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巧 徐 丹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陕西省地处黄河中上游，是中国西北地区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结点省份，这里既有汾渭平原等重要粮食主产区，也有国家中心城市西安和宝鸡、榆林等沿黄地区中心城市，是同时贯彻落实共建“一带一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两个重大国家战略的主要经济载体。

本文以陕西为例，重点以评估区域对外开放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为抓手，探索以区域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本文既从理论上总结区域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逻辑机理；同时，也立足于陕西省这一西北内陆省份的典型样本，在测度其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基础上，评估陕西省区域对外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从而找准陕西省以区域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手段，既为陕西省区域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参考，也为沿黄地区的全流域省份的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联动提供有效借鉴。

一、近期文献回顾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为发展导向，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增长动力为重要手段，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根本目标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既包括经济方面的高质量发展，也包括生态、社会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性、系统性、动态性和长期性等特征和内涵(Sabatinit，2008)。将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尺度具体至黄河流域，便形成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和河南考察时，首创性地提出了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也强调，“黄河流域必须下大气力进行大保护、大治理，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子”。这为新时代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思路和科学的发展指南。

目前，学术界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渐入佳境。众多学者指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在沿黄各省区现代治理体系架构和治理能力提升基础上(陈晓东，金碚，2019)；必须坚持流域生态环境安全格局与开发布局相结合、重点区域发展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结合、重点突破与系统统筹相结合、机制保障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同时，还必须以东西贯通的黄河生态经济带打造为纽带，形成黄河流域全流域、全区域联动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安树伟，李瑞鹏，2020)。尽管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日渐丰富，但少有文献针对黄河流域特定省份的发展质量水平评价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徐辉等，2020)，而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文献则更是少见。

(二)区域对外开放

区域对外开放是区域内商品、服务、要素等跨越国界实现自由流动的经济行为，一般包括生产、消费的国际化，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以及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国际化等内涵。世界范围内的区域对外开放由来已久，形成了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产业内贸易、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诸多经典理论(张幼文，2007)。新中国的对外开放相对晚一些，但大致经历了起步与扩展(1978-1991年)、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1992-2000年)、全面融入世界(2001年以后)等三个阶段(陈文敬，2008)。

在对外开放的不同发展阶段，学者们对区域对外开放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早期研究主要围绕沿海、沿江和沿边地区如何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开放发展而展开；近期研究主要围绕新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系统梳理，以及广大的内陆地区如何实现对外开放等展开(江小涓，2019)。相比较沿海和沿边地区，内陆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需要学术界和实践部门花大力气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践探索。目前，对中国西北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研究还很薄弱，多数集中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来探讨区域对外开放的路径及实现机制问题(郭爱君等，2020)，少有文献专门探讨西北内陆地区区域对外开放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问题。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旨所在。

二、区域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机理

高质量发展包括产品的高质量发展、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生活全过程的高质量发展等三个层面，涵盖了资源高效率配置、工农业产品和服务高质量供给、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制约生活质量的短板充分补齐、国土空间均衡发展、公平地参与发展成果分享，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同建设等外延要求(张军扩等，2019)。从本质上来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是契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的发展，必须服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大局和发展方略，其根本目标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李金昌等，2019)。从动力结构上看，经济高质量发展包括需求、供给两个方面，其中需求动力包括投资、消费、进出口等，而供给动力则包括制度创新、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等。

区域开放包括区域对外开放、区际开放两个层面，其中区域对外开放强调向国际上其他经济实体的开放，而区际开放则强调向国内其他地方的开放。一般地说，区域对外开放包括基础设施在国际层面的互联互通、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国际产能合作三个维度。基础设施的国际延伸和互联互通往往决定于中央层面的发展战略和布局，地方政府并不易对之施加有效的影响。国际产品和服务贸易是区域对外开放中最易受地方政府关注的内容，也是国际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重点研究范畴(Krugman和Obstfeld，2002；吴福象和段巍，2017)。国际产能合作是母国与东道国在生产、市场和文化等方面的深度嵌入，相比较传统贸易中的产品服务输出和买卖关系而言，更追求产能优势输出和合作共赢关系的达成。国际产能合作主要源于开拓市场、获取自然资源、吸收国际人才、听从政府号召等需要，其合作领域主要包括资源能源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等。从国际产能合作的资金流动方向上看，国际产能合作也涵盖了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等外延。

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对外开放的内涵和维度解析，容易在此基础上解析得到以区域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区域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示意图

如图1所示，区域对外开放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第一，区域对外开放首先构成了经济高质量开放发展的重要内容，将通过产品、服务和要素的国际流动促成地方经济的开放发展；同时，在目前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中，开放发展将与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等发展理念相互协同、浑然一体，区域对外开放的发展也将必然促成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深度贯彻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从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第二，基础设施在国际层面的互联互通，将使得产品和服务的跨境流动速度更快、成本更低，从而使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和消费规模，从而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消费需求动力。第三，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本身构成进出口的重要内容，区域对外开放水平越高通常意味着更大规模的国际产品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这意味着地方经济发展中可以更为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和提升专业化水平，也可以通过“干中学”积累经验，更进一步地提高发展效率，从而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大规模的进出口需求动力。第四，外商直接投资本身构成投资的重要内容；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往往意味着更为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和更为前沿的生产技术的引入，这将从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等方面为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供给动力。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也倾向于将污染企业迁至发展中国家(余泳泽等，2019)，这要求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务必严格按照“绿色发展”要求，把好招商引资的生态关。第五，国际产能合作不仅会通过重构全球价值链，提升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竞争力；同时，国际产能合作还会通过逆向溢出效应等对母国和东道国的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效应(邱斌等，2016)。区域对外开放水平越高，通常意味着更高水平的国际产能合作，这将保证地方经济发展中能够更好地组织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从而确保地方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陕西省区域对外开放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测度与比较：市级的视角

(一)陕西省区域对外开放水平的测度及比较

区域对外开放水平是区域经济对外开放发展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也是表征地区经济融入和依赖国际经济程度的重要指标。如何选用科学的指标来测度区域对外开放水平，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领域，也是学界一直有争议的话题。部分学者认为可以依靠对外开放占GDP的份额、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贸易发展的影响程度等单个指标来测度区域对外开放水平(Kee et al.，2009)，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需要结合贸易投资政策、国际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发展等因素(Akhter和Beno，2011)，从政策、经济、社会、技术等多个方面出发来综合考察(Cheptea，2013)。本文认为，基于多维度的指标体系来架构区域对外开放水平测度方法时，可能遇到各个指标赋权的主观性和非科学性问题，同时，在将这种方法具体到市级层面时会遭遇来自数据短缺的限制。

本文拟基于外贸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两个指标来考察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区域对外开放水平测度问题，时间周期为2002-2018年，主要依据在于：一是进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额表征了地区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是各级政府评价对外开放发展绩效中最核心的指标；二是中国加入WTO的时间为2001年12月11日，且2019年及以后的市级对外经济发展数据尚未正式公布。2002-2018年陕西省10个市外贸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的计算依赖于GDP、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和人民币汇率数据，计算公式为：外贸依存度=(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总额*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价÷100)÷GDP；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以美元计价的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价÷100)÷GDP。

相关数据的来源说明如下：(1)基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获取上述数据的主体数据，同时，为了便于比较，本文也对全国和陕西省层面的相关数据做了整理。(2)2014-2018年铜川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延安市、汉中市、榆林市、安康市、商洛市的进出口总额数据，以及2017-2018年西安市的进出口总额数据在主体数据库中缺乏，本文通过《陕西统计年鉴》(2015年、…、2019年)得以补充；值得注意的是，《陕西统计年鉴》提供的进出口总额数据单位为万元，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的对应单位为万美元，需要依据人民币汇率数据进行折算。(3)2002和2016年安康市外商直接投资额数据缺乏，分别依据CEIC全球宏观经济数据库与《2016年安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得以补充。(4)人民币汇率数据依据2002-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计算，数据获取渠道仍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依据相关公式和数据，可以计算得到2002-2018年陕西省10市的外贸依存度及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及其国内、省内比较的情况，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

图2 陕西省10市的区域对外开放水平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比较

图3 陕西省10市的区域对外开放水平与全省平均水平的比较

总的来说，陕西省区域对外开放水平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1)与全国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不断下降的趋势有所不同，陕西省区域对外开放水平从整体上来看有所提升。2002-2018年间，陕西省外贸依存度从8.17%提高到了14.44%，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也从1.51%提高到了1.85%，这主要得益于西安市区域对外开放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其2018年外贸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分别达到了39.56%和5.04%。尽管如此，陕西省的区域对外开放水平仍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中2018年全国外贸依存度为33.88%。(2)陕西省内部地级市之间的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发展呈现出两极化的重要趋势。2002-2018年，西安市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均大大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且有扩大化趋势，而铜川市、宝鸡市等其余9市则均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如图3所示。(3)陕西省内非省会地级市之间的区域对外开放水平也极不平衡，如图4所示。2002-2018年间，宝鸡市、咸阳市的外贸依存度高于非省会9市的均值，商洛市仅有部分年份外贸依存度高于非省会9市的均值。(4)陕西省非省会9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稳态较差，2002-2018年，尚未有地级市始终处于吸引外资的领头羊地位，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商洛等市仅有部分年份高于9市平均水平，而延安、汉中、榆林、安康等市则始终处于9市平均水平之下。

图4 陕西省非省会9市区域对外开放水平比较

(二)陕西省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测度及比较

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是衡量地区经济处于经济发展何种阶段和何种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学术界对于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测度方法的意见并不统一，有基于多种指标综合测度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或以全要素生产率替代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等经典的做法(张月友等，2018)。鉴于陕西省市级层面相关数据缺乏的现实，本文拟结合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来考察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全要素生产率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也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重要尺度。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方法有很多，但相比较而言，索洛余值法更为学界所推崇和认可，本文也拟基于索洛余值法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由此评估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

在中性技术进步、规模报酬不变及C-D生产函数条件下，全要素生产率将可以依据如下式(1)的公式计算，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如下式(2)所示。式(1)中，TFP为全要素生产率，Y、K、L分别为地区经济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份额，0<α<1，0<β<1，α+β=1。式(2)中，TFP_Index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i=1，2，…，N和t=1，2，…，T分别为评价的地区和评价的时间周期，TFPi，t为第i个评价地区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i，0为第i个评价地区基期的全要素生产率。

(1)

TFP_Indexi，t=TFPi，t/TFPi，0×100

(2)

依据式(1)和式(2)，在获取2002-2018年中国、陕西省及其10市的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数据的基础上，可以估算相应地区的经验生产函数，并由此计算对应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指数。相关数据处理方法说明如下：(1)地区经济产出数据以实际GDP替代，单位为亿元。其中，名义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所有地区的名义GDP数据均基于中国的GDP平减指数(2002年不变价)折算成实际GDP；2002-2018年中国的GDP平减指数(2002年不变价)基于环比的GDP平减指数计算；环比的GDP平减指数基于名义GDP增长率与官方公布的实际GDP增长率计算得到。(2)劳动投入以相应地区的年末总人口数替代。2002-2018年全国、陕西省及10市的年末总人口数依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获取主体，并基于《陕西统计年鉴2019》补充2018年陕西省10市的年末总人口数。(3)资本投入以相应地区的资本存量替代。资本存量基于永续盘存法计算，其计算方法为：本期实际资本存量=上一期实际资本存量*(1-资产折旧率)+本期新增实际资本存量。(4)以2002年为基期，中国、陕西省及10市的基年资本存量获取方法如下：依据单豪杰(2008)的计算结果，直接获取2002年的中国和2003年陕西省的资本存量(1952年不变价)，分别为61592.23亿元和2118.7亿元；依据2002年中国和2003年陕西省相比1952年各自的平减指数，计算得到2002年中国和2003年陕西的实际资本存量；依据陕西省2003年相比2002年的平减指数，计算得到陕西省的基年资本存量(2002年不变价)；同时，按照2002年陕西省10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省的比例，将2002年实际资本存量分配至10市，并以此作为陕西省10个市的基年资本存量(2002年不变价)。资产折旧率也依据单豪杰(2008)的分析而设定，取值为10.96%。(5)本期新增实际资本存量以本期实际资本形成总额替代，获取方法如下：依据中国和陕西省对应年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资本形成率，分别计算中国、陕西省的名义资本形成总额；依据陕西省10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陕西省资本形成率，计算得到10个市的名义资本形成总额；依据环比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计算2002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并由此计算中国、陕西及10市的实际资本形成总额(2002年不变价)。(6)2002-2018年相应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资本形成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依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获取主体资料。缺失资料依据如下方法补充：2018年陕西省资本形成率，依据2013-2017年陕西省资本形成率的平均值计算得到(66.96%)；2018年陕西省10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依据对应地区201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2018年对应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计算；2018年对应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依据对应地区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获取。

基于上述数据，结合索洛余值法和MATLAB R2019a软件编程，容易得到2002-2018年陕西省10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指数，也可以得到对应年份全国和陕西省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指数，如下图5所示。从图5中可以看出，陕西省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1)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从图5的左图可以看出，陕西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同时，从市级层面看，仅有榆林市等少数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陕西省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速度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图5的右图可以看出，2002-2018年陕西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陕西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有赶超的基础和潜力。从地级市层面看，不仅榆林市在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上有不俗表现，且延安、安康、汉中等相对欠发达地级市也在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提升上有不俗表现。(3)作为省会城市的西安在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相对滞后。从图5中可以看出，2002-2018年西安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陕西省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且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仅如此，2002-2018年西安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甚至处于陕西省10市中较为靠后的位置，这意味着西安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缺乏应有的龙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对全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缺乏足够的辐射带动能力。(4)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陕西省及10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2010年之后有下降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普遍乏力，此时在产出增长有限的情况下依赖于投资的增长会导致资本投入份额加大，从而使全要素生产率及指数有普遍下降的趋势。

图5 陕西省10市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指数与全国、全省水平的比较

四、区域对外开放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评估：模型、数据及估计结果

(一)影响效应评估模型的基本设定及数据说明

接下来，本文将对区域对外开放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做出评估，评估模型建立在如下式(3)基础上。

у=ρTWу+α+Xβ+ROLγ+TWXθ+TWROLη+μ，μ=λTWμ+ε

(3)

式(3)中，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拟以全要素生成率指数表征；为元素恒为1的常数项，X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控制性解释变量，依据李平(2016)年的研究，本文初步了选取高等学校R&D人员全时当量(X1)、专利申请受理量(X2)、技术市场成交额(X3)、在岗职工平均工资(X4)、邮电业务总量(X5)5个变量，这些变量分别考虑了人力投入、市场的技术效率、结构转换能力、经费投入以及基础设施环境等；ROL为区域对外开放水平，本文将分别纳入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进行考察；TW为时空权重矩阵，依据17×17维的单位时间矩阵和基于经纬度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的克罗内克积而设计，其中陕西省10市的经纬度依据百度地图获取，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为陕西省10市两两之间距离平方的倒数，空间权重矩阵的维度为10×10，如下图6所示；ρ和λ为空间相关系数，α、β、γ、θ、η为相关变量的外生参数；μ、ε均为随机扰动项，ε服从零均值、同方差的正态分布假定。

图6 基于经纬度距离的陕西省10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关系示意图

相关数据来源说明如下：(1)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依据前文计算得到。(2)2002-2018年陕西省10市的高等学校R&D人员全时当量，依据对应年份陕西省高等学校R&D人员全时当量和陕西省10市平均占比计算；2002-2018年陕西省高等学校R&D人员全时当量依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获取主体数据；2002年、2003年陕西高等学校R&D人员全时当量依据1997-2001年和1998-2002年平均值获取；1997-2001年陕西高等学校R&D人员全时当量依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8年、1999年、…、2002年)获取；陕西省10市高等学校R&D人员全时当量占陕西省的平均比例，依据2008-2016年陕西省各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和占陕西省10市人数总和的比例计算。(3)2017和2018年陕西省10市专利申请受理量依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获取；2002-2016年陕西省10市的专利申请受理量，依据陕西省专利申请受理量和陕西省10市专利申请受理的平均比例分配；2002-2018年陕西省专利申请受理量依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获取，其中2009年陕西省专利申请受理量缺失数据依据《陕西统计年鉴2012》获取；陕西省10市专利申请受理量的平均比例依据陕西省10市2017年和2018年专利申请受理量和占陕西省的比例进行计算，并依据总和为1进行比例调整。(4)陕西省10市技术市场成交额，依据2002-2018年陕西省技术市场成交额以及陕西省10市的占比进行分配；2002-2018年陕西省10市技术市场成交额占陕西省的比例，依据2003-2014年陕西省10市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数和占陕西省10市人数总和的比例计算；2002-2018年陕西省技术市场成交额及2003-2014年陕西省10市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数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获取主体数据。(5)2002-2018年陕西省10市邮电业务总量、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依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获取主体数据。缺失数据依据如下方式获取：2012年商洛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依据《陕西统计年鉴2013》获取；2018年陕西省10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依据《陕西统计年鉴2019》获取。

(二)影响效应评估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及稳健性

基于式(3)，本文首先考察了不包括空间溢出效应项(TWу、TWXθ、TWROL、TWμ)以及核心解释变量(ROL)在内的基准模型参数估计结果。由模型试算可知，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邮电业务总量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产生显著影响，由此在基准模型回归时本文删除了这两个变量，如下表1所示。表1中，本文考察了纳入高等学校R&D人员全时当量、专利申请受理量以及技术市场成交额3个变量时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陕西省市级层面的分析中作为空间单元的10个市被全部纳入，则本文未报告随机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基于表1的结果，本文认为在评估区域对外开放对陕西省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过程中，基于混合效应进行模型的演绎将更为科学，同时，拉格朗日乘子检验也显示陕西省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必须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来进行模型的进一步演绎。

表1 基于混合或固定效应的基准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下表2显示了在基准模型上添加了外贸依存度作为区域对外开放水平替代指标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从表2的参数估计结果来看，无论是在非空间模型视角下，还是在7种典型的空间计量模型视角下，陕西省区域对外开放并未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而即便在不考虑显著性的条件下，这种影响也呈现出负相关的发展趋势。值得指出的是，在空间X滞后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杜宾误差模型下，尽管外贸依存度Rate_XM变量是显著的，但TW×Rate_XM变量不显著，此时若在模型中不考虑邻近地区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情况下，这三个模型会分别退化到非空间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这同样佐证了陕西省区域对外开放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产生显著影响的结论。

为了考察这一分析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将陕西省区域对外开放水平以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来替代，重新估计了上述8种模型的参数结果，如下表3所示。从表3的结果来看，区域对外开放水平的替代指标——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Rate_FDI)及邻近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TW×Rate_XM)均未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这也佐证了表2参数估计结果所指示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在将核心解释变量从外贸依存度替换为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后，在不考虑显著性的条件下，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对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趋势在不同的模型下有不同。这说明区域对外开放将有可能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也有可能产生负向的影响效应，具体的影响效应将取决于如何科学地使用区域对外开放这一政策工具。

表2 区域对外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表3 区域对外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评估的模型稳健性诊断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文献的梳理，在解析区域对外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维度的基础上，阐释了区域对外开放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机理；同时，本文基于外贸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测度了陕西省10市的区域开放水平，也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测度了陕西省10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还基于8种经典的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陕西省区域对外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论显示：(1)区域对外开放将通过基础设施在国际层面的互联互通、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国际产能合作等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其注入新的需求动力和供给动力。(2)陕西省10市的区域开放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除西安外其余9市区域开放水平均较低且发展不平衡。(3)除榆林等部分市以外，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省会城市的西安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辐射带动能力不足。(4)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及其稳健性考察，陕西省10市的区域对外开放并未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

鉴于陕西省10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对外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的现实，本文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以区域对外开放来促进陕西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重在拓展制造业国际发展的空间和市场。一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契机，主动对接沿线国家、地区和国内邻近省份的资源和市场，加快畅通陕西省西向和南向出境贸易通道，提升通道效率；二是加快推动制造业人才、资本、行业、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为制造业全球化发展营造更为优质的营商环境；三是充分整合、利用各级各类试验区、新区、开发区、口岸的开放功能，架构多样化的区域对外开放平台，重点打造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西咸新区成为陕西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四是支持西安高新区、西安经开区、宝鸡高新区、杨凌农业高新区等主动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引领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研发基地，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园区品牌。

第二，优化升级进出口这一需求动力机制，重在优化贸易发展方式及贸易结构。一是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制造设备、产品出口；二是促成区域企业加大资本输出，积极架构全球研发、分销及物流中心等，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和要素；三是加强基础创新和自主创新，提升区域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区域产业参与国际价值分配的比例。

第三，优化升级技术进步这一供给动力机制，重在“强基础、补短板、重实效”。一是要进一步推动基础研发和科技创新，重点推动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和关键设备的研发和生产，降低进口依赖程度；二是通过国际技术转移和合作研发等，抢抓机会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成熟的技术，也要花大力气在新兴的、前沿的科技领域布局，实现科技创新的赶超和跨越发展；三是支持汉中经开区、渭南高新区、咸阳高新区、安康高新区、榆林经开区、延安高新区、蔡家坡开发区在协同创新、合作共建、产城融合等方面先行先试，率先培育和发展一批百亿级主体园区、共建园区，促成其在产业集群化、研发协同化、生产协作化上取得突破发展。

第四，优化升级陕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发达地区的产能合作，重在优化产能结构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一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和东部产业转移衍生出来的国际国内产能合作机会，围绕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建”建设需要，抢抓机会，引进先进产能；二是充分利用重点项目境外落地模式、资源整合型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模式、多元化企业联盟模式、产业集群式国际转移模式等多元方式，加大力度转移过剩产能和相对滞后产能，优化陕西省的产能结构；三是依托省际扶贫帮扶、战略合作机遇，探索在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国内发达地区构建“飞地孵化器”，以飞地经济发展帮扶和培育陕西开放发展中的潜在增长极。四是在国际先进产能引进和转移输出的时候，必须强化各级各类新区、开发区发展中“腾笼换鸟”功能以及招商引资中“选资”过程，让绿色发展真正渗透入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时刻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