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鹏祺

加重的部分可能是我家庭史写作的隐含主题所最外显的一次——即以游戏作为载体，承载我与父亲旷日持久的有关话语权的争夺。从小时候的亲密无间，到青春期时他对我的试图操纵，再到现如今作为新媒介时代的原住民的我，拥有书写权以反制他。我们之间话语权力的此消彼长，背后始终内隐的是媒介与社会的飞速变迁。

包括家庭史的整体写作过程中，我与他之间的话语权争夺也从未消弭。我始终记得当我对他说周日要采访他有关20世纪90年代开的小城游戏厅的往事的时候，他所试图发出的自己的声音——他在采访的前一天晚上，给我发来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足足有近4000字，起的标题叫《时代变迁与家庭生活》，里面包括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他和我母亲的恋爱史，从物资局下岗到自己创办游戏厅，游戏厅衰落以后他再进入事业单位编制的全过程，唯独很少讲游戏厅本身的那段时光——而这才是我更想看到的东西，从日常的游戏厅空间中，看到他如何迎客，如何人际交往，又如何在客人结束以后自己玩游戏机——在慷慨激昂的历史罅隙里，看到他作为普通的“人”被留存下来。

写的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入瓶颈，我不知道怎样去平衡我与父亲话语权之间的关系，我总认为过于顺从他的原意，最终的结果就是：时代风卷云涌，但是没有他；但我也始终怀疑，我的思路就能够让他显现出来吗？我笔下的父亲究竟是鲜活的他，还是基于当下，对20世纪缺乏历史体认的我，脑海里所想象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