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贇

(华东理工大学 体育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200237)

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收官阶段以来，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以纾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国家长期性的工作要求[1]。体育作为强身健体、改善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有力工具之一，成为缓解上述矛盾的关键抓手。随着人民对体育服务的需求日臻增长，完善体育服务供给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政策文件均明确作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要求[2-4]，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作为落实这一要求的着力点，引致社会各界的深深思考与高度重视，各地方政府因时因势制定了社区体育服务供给的政策文件，积极推动社区体育服务供给有效开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仍存在着供需不对等的尖锐矛盾，如设施资源、指导员短缺，赛事资源有限，政策法规及监管评估机制不完善等，导致居民认同感与满意度较低。鉴于此，本研究从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与供给效应3个层面入手，全面研判三者与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间的关系，以期缓解当下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仍不能全面满足居民健身需求的矛盾，提升居民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认同感与满意度，同时助力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高质量发展。

1 理论假设与概念模型

1.1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与供给内容、供给效应、供给满意度的关系

供给主体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执行者，决定着供给感知质量和居民满意度。裴育[5]等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民生工程之一，其要义是满足人民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因此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这并不能代表政府是唯一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出，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应扮演“掌舵”而非“划桨”的角色，其作用在于整合多方力量(包括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公民个体)，并基于参与主体间强大的合力解决公共服务中的难题，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6-7]。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亦是如此。郭玲玲[8]指出，在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除了政府这个天然的供给主体外，还需市场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应然供给主体的积极参与，以顺应居民体育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提高社区公信力和居民满足感。梁勤超等[9]提出将政府、市场、社会与公民力量聚合一起，构筑成一种多元主体、多方参与的供给互补系统，能够最大程度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与享受体育锻炼的权益，提高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与满意度。

据此，提出假设H1: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对供给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供给内容解决的是“供给什么”的问题，是“借助一定主体，提供相应的体育产品，用以满足公众生产以及生活需求”[10]。焦长庚等[11]在研究中指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内容经历了纯粹单一性到层次多样性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单一性公共健身服务活动、纯体育事业服务供给，到各环境要素需求下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服务、体育锻炼健身指导服务、公共体育组织服务、公共体育信息服务、公共体育赛事服务、公共政策法规服务、国民体质监测服务等，这一内容变化是随着供给主体与方式的多元化而逐渐丰富起来的。此外，随着居民体育需求呈现出多维度、多层面的特点，供给主体如何提供相应的服务内容，成为当下实现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内容精准化必然思量的问题[12]。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相互协商与合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是满足不同环境下社会利益群体的多层次、差异化的服务内容的必然诉求[13]。

据此，提出假设H2: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对供给内容具有正向影响。

供给效应即居民享用体育公共服务后身体或者精神上产生的主观或者客观反应，是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绩效评价的参考标准。具体而言，供给效应是社区居民使用供给主体提供的服务后所产生的主观幸福感、获得感，既包括增强体质、缓解精神压力、增强社会互动与合作能力以及产生的愉悦、舒畅、兴奋等感觉，也包括“自我价值和自我潜能的实现与显现”[14-15]。对此，郑卫民[16]等指出建设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实质是一个政府、市场、企业与居民等主体共同参与、协同配合、共生共荣的有机系统，其目的在于保障居民体育需求与体育权利诉求，提升供给水平与效果。彭英等[17]、王凯等[18]研究得出多种途径提高供给主体所供与社区居民所需匹配度，进而达到供给效应实然与应然的一致性，实现供给效能最大化，是优化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整体质量与满意度的着力点。

据此，提出假设H3: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对供给效应具有正向影响。

1.2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内容与供给效应、供给满意度的关系

随着居民新体育需求的持续发展，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内容势必呈现出多元素、全方位的发展态势[19]，主要涉及体育场地设施、健身指导服务、竞赛活动服务、体育培训服务、体育信息服务、体质测试服务、体育组织建设、体育文化宣传等方面[20-21]。不同社区应以何为标准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内容，姚绩伟等[22]指出所提供的体育产品或者服务是能够满足居民的实际需要，且居民在享用这些产品或者服务时能够感受到精神上的愉悦或者放松、兴奋等。杜发强等[23]分析得出体育活动有益于促进健康、转换不良情绪、释放压力，更好地满足居民对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满意程度，但由于公共体育场地建设、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运动员权益保障、体育文化产品供给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造成供给效应达不到理想状况。针对此困境，徐瑶[24]、杨幸幸[25]等提出倾听民声，建立健全居民需求表达机制，及时更新、丰富供给内容，加强供给有效性，提高供给效应已然成为当务之急。

据此，提出假设H4: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内容对供给效应具有正向影响。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是社区居民在享受政府、市场、社会等部门提供的体育产品或体育服务的功能、特征和质量等之后，在生理及心理方面获得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相比的感受:当供给内容符合预期，居民会作出“一般满意”的评价；当供给内容超过期望值，居民就会感到“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当供给内容低于预期，居民就会给出“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反应[26]。据此，李东耀[27]提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应根据居民体育需求持续提供居民所想内容，合理设计与供给内容相关的手段与方案，才能最大限度提升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满意度。丁鸿祥[28]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但同时指出供给主体之间的合作模式、管理机制与协调机制尚未明确，导致供给内容错位等，成为满意度提升过程中亟待纾解的顽瘴痼疾。提高供给内容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已然成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跃升的重要抓手。

据此，提出假设H5: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内容对供给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1.3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应与供给满意度的关系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是否能够满足居民的主观需要或者超过预期效应，决定着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满意度，进而影响着未来供给的水平与方向[17，29]。孔宁宁[30]等以河北省部分省市的体育公共服务为研究对象，提出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目的包括强身健体、缓解压力、休闲娱乐、人际关系、充实生活等，但由于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造成社会体育指导员专业水平有限、体育活动组织不规律、体育健康理论及风险知识薄弱、盲目锻炼者较多，导致达不到相应的锻炼效果，从而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产生不满情绪。这一现象在宫晓丽[31]的研究中也有所提及:受到社区场地器材短缺、体育组织服务质量欠佳、体育活动频率匮乏、社会体育指导员短缺、体育健身知识获取渠道有限的影响，山东省社区居民体育锻炼需求得不到满足，供给效应未达到应有的水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因而可认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应与供给满意度成正比关系，供给效应愈到位，供给满意度就愈高，反之亦然。

据此，提出假设H6: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应对供给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综评以上6个假设发现，居民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及供给满意度的评价是以供给主体提供的服务内容以及享受服务后所产生的效果为参考标准。具体分析，供给主体所提供的服务内容或者体验的服务效应达不到居民的期望值，居民的满意度就会大打折扣；如与居民的期望值持平，居民就会感到一般满足；若高于居民的期望值，居民就会表现出较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心理状态，如欣喜、舒畅等[32]。鉴于此，本研究认为供给内容与供给效应在供给主体与供给满意度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7:供给内容在供给主体和供给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H8:供给效应在供给主体和供给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H9:供给内容与供给效应在供给主体与供给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根据假设H1至假设H9构建了概念模型图1。

图1 概念模型Figure1 Conceptual model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选取与量表编制

根据指标选取的客观性、针对性和全面性原则，基于相关资料的归纳与分析、综合与演绎，梳理了相关指标，形成初始问卷。为了提高问卷的科学合理性，采用德尔菲法进行专家调查。具体步骤:邀请15名从事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第一轮发放问卷15份，回收14份；第二轮发放14份，回收14份，计算两轮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93.33% 和100%，权威程度分别为0.870(供给主体)、0.877(供给内容)、0.887(供给效应)、0.883(整体满意度)。经Kendall 检验，两轮专家的协调系数如表1。

表1显示，无论是准则层还是指标层，协调系数均大于0.25，且P值均等于0.000，专家的协调程度极高。

综合专家的积极系数、权威程度、协调系数以及指标修改意见，编制如表2的量表。

表1 专家协调系数Table1 Expert coordination coefficients

表2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量表Table2 Scale of supply satisfaction of community sports public service

2.2 样本与数据来源

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针对社区居民进行样本与数据采集，时间为2019年10月—2020年3月。线下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29份；线上回收问卷有效536份，总计回收有效问卷1 064份，形成本研究的样本。分析样本，男性448人，占42.1%；女性616人，占57.9%。年龄分布，19岁及以下24人，占2.3%；20 ～29岁358人，占33.6%；30 ～39岁211人，占19.8%；40 ～49岁167人，占15.7%；50 ～59岁196人，18.4%；60岁及以上108人，占10.2%。从人口学特征来看，调查样本结构合理，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为本研究顺利开展提供了客观、可靠的数据支撑，可进行下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2.3 信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借助SPSS 25.0，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对量表信度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结果显示: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效应和整体满意度4个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966、0.978、0.976 和0.950，问卷的Cronbach’s α值为0.955，均大于0.7，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2)效度检验。运用AMOS 23.0，对变量进行效度检验。首先，对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得到KMO＝0.950，Bartlett 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为2 8 602.884，P＜0.001，可进行因子分析。表3显示，各量表的CR值均大于0.7，且AVE 的值均大于0.5，收敛效度通过检验。分析表4，各量表的AVE的平方根(表4中对角线数据粗体)均大于相关系数，表明各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该量表具有较高的效度。

表3 信效度检验结果Table3 Result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表4 区别效度检验Table4 Results of discriminative validity test

2.4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在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程序控制的基础上，采用“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33]，具体操作如下:构建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M1和包含方法因子的模型M2，计算两个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数:ΔCFI＝0.003、ΔCFI＝0.012、ΔTLI＝0.003、ΔIFI＝0.003、ΔNFI＝0.004、ΔRMSEA＝0.007、ΔSRMR＝0.010 5。其中，CFI 和TLI 的变化量小于0.1，RMSEA 和SRMR 的变化量小于0.05，可判定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3 实证与审视

3.1 变量描述与相关性分析

表5呈现了各潜在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互间的相关系数。不难发现，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效应与整体满意度的平均值处于4.5到5之间，标准差均小于1.5，两组数据波动幅度较小，数据聚合程度较佳，满足统计学要求[34]。此外，两两变量间均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与理论假设一致，同时为深入检验假设予以了初步依据。

表5 变量描述与相关性结果Table5 Results of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correlation

3.2 模型拟合度检验

针对图1的理论模型，检验其拟合优度，结果表明:χ2/df＝2.877 ＜3，GFI＝0.963、CFI＝0.992、AGFI＝0.951、NFI＝0.987、RFI＝0.985，均大于0.9，且SRMR＝0.020、RMSEA＝0.042，均小于0.05，显然该模型整体拟合较好。经验证，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对供给满意度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如图2。

图2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对供给满意度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Figure2 Path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influence of supply subject on satisfaction of community sports public service

3.3 直接效应分析

分析表6，供给内容对供给满意度的影响最大，标准路径系数为0.297，P＜0.001；次之为供给效应，标准路径系数为0.287，P＜0.001；相对较小的是供给主体，标准路径系数为0.204，P＜0.001。在潜变量相关影响中，供给主体对供给内容的影响度相对较高，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01；供给主体与供给内容对供给效应影响的标准路径系数分别为0.311 和0.372，但两者的影响程度相差不大，假设1到假设6 均成立。

表6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对供给满意度影响结构方程路径检验结果Table6 Test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path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ply subject on satisfaction of community sports public service

3.4 中介效应分析

表7显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在偏差校正95%CI和百分位95%CI均不包括0，且两者的P值均小于0.001，显著性较高，表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同时存在，因此该模型是部分中介模型。此外，“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满意度”“供给主体-供给效应-供给满意度”“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效应-供给满意度”3条中介路径在95% CI 不包括0，且P值都小于0.001，验证了假设7到假设9。中介效应大小为0.374/0.636＝58.81%，中介效应强烈。其中“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占比为0.191/0.374＝51.07%；“供给主体-供给效应-供给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占比为0.115/0.374＝30.75%；“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效应-供给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占比为0.069/0.374＝18.45%。由此可知，在供给主体通过中介因素影响供给满意度的过程中，供给内容的中介效果量最大。

表7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内容与供给效应的中介效应路径检验结果Table7 Test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path of supply content and effect of community sports public service

3.5 审视与讨论

3.5.1 直接效应 供给主体与其他潜变量的直接效应。在信息时代，网络化治理是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途径，其核心理念是治理主体(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的结构和关系，决定着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满意度[35]。换言之，供给主体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发挥着正向影响，尤其供给主体行为——提供的服务内容是否与居民所需相契合，供给人员的态度、心态、知识素养和道德水平，以及供给的精细化、个性化、覆盖面和公民的有效参与，直接关系着供给满意度[36-39]。所以在顾客满意度理论和感知价值理论的指导下，公共服务供给应秉持“识别公众的需求，满足公众的需求”为理念，并基于公众偏好和供给主体行为两个层面，变“权本位”为“人本位”，致力于提高公众服务需求满足感[35]。在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应遵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准则，各司其职且要处理好相互间的协作关系，精细、均衡地提供有形和无形服务，满足居民所需，保障所获效果，提升供给的质量与满意度[40-42]。但现实中在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过程中，供给主体的单一性、主体间的协调度欠佳、市场竞争机制缺乏、非营利组织发展尚未成熟、公众参与渠道不畅通等问题[43-45]，阻碍了供给主体满意度的高得分，随之整体满意度也大打折扣。供给主体作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践者，决定着供给内容，影响着居民感知效应，成为提升供给水平和满意度的首要因素，缓解供给主体所面临的挑战迫在眉睫。

供给内容与其他潜变量的直接效应。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战略背景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在居民形成健康生活方式，提升身体素质和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满足居民体育需求等方面起着四梁八柱的作用[46-47]，提升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内容质量成为时代议题。系统来看，供给内容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类、技能培训类、要素保障类、信息服务类、安全监测类[48]，这些均是社区居民能够直接接触、享受到的服务，也是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第一印象，成为评判供给满意度的重要参考。然而在供给实施过程中，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如体育场馆与居民体育场地需求得不到满足；简陋的体育场地设施与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体育需求矛盾重重，使得供给数量和质量难以达到居民需求，削减了供给满意度[49]。另外，供给内容不到位会极大影响居民参与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自觉性和热忱，进而影响居民想通过体育公共服务而获得的强健体魄、愉悦感、刺激感、主人翁意识以及社会交往等效果。由此，根据居民需求，持续有效地丰富供给内容，有助于提高供给满意度，推动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高质量发展。

供给效应与其他潜变量的直接效应。供给效应不仅与供给服务内容和水平相关，也深受居民健身方法、习惯等主观因素影响，因此与供给内容相比，对供给满意度的关联度相对较小。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是一个为全体居民提高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系统工程，只有依据居民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体育服务，且注重服务过程，才能显现良好的成效[50]。一项研究表明，上海居民使用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时想要达到的效应包括“强身健体、放松身心、社会交往(团体活动、朋友聚会防止寂寞)、学习技能”等，但不尽人意。由于价格昂贵、场地设施不足、健身空间狭小等造成居民获得的效果整体满意度不高，导致上海居民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不太满意[51]。以此为戒，强化供给效应，提升供给整体满意度，已是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长期向好的着力点。

3.5.2 中介效应 供给内容中介作用强于供给效应，究其原因，社区居民在使用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时，对供给内容的感官最为直接，而供给效应需要居民通过一定时间或者多次感知才能产生稳定且明显的效果，即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越长，主观幸福感就越显著[14]，供给满意度随之提高。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增进民生福祉过程中扮演的重要作用日渐凸显，供给主体需要“供给什么”“怎样供给”“效果如何”成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感知质量和满意度的衡量指标[52]。相关研究指出，从供给内容上看，供给主体应在协作共进的基础上各尽其能，以识别需求为起点，以满足需求为终点，尽力按照居民所想所要全面提供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注重向“提质量、增效果”的内涵式发展转变，不断提升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和水平[53-54]，达到理想的供给满意度。从供给效应上看，供给主体应注重居民的参与效果以及“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此来收获更多更高的满意声音。

对应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断然成为新时期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内容。在此境况下，政府已无力承担庞大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55]，“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市场调节、全民普惠”的供给模式成为时代发展诉求。该模式在运行中，各方通过协商、协作等手段整合力量，构建连接居民需求与服务供给的完整框架，合理配置体育资源，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满意度[56]。研究表明，公共体育场地数、人均公共体育财政支出、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和社会体育指导员越多，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越高[57]，因此供给主体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就应向这些方面倾斜，以充分满足居民的体育所求——享受体育活动过程带来的流畅感、高潮感和愉悦感，同时促进身心健康、减脂健体、缓解压力等，实现社会互动和交流的目的[58-59]，进而提升满意度。但检视实际，2011—2017年间，居民对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呈现下降趋势[60]，即居民对体育设施的满意度较低，超过50%的居民认为自身的期望与供给情况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61]。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包括供给主体力量不均衡，供给内容错位，供给机制不完善[62]。特别是供给主体之间权责不明晰而引发的供给内容同质化或者不足的问题[63]，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激情，减少了参与的概率与频率，也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的提升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64]。如何充分发挥供给主体对供给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着力解决“供给什么”“怎样供给”“效果如何”等现实问题，成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领域重点思量的内容。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在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中，供给主体、供给内容和供给效应对供给满意度均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所以加强供给主体建设、按需丰富供给内容、优化供给效应，可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提升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

供给内容和供给效应在供给主体与供给满意度中发挥着链式多重中介效应。一方面供给主体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及时、有效地提供居民所需，丰富服务供给内容，能够提升居民对供给服务整体满意度的评价；另一方面，供给主体应思量居民体育参与目的，并有针对性地强化效果，以达到或者超过期望值，为提高供给满意度奠定基础。此外，供给主体会同时通过供给内容和供给效应对供给满意度发挥效用，因此将供给主体、供给内容和供给效应对接起来，达到1 +1 ＞2 的效果，是提升供给满意度的着力点。

4.2 启示

提升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对供给满意度的积极影响，应从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与供给效应三方面着手。在供给主体方面，顺应时代要求与社会潮流，实行多元主体供给模式，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社区以及公民个人的力量，形成科学合理的协同供给机制。政府要转变成“配角”，负责顶层设计，与时俱进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进行引导，同时维护好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规则与秩序，为供给优质服务奠定基础。市场需通过合作、博弈等手段积极发挥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加大研发投入，通过供给端创新提高供给质量，刺激居民需求欲望。社会组织作为桥梁，要积极推动政社协同供给模式运行，提高供给的专业能力，依据自我力量主动承担供给任务，弥补政府与市场供给失灵的缺陷，拓宽供给边界，挖掘供给深度，提升供给质量。社区在供给过程中充当着纽带的角色，发挥着“上传下达”的作用，因此社区需有效拓展居民需求表达渠道，积极探索多样化、便捷的需求反映平台，满足居民幸福诉求。居民也要树立“主人翁”意识，提高参与能力，主动表达需求意愿，以此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有效解决服务供给不到位的问题。在供给内容方面，要秉持“以人为中心”的理念，提供与居民需求相切合的服务内容，同时杜绝以政府政绩为导向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以防公共资源浪费和居民需求得不到满足。此外，在智能生活时代，将创新渗透于供给内容中，提高供给内容的科技含量，以促进供给的个性化、便利化发展。在供给效应方面，需通过实地调查和数据库建设，及时了解居民体育参与期望的动态变化，以有效提供相应的服务内容，为供给满意度的提高厚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