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1907-1988）

著名作家萧军有“文坛独行侠”的雅号。上世纪30年代，他受到文坛巨匠鲁迅的赞赏，被誉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上世纪40年代，他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礼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毛泽东点他第一个发言。1951年，44岁的萧军定居北京，结束了他前半生的漂泊状态，在这里度过了他后半生的37年时光。

“海北楼”房客

北京市西城区鸦儿胡同6号是萧军的故居。鸦儿胡同明时被称作广化寺街，清初时因胡同位于什刹海北沿，被叫做沿儿胡同。随着湖面的缩小，沿儿胡同离湖越来越远了，人们即取沿儿胡同的谐音，把沿儿胡同叫成鸭儿胡同。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整顿胡同名称，改鸭为鸦，便有了今天的鸦儿胡同。

萧军从东北迁至北京是1951年的春节前。抗战胜利后，萧军随部队从延安来到东北解放区，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任社长和主编。由于萧军脾气倔强，与一些人有严重分歧，他受到错误的批判，被下放到抚顺煤矿，实际上被排挤出了文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东北疏散人口。萧军的妻子王德芬带着孩子回到北京，与离别12年的父母团聚。随后，萧军以养病为由也来到了北京，先与妻儿同住岳父母处，后经人介绍，全家租住鸦儿胡同6号的房子。

那是一所西式小楼，楼上楼下共有8间，楼前有铺着鹅卵石砌花甬道，道旁有松柏、丁香等树木，是一个曲径通幽的所在。萧军一家租住楼上的4间，他住在东边的一间，环境幽静，适宜写作。屋子还有一个17平方米的阳台。他常在阳台上打拳、舞剑，凭栏眺望。萧军对新的居所颇为中意，起名“海北楼”。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个“海北楼”房客，在这里一住便是37年，直至去世。

萧军到北京后，由于东北方面没有给他转工作关系和供给关系，他没有工作单位，也没了收入来源。他只得靠向亲友借钱和靠写作换取微薄的稿酬勉强度日。至次年春夏之交，实在难以为继，便以一个北京普通市民的身份，给北京市长彭真写了一封信，请求安排一个工作。

考古研究员

在延安时，彭真就与萧军熟识，对他十分了解，接信后十分重视，安排萧军去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文物组任考古研究员，月发生活费120元，另月发房租补贴20元，解决了萧军的燃眉之急。

说来这份工作与萧军到北京后养成的一个“爱好”倒也“专业对口”。鸦儿胡同离晓市古玩旧货市场很近，他时常光顾晓市古玩市场，“对一些小古董、书画之类甚感兴趣，颇自陶情，亦一好事”，虽囊中羞涩，但省吃俭用，收集到一些名家的篆刻、书画、古砚等。买到《美人抱琴图》《却扇图》等书画后，还不忘题上几句闲诗，如《题美人却扇图》：“芭蕉绿了樱桃红，闲向空庭却扇行。不见还巢双燕子，小开罗裾怨春风。”后手头拮据，只得放弃。

1952年7月，萧军开始到文物组上班。9月中旬，他参加了对北京西直门外车道沟洪承畴墓的发掘。每天上午7时开工，下午5时收工，发掘1号至5号墓地，出土器物大多都被盗扰，死者骨殖凌乱，但墓志志石还比较完整。萧军是个很“接地气”的考古研究员，与发掘工人打成一片，他对工人们说，我们的工作不是发掘“金银财宝”，而是发掘“文化资料”。

改革开放后，萧军和彭真喜相逢

1953年12月，吴晗主持召开首都古文物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萧军在发言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要消灭的是封建制度，但封建社会所遗存的建筑物不应完全消灭，从物质资料和劳动力来讲，如果毁掉这些古物，就等于毁掉了人们的劳动和智慧。应该把它们纳入新的城市规划，使之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还以地安门和东、西四牌楼为例，主张文物首先要考虑其历史和艺术价值，然后再考虑其位置是否妨碍城市规划。但是会上还是决定拆除西四、西交民巷等处牌楼。后来北京部分旧牌楼复建，也说明萧军当初的观点是正确的。

萧军人在文物组，但文学情结未了，仍沉醉于文学创作，写下了以抚顺煤矿为背景的《五月的矿山》等两部长篇小说，并向上反映，要求出书。1954年6月，毛泽东指示：“萧军同志仍然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他的书可以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他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再版他的《八月的乡村》。稿费预期看涨，加上他多年来天马行空惯了，对文物组坐班很不习惯，1954年8月，他辞去了文物组的工作，回家当“专业作家”。

戏曲研究员

世事难料，1955年和 1958年，萧军又两度受到批判。在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时，把萧军在延安的文章《论同志之“爱”与“耐”》也加以批判，他已出版的书也成了“禁书”。萧军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为了养家糊口，萧军决定弃文学医，参加培训，潜心钻研，掌握了正骨、针灸、按摩等中医技术。

为了取得行医资格，1959年5月，萧军致信彭真，请求北京市政府给予他考试和行医的机会。不久，北京市卫生局派人找萧军了解了有关情况，三位中医专家对他进行了一次技术、理论测验，他顺利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之后，萧军又两度致函彭真，请求给以正式的考试机会。

1983年，萧军在“海北楼”阳台上凭栏俯瞰

接下来，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9月1日，北京市文化局找萧军谈话，通知他10月1日起到北京市戏曲研究所上班，任戏曲研究员，每月发给生活费110元。事情的峰回路转，源于彭真的一个批示：“萧军安排到戏曲研究所搞研究工作，不必坐班，工资一百一十元。”彭真也真细心，知道他不习惯坐班，连个中细节都想到了。

萧军只是隐约觉得是彭真起了作用，但没得到证实。直到改革开放后，一次彭真邀请曹禺和萧军两家到家里小聚。吃饭时，萧军的女儿就“行医不成”之事问彭真：“彭老，父亲当年决心弃文从医，还考取了中医正骨、按摩的开业执照，马上就要挂牌营业了，传说是北京市委下了指示，说萧军行医，影响太坏，于是妥善安排了工作，有过这样的事吗？”彭真微笑着点点头说：“有这回事。当时我是这么讲的：萧军在东北有什么错误，我不过问。有一条，共产党是不能饿死人的，总得给出路。而且，他又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鲁迅先生的弟子，影响面很大。那时候，由我主持北京市的工作，说话还算数吧！”

萧军本质上是个文人，安排从事戏曲研究工作也算用其所长。其实他与戏曲有很深的渊源，抚顺煤矿京剧团排演过萧军1944年在延安创作的京剧《武王伐纣》，萧担任演出艺术总顾问。4本的连台戏演了一月有余，观众场场爆满。萧军还是京剧票友，会唱老生戏。煤矿搞内部联欢，萧军和妻子王德芬合演《打渔杀家》，萧军演萧恩，王德芬演萧桂英，博得满堂喝彩。

到戏曲所后，萧军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的基础上，又把小说改编成40万字的京剧连台戏本《吴越春秋》。说这部剧本是鸿篇巨制一点也不为过。全剧共分上下集11部，每部戏都可演一个夜场，如果连续上演，需要11天才能演完。遗憾的是，这部剧本始终未能搬上舞台。

戏曲所所长荀慧生是四大名旦之一。在同一单位工作，萧军十分钦佩荀慧生的为人和在京剧艺术上的造诣。萧、荀商定，以荀的舞台经历为主体，合作写一部传记式的《菊海云烟录》。可就在这时，“文革”爆发，萧军、荀慧生都受到批斗，成了“同室之囚”，这一合作关系也就成为两人的“罪状”。

后来，两人被转送到京郊沙河关押，一起劳动改造。1968年12月26日，荀慧生不堪精神和疾病的折磨，不幸逝世。萧军当时还不知道，直到荀慧生家人从木板床上卷走了荀的铺盖，才估计荀已彻底“解放”（去世），不会再回来了。萧军当时作了挽诗二首：

《菊海云烟录》未终，

何期此日赋骑鲸？

三年交浅应非浅，

共命途同归未同！

我殆无言唯默坐，

君其瞑目斯一生。

春来又是花开月，

小院幽谈迹已空！

生死浮云幼大千，

落花无语语何言。

红毹六十（载）悲欢梦，

白发七旬绝命年。

《百宝箱》沉江月冷，

《钗头凤》折玉卮残，

算来几许辛酸泪，

付与哀丝呜咽弹！

1979年5月，荀慧生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萧军献上挽联：

六十载演剧生涯多少辛酸，多少泪都付与哀丝毫板；

一千天临危授命如年岁月，如年夜到头来玉碎珠焚。

自嘲“出土文物”

萧军在“文革”中被关、被打、被劳改，但他这个“暴脾气”居然挺过来了。被关押期间，为了寻找精神寄托，他笔耕不辍，写下了600余首诗。

1974年7月，萧军终于被“解放”，回到了鸦儿胡同6号的“海北楼”家中。但院子里已物是人非，房产归公，院内住进了几十户人家，成了一个典型的“大杂院”。萧军家的居室也被强占去了两间，除了长子萧鸣一家4口住了一间西屋外，萧军夫妇和其他子女全挤在东边那间屋子里。

没了写作的地方，可萧军手中的那支笔是不能停的。他把屋内一个壁橱打扫出来充作书房。这“书房”宽约1米、长不足2米，只能勉强塞进去一张不大的三屉桌，一把椅子，由于它没有窗户，连白天也得开灯。

就是这样一个“夏暖冬凉”的角落，萧军却十分喜欢，给它起了一个别致的名字“蜗蜗居”。后来萧鸣在墙上开了一个月牙形的窟窿，外面的光线透了进来，“蜗蜗居”才显得明亮了一些。萧军让儿子用一块木板刻了“蜗蜗居”三个字，钉在“门”的上方。已66岁的他犹如一只甘于寂寞的“老蜗牛”，蜷缩于这方属于他的小天地，一张桌，一把椅，一盏灯，一支笔，一摞纸，足矣。于是，他写了一首诗贴在了“蜗蜗居”门额上：

蜗居虽小亦何嫌，

芥子须弥两大千。

苍狗白云瞰去往，

镜花水月幻中看。

虫沙劫历身犹健，

烽火频经胆未寒。

一笑回眸六六载，

闲将琴剑娱余年。

“蜗蜗居”里面端端正正贴着鲁迅像，画像左右贴着萧军所作的《鲁迅先师逝世四十周年有感》二首律诗，气氛肃穆得近乎神龛。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北京余震未尽，鸦儿胡同6号的居民大都疏散到附近一所小学的操场安营扎寨，唯独萧军安然呆在他的“蜗蜗居”，大有“我自岿然不动”之势。

1979年11月，年过古稀的萧军重返文坛，参加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作协理事。他在会上发言时自嘲：“我叫萧军，是个‘出土文物’。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现在从土里爬出来了！”并赋诗言志：

读书击剑两无成，

空把韶华误请缨。

但得能为天下雨，

白云原自一身轻。

晚年的萧军

1980年4月，经中宣部、中组部批复同意，中共北京市委为萧军作了政治结论：“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否定了1948年以来对萧军的错误批判和“文革”中对他的诬陷不实之词。

萧军说：“我是有窝就下蛋，有水就行船，决不等什么好条件。”他在“蜗蜗居”里以超常的热情投入了紧张的创作，完成了《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和《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又整理出版了《萧军近作》《我的童年》《萧军戏剧集》等著作，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很多诗文。同时，他不辞辛劳，应邀到全国各地频繁讲学，足迹遍及十几个省。

1987年底，北京市政府分配给萧军一套新住宅，但他对“海北楼”充满感情，舍不得离开。1988年6月22日，萧军辞世而去。在告别人生时，他慨然遗言：“死也要死得艺术，死得有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