主要是通过家庭范围内的长期均衡互惠的代际互助得到解决，但受城镇化、工业进程的影响，农村劳动人口向城市地区快速流动，“老人村”、“空心村”大量出现，截至2018 年底，我国农村家庭的空巢率已经超过45%；同时，平均户规模变小，家庭结构多呈“421”状，家庭代际互助功能下降。“没人养老”成为很多农村老人面对的另一座大山。

（四）“就地养老”意愿强烈。受传统的“家庭养老”、“养儿防老”等养老观念的深刻影响，被访谈的老人中，95%以上农村老人都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或者“就地养老”；机构养老具有观念、文化上的强烈冲突，绝大部分老人拒绝选择机构养老，希望在自己家中或者村中集中养老。

（五）农村地区具有悠久的互助文化传统。中国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中国农村社会开展互助养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传统儒家互助文化，作为互助-自助养老服务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古至今也一直在被不断地验证和融合；受传统儒家互助文化影响，非血缘的个体之间进行养老互助是广泛存在的，这也为当下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重要的推广基础。

二、国内外研究评述

（一）互助养老服务的概念界定。陈竞（2008）、侯立平（2011）认为，“互助养老是社会养老的一种辅助性实现方式”；Cahn（2000）依据互助、信任、互惠和平等等价值基础，认为互助养老是依托医院、学校或者社会服务机构等现有社区组织来帮助社区弱势群体，政府应对其给予资金支持；白华（2016）认为，“在政府的支持引导下，老年人遵循着自愿选择、互助友爱的基本原则，以亲情或友情为纽带，在基层社区实现邻里之间结伴而居，互相帮助与扶持。”刘妮娜（2019）提出，互助是一种方式，与公益、慈善有共同渊源可循，但并非等同，互助的核心在于发动各类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在内的社会力量；格鲁泡特金在《互助论》一书中提到，互助是一个自然法则和进化要素。在人类道德的进步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互助而非互争，而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者爱人，人恒爱之”、“天下大同”的思想一致。

（二）互助养老服务的普世性及可行性探索。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农村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无人照顾的占比2 成，由家庭照顾的仅3/4，农村老年人有孤独感的超过3成，10%的老人感到总是孤独，老人的精神孤独问题成为导致其自杀的重要因素。

Konstantin（2014）、小谷部育子（2012）等认为互助有利于老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是彼此互需；形成了美国“国会山村”、德国“多代屋”、瑞士“时间银行”、日本“共同住宅”等互助养老实践。

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2008 年以来，我国先后在河北、甘肃、山东、湖北、四川、广西、内蒙古等地展开互助养老试点。据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民政工作报告》数据，2014 年共支持建设了3.33万个农村幸福院项目。总体来看，各地互助养老成果较差，很多互助养老硬件设施的建设存在敷衍和应对上级考核，设施及项目荒废、资源浪费等问题。陈功（2017）、杨静慧（2016）、曹文静（2020）等从定位、宣传、安全、组织、信用等方面分析互助养老存在的问题。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Madras Medical Mission,Chennai 600037,India.

综上，互助养老作为最适合农村的社会化养老模式，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倡导之下，互助型社会养老已经在中国城乡遍地开花，江苏常州作为“宜居之都”、“常乐之州”，拥有丰富优质的养老资源，如何系统梳理常州地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运行中的问题，并重点探索兼顾家庭养老的舒适性、医疗养老的保障性、互助养老的经济性、社区/机构养老的专业性的四位一体的“养老服务共同体”，助力常州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是研究重点。

三、农村互助文化传统与养老需求有机耦合及典型案例分析

我国古代已有互助共济的思想，《礼记》“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孟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汉代的宗族互助、北宋的义田、魏晋时期的六疾馆、唐朝的“悲田养病坊”等民间互助广泛存在。从古至今，在农村地区，基于传统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在儒家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适用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管理体系和发展秩序。在养老服务方面，主要依靠子女赡养或者邻里互助的方式进行养老，对于经济特殊（低保、收入有限）、健康特殊（重病、大病、慢性病、残疾等）、家庭特殊（空巢、失独等）等特殊老人来说，“互助共济”、“孝老爱亲”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无疑成为了传统文化与农村养老完美结合的最佳印证；同时，新时代的互助养老在传承传统儒家互助文化的基础上，是与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低成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模式，符合国情，符合老人“就地养老”的心理需求。下面以江苏常州农村地区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一）常州农村地区互助养老的主要类型。互助养老创自民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自发性策略，并逐渐向制度化的方向完善；根据服务组织者的不同，互助养老主要有宗教慈善式、血缘/亲缘式、地缘式、时间储蓄型互助养老和互助幸福院等；以服务对象的普适性为X轴，服务供给的稳定性为Y 轴。各互助类型的普适性与稳定性具体如图 2 所示。（图 2）

（二）常州农村地区互助养老典型案例分析。2018 年常州市新北区郭塘桥村就筹备实施了“守望相助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新模式”项目。郭塘桥村地处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老龄化比例为32.3%，老龄化现象比较突出。2018 年6 月，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郭塘桥村规划建设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日照中心分为休息室、沐浴间、餐厅、医疗保健室，设施齐全，可以为老年人提供配餐、助浴、理发、日间托管等服务，也是老年人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日照中心运行后，经常开设老年人喜闻乐见的课程和活动以及各类兴趣班或兴趣体验小组，包括书画课、棋牌、刻纸班、健身操、健康及法律讲座等，极大地丰富了村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维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据调查，郭塘桥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自运营以来，服务状况良好，中心根据专业社工运行，每周安排了两次功能课、一次专业讲座，每两周进行一次义务理发（针对部分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会提供上门理发服务），剩余时间根据老年人自身的兴趣爱好进行自由活动，并有专职社工陪伴与指导；环境卫生、服务规范、内部管理考核均达标准。

四、常州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发展困境及问题分析

现阶段，常州农村地区已经构建起救助型福利服务与适度普惠型福利服务相结合的互助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但同时，这种自发/非正式的互助服务也面临着向规范化、制度化转型的困境。具体如下：

（一）互助养老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从相关调研来看，常州农村互助养老运营效果不理想，主要表现在“提供互助服务的老人数量少、持续性低、稳定性差、缺少组织/法律等安全保障”、“目前政府在资金、法律法规、服务供给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缺位”、“村集体供给能力不足”以及“社会帮扶供给滞后”。

图2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类型图

另一种是“时间银行”，中国最早的“时间银行”出现在20 世纪90年代末的上海市，近年“时间银行”实践探索遍布全国，但真正成功的案例几乎没有，其主要原因是“时间货币”缺乏统一、规范、科学的计量标准，“时间银行”运行过程中难以做到有效的风险管理，人口流动背景下难以实现“时间银行”的转让、继承及通存通兑。

（三）互助养老村庄的社会资本发展不足。江苏常州作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基层村组织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虽然比其他省份农村地区有明显优势，但是各农村发展和供给服务方面存在差异，资金、人员、服务等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够，“缺少资金”仍将是其运行中面对的最主要困难。

互助养老当前还没有成为其他养老服务的重要补充，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仅从养老角度来解决养老问题，而没有将互助养老放置在中国农村的语境中、没有放置在村庄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之下。当前中国农村发展互助养老的核心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必须要有村庄的信任、认同、预期和价值感、归宿感，或者说关键在于培养村庄社会资本。

五、江苏农村“四位一体”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构建

互助养老作为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重要补充，应面向未来，明确发展思路；同时应结合各农村互助养老实际需求，从资金、组织、服务、技术等方面完善互助养老社会支持体系，加快推进各类资源的进入；并重点探索集居家养老的舒适性、社区养老的组织性、医疗养老的保障性和互助养老的经济性的“四位一体”养老服务共同体建设；满足不同健康状况和不同服务需要的老年人“就地养老”、“离亲不离情”、“健康养老”、“经济养老”等的现实养老需求；具体如图3 所示。（图3）

基于上述研究分析，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一）各级政府应加强关注、引导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规范发展。

首先，可由国家或村集体赞助建设互助幸福院，形成基本的设施条件，甚至可以以民办公助项目的形式，给予幸福院一定的运转补助。其次，形成地方政府的政策指导体系，对区域内互助养老服务提供运营指导。近日，常州市金坛区出台《关于规范发展农村养老互助点的指导意见》，结合金坛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供给现状，明确农村养老互助点八大设置基本规范，五大亮点，创新开展农村互助养老，造福广大农村老年人。最后，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为更好地应对养老服务的发展，党和国家政府自上而下正在加速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建立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确立了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框架，将基础通用、行业急需、支撑保障类标准纳入优先制定范围；发布一批养老服务重要标准，强化养老服务标准实施推广，推动养老服务标准化国际合作。江苏省和常州市，按照整体部署和工作要求，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养老服务标准。

图3 “四位一体”农村互助养老社会支持体系图

（二）“四位一体”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共同体建设。2019 年，国家18部门印发的《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提出：“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扩大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推动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多元化、优质化。”弥补互助养老的发展不足，需要重点关注养老产业发展下的多元社会支持服务体系的构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可动员全村社会力量形成自愿社会资助体系，依靠本村在外工作的“乡贤”改善互助养老的设施和运转条件；加强老年协会的组织建设。实践证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发展中，老年协会的功能极其重要。老年协会拥有健全组织机构，选配了本村有威望、有工作能力、责任心强、愿意为老年人服务的老年人担任协会会长、理事等职务，可负责解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调解涉老纠纷、举办可以提高村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老年文娱活动、提供生活照料服务（如带饭送食、生病老人的上门慰问、代办服务等）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第二，关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可显著提升互助养老服务的品质与效果。社会工作在组织培育、资源整合、志愿动员、环境优化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可帮助老年人改善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使老年人有更好的社会适应和福祉。资金方面，可考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动社会工作介入互助养老。第三，吸引民办养老机构的参与，提升互助养老服务的服务质量，可通过各类优惠政策激励民办养老机构进一步拓展服务半径、延长服务周期、延伸服务链条、开发养老服务产品；借由养老机构的专业性推动互助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第四，引入各类医疗机构，大力发展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医疗服务的需求是老人最为关注的养老需求，但是在农村地区，由于医疗条件和资源的缺乏，老人看病不方便，经常是小病拖、大病顶；可考虑将医疗机构和资源引入农村，依托现在的资源，市县镇村四级联建，市、县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对口支援。可考虑依托村卫生室、村医开展家庭签约医生的形式激活基层卫生资源，为老人提供检查诊断、医疗护理、康复疗养、健康管理和保健教育、临终关怀等一系列专业化、持续性的健康照护服务。推进医养结合的过程中，可重点关注智慧医养，加强老人健康数据的信息化管理。建立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数据系统，在安全的状态下有效收集老年人的健康数据，为老人提供智慧医疗养老服务。常州是全国推进长期照护险的首批地区，这对于推进农村地区的医养结合，解决老人的医疗需求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第五，可考虑发动地方高校专业社团、养老健康、养老服务等专业师生开展志愿服务，与公益志愿组织合作，组织地方公益组织和公益志愿者，定期开展服务。一方面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总量；另一方面为高校学生提供社会服务平台，引领高校学生积极服务社会，构建孝老爱亲的社会氛围。这种爱心助力的代际互助养老服务，为提升其稳定性和实际效用，可借鉴台湾地区的“个案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各类资源，更好地为老人服务。

（三）丰富互助养老服务内容。基于课题组的调研，养老服务内容方面，除了提供基本的助餐、助医服务以外，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提供助洁、助急、助乐、助餐、助浴等服务总量和质量；基于多数互助养老点仅提供助餐和一些娱乐活动，还可以在互助点设立托老床位，接受少量缴费的村庄高龄老年人入住，同时低偿聘请村庄低龄老年人为这些托老高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国家可给予必要补助，依托村集体收入为互助服务提供一定支付保证。

六、研究展望

互助养老作为农村社会化养老的重要模式，通过自助与互助、自治与共治，在激发奋斗精神、助力社会信用体系完善方面具有外溢效应；有助于推动互助养老沿着家庭互助向社会互助扩展、救助型互助向福利普惠型互助过渡、孝道文化向乡村善治文化完善的方向不断完善，将传统家庭养老的“赡养”推向创新型社会养老的“善养”。

现阶段，统筹各类资源，大力发展新时代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实现把居家养老的舒适性、机构养老的专业性、医疗养老的保障性和互助养老的经济性四大功能整合在一起，创建“四位一体”的养老服务共同体；它为中国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的养老模式，为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战略性选择，甚至为中国未来养老乃至全世界的养老提供了重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