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山站(今徐州北站)八号门

关于江苏最早党组织建立时间，目前学界多引用1921年6月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的表述：“截至今年5月1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南京组织，它虽是最年轻的组织，但已经同周围工人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许多材料据此认为，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南京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亦即是在江苏境内建立的最早党组织。事实是否如此，本文拟对此作一探究，以期厘清相关史实。需要说明的是，江苏自建省以来，行政区划时有变动，尤其是在民国时期，这种变动更为频繁。例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前，上海市隶属于江苏省，南京市为江苏省省会。而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京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并从江苏省行政区划中划出，设立了南京特别市，同时上海市也从江苏省行政区划中划出，设立了上海特别市，由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本文是按照现行的行政区划来界定江苏省的地理范围。

张太雷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最早以《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代表的报告——作者注）为题，刊登在伊尔库茨克发行的《远东人民》第三期（1921年8月）上。1928年，舒米亚茨基在为悼念张太雷而写的文章中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就再也无人提及。1971年，当时的苏联学者佩尔西茨在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档案馆所藏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的文件中，发现了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题为《给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的俄语打印稿，并与《远东人民》刊登的报告比较研究后发表，这才为世人所知。再到后来，中国的中央档案馆也发现了内容相同的俄语打印稿，并被翻译成汉语。

总体来看，张太雷的报告中，介绍中国社会概况较多，而具体的记述则较少（比如，党员人数就没有提及）。但是，该报告涉及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的几个重要情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章。在此章中，除了提到1921年3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还这样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截至今年5月1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它们是：1.北京组织……2.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3.汉口组织……4.上海组织……5.广东组织……6.香港组织……7.南京组织……

而目前掌握的档案史料与此表述差距较大。2014年，由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联合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研究》一书，经过三年实地调研和详细考证，认定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共有58名，并对以往的“59名”“53名”等说法进行甄别分析，书中还详细列出58名党员所属的党组织，分别是上海14人，北京16人，武汉8人，长沙6人，广州4人，济南3人，旅法5人，旅日2人。2016年，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采纳了58人之说，并详细列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名录。2002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出版的另一本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虽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人数未定论，只笼统地说50多名，但对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分布状况与《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表述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其时，天津、香港、南京三地并不存在党组织，而长沙、济南两地已经成立早期党组织，张太雷的报告中却又未提到。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其广受赞誉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经过认真考证，得出的可能情况是：报告执笔人为了给人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深入发展的印象，作为权宜之计，杜撰了事实上从未召开和并不存在的会议和地方组织。其认为，在1920年至1921年的中国，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组织和人物并不少见，后来发展成中共的共产主义组织，当时还并不是代表中国的惟一的共产党。”鉴于这种背景，不能排除如下的可能性，即张太雷在报告中提及“三月会议”和详细记述地方组织，是为了提高他自己所属的共产党组织的地位，从而在与其他诸多共产主义组织争夺正统地位的竞争中取胜。

此说法从其时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会议并也号称是来自中国的“共产党”代表江亢虎写的《江亢虎新俄游记》中也可得到证实。江亢虎，是辛亥革命期间曾经名噪一时的中国社会党党魁。在游记中，江亢虎说，其曾作为“社会党员”列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并得到了发言权，但是在会议的第四天，江亢虎的代表资格又奇怪地被取消。为此，江亢虎曾经向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表示抗议：

第三次大会开幕当天，我领到了具有议决权的代表证。可是，在出席大会四天之后，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卡巴斯基（Kabasky）同志要我交还代表证，并剥夺了我作为来宾的权利。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表示抗议。

收缴了江亢虎代表证的卡巴斯基，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科别茨基（M.Kobetsky）。关于这次收缴代表证事件，江亢虎在另外的地方进一步地这样记述道：

（我）本以社会党代表名义出席第三国际会，已就绪矣。闻某团代表张某（张太雷）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系由东方管理部（远东书记处）部长舒氏（舒米亚茨基）所介绍而来者，因往访之。……不意相晤之下，张闪烁其词，不自承为代表。余方异之，及出席时，见张与舒氏在座。因询之曰：“君代表券乎，来宾券乎？请相示。”张不可，而转索余券。余立示之，张乃以其券相示，则亦代表券也。出席二、三日，不意国际会竟将余券收去。……至终事后细访其故，始知张某等竟设为种种证据，致书于国际会，以中政府侦探目余。

显然，江亢虎之所以被取消代表资格，是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抗议的结果。据《江亢虎新俄游记》中《纪中国五共产党事》的一节记载，1921年竟有五个自称为中国正统的“共产党”组织来到莫斯科，除张太雷、俞秀松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外，其余四个分别是：姚作宾代表的“东方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留学生成立的“少年共产党”；黑龙江黑河的原中国社会党支部“龚君、于君”改组的“中国共产党”；只身赴俄的杭州的“张君（张民权）”自称代表的“支那”共产党。其中以“少年共产党”人数最多。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张军锋曾专门撰文分析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其认为，尽管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查证追究这些都标榜正统的“共产党”组织的详细情况，但这个现象已经足以说明当时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仅从它们纷纷来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情形看，它们可能都与共产国际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联系。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的确是俄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多渠道开展工作造成的。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者的真实情况不太了解，而中国各地形形色色的团体又缺乏相互联络，结果形成了多头联络、山头林立、错综复杂的现象。

多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一起在莫斯科出现，毫无疑问对还没有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建立牢固的关系并在共产国际开展工作都是一种极大的干扰。因此张太雷和俞秀松毫不犹豫地与他们展开了斗争，并向共产国际提出抗议。俞秀松在1921年9月27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递交的声明中这样说：

不久前来到莫斯科并自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公民姚作宾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凡是共产国际同他一起讨论甚至决定的东西（根据姚作宾的建议，共产国际拨给款项等），中国共产党都不承认，因为众所周知，姚作宾在第二次全国学生大罢课期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

陇海铁路使用的蒸汽机车

共产国际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在取消了江亢虎的代表资格以后，也中断了与姚作宾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联系。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张太雷在报告中提到的天津、香港、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立情况与实际情况并不吻合，其可能是出于与其他所谓“共产党”组织斗争的需要而杜撰出来的，事实并非如此。

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江苏最早党组织，当为1922年春建立的中共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支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央局把发展党团工会组织作为重要任务。1921年秋，北京地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在陇海铁路指导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10月20日，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全体机务工人，为反对路局法国人的虐待，在陇海路大罢工中率先行动，罢工委员会负责人为姚佐唐。罢工胜利后，姚佐唐被选为徐州站工会会长，后又当选为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北京分部委员。1922年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共产党员李震瀛在铜山车站发展姚佐唐、程圣贤、黄钰成等人入党，建立了中共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支部，属中共北京地委领导。同时，又发展一批团员，建立团的支部。1923年二七惨案后，反动军阀当局封闭了陇海、津浦铁路工会，搜捕工人领袖。徐州铁路工运倍受摧残，姚佐唐等人被迫先后离开徐州。5月，该站党支部即停止活动。尽管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支部活动的时间并不长，但其确是徐州地区的最早党组织，也是江苏最早建立的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