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阳，贺雪峰

（1.西南交通大学，四川 成都 610031；2.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围绕中央决策部署，各地开展了广泛探索和大量实践，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对中西部普通农村而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适配路径究竟是什么？是产业兴旺，还是治理有效？如果是治理有效的话，是政府主导下的包办代替，还是面向群众利益的群众工作？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路径，学界已有初步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种典型路径：

一是产业发展路径。既有研究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和打工经济的普遍化，乡村人、财、物等各项要素外流明显，留守型村庄特征突出，集体经济孱弱，乡村衰败现象明显[1]。为何会出现这一颓势呢？不少学者将症结归于乡村产业发展有限，本地经济机会有限，难以容纳本地人在地就业创业[2]，因此学界多认为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充分发展本地产业，延长全产业链，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同时注重拓展其他产业，积极运用直播助农等新型工具[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