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丽霞 刘明录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非裔加拿大作家埃西·埃多彦凭借小说《混血布鲁斯》于2011年11月获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吉勒奖”，才华横溢的埃多彦因此名声大振。学者綦亮指出：“她擅长刻画边缘人漂泊外海的无助、惆怅和困惑。”[1](P37)埃多彦尤其关注黑人群体的生存境况，其作品多立足于种族歧视问题，展现其强烈的历史人文关怀。《混血布鲁斯》秉承了她关注黑人弱势群体的视角，该小说着眼于欧洲二战时期混血音乐家们的生存困境，并通过对二战时期欧洲音乐圈活色生香的描述，重现欧洲的“爵士时代”，体现埃多彦对被边缘化的黑人音乐家的关注。

一、《混血布鲁斯》中的音乐元素

在小说中，埃多彦多次穿插了音乐的描写，爵士乐成为不可忽视的元素。小说中的音乐元素主要包括爵士乐的创作技巧和乐器这两个方面。首先是爵士乐的创作技巧：即兴性。即兴演奏是指乐手先前没有经过任何的演练，当场结合曲子的主题和乐器的风格特点，随时随地变换节奏和重音，并自然融入恰当的和弦，在即兴配合中一次性完成创作，是一种“自发多样而又独立的演奏手法”[2](P26)。爵士乐的即兴性给人一种自由随性的感觉。小说中，黑人音乐家们被官方认定为堕落艺术家，但他们不甘沦为白人主流文化上的“他者”，将爵士乐视为反抗种族歧视的武器。混血爵士乐手们将纳粹德国国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进行改编，并将其命名为《混血布鲁斯》，借此向德国纳粹发起“声”战。而《混血布鲁斯》正是采用了这种即兴演奏的方式，埃多彦浓墨重彩地将这一特性展示出来，最为明显的是对乐队演奏的描述：“切片儿打着鼓点带我们进入。就是这么突然，兄弟。根本没有交谈。就像我们买好了一趟车的票一样。”[3](P228)“突然”和“没有交谈”表明这并非提前排练，而是临场发挥的。他们自由地变换节奏，音调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爵士乐手们沉浸在自己独特的演奏中，享受着即兴带来的自由。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即兴色彩，他们在演奏中迸发出新的创作灵感，将每个人的优势最大化，使得《混血布鲁斯》成为爵士乐时代反抗纳粹强有力的武器。即兴是爵士乐的灵魂，即兴也象征着音乐家们对自由平等的向往。

第二种音乐元素是小说中多次提及的乐器，包括爵士鼓、小号和贝斯。埃多彦通过对多种乐器的描写来体现爵士乐的合奏性。小说中的这个乐器组合便是爵士乐队常见的组合形式，以管铜乐器即小号为主，配置爵士鼓和贝斯。小号被称作是高音乐器之王，其音色慷慨嘹亮，音域宽，表现力强，因此小号担任高音部。而爵士鼓掌控乐曲的速度和节奏，贝斯则担任低音部。多种乐器共同演奏，缺一不可，这显示出爵士乐的合奏性。黑人乐手们创作的《混血布鲁斯》是爵士乐曲，而这首爵士乐正是由小号、贝斯和爵士鼓等多种乐器演奏而成的。埃多彦是这样表现合奏的力量：在最后紧张的录制中，低音贝斯手习德领悟到：“只有跟希鲁一起演奏才能把我的声音带出来。独自一人，我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呆板的一根弦。”[3](P228)这表明希鲁的小号带动了习德的贝斯，两种不同音色的乐器和谐相融，高亢清脆的小号与纯厚深沉的贝斯相得益彰。这体现了不同的乐器在节奏上能够严丝合缝，展现了合奏的整齐性。乐器的合奏恰巧反映了乐手之间配合默契且相辅相成。爵士乐以其特有的即兴性及合奏性将混血黑人希鲁、习德和切片儿凝聚为一体，共同为反对种族歧视奏出坚实而诙谐的乐曲。

二、音乐之战与种族政治问题

爵士乐沦为堕落的艺术，爵士乐手被边缘化。在这种种冲突下，他们无法继续沉默。爵士乐手们通过对德国纳粹国歌的颠覆性改编向其发起“声”战。他们将爵士乐作为重要的赋权策略，以“逆写”和“重演”的方式与白人主流群体争夺音乐话语权。然而，这场“音乐之战”并非纯粹的存在，其实是隐射了二战德国的种族政治问题。

其一，爵士乐起源于非洲的音乐形式，被视为黑人种族身份的象征符号。爵士乐手群体中有许多是黑人音乐家，例如主人公希鲁是一战后法国占领军中的黑人士兵和莱茵河的德国女人生育的孩子。希鲁被视为一种黑色的耻辱，文化上的污点。因为异族生殖导致德意志民族血液内部的污染，他的存在体现了白人种族优越感的丧失。而爵士乐是退化的黑人群体或者劣等种族犹太人所演奏的音乐，纳粹认为这必然给德国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于是，各种对付黑人和犹太音乐家的政策纷纷出台。1939年的《犹太人在公共场合露面细则》限制了犹太人进入某些特定场合的时间和空间。[4](P339)纳粹政党开始明令禁止犹太人和黑人进入剧院和音乐会等场所。非徳裔的音乐家统统被德国国家文化委员会认定为“堕落的艺术家”[3](P61)并被拒之门外。混血黑人音乐家希鲁和习德平时不敢进入剧院、音乐厅等场所，他们嘲讽自己犹如影子般艰难地生存着。由于无法在公开场合自由演出，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躲在狭小阴暗的地下室，暗中创作录歌，以此反抗种族歧视政策。

其二，爵士乐因为它特有的即兴性，与纳粹极权主义的模式格格不入，并且它的流散性传播严重阻碍了德国的种族净化政策。在德国，音乐被严格控制着，纳粹只允许瓦格纳音乐成为主流音乐，其他音乐尤其是爵士乐只能夹缝生存。这暗示着纳粹音乐才是主导音乐，其他音乐是不允许发展壮大的。学者王莹指出：“瓦格纳音乐具有反现代主义风格，表现了战争和鲜血带来的快感，这种性质的音乐对德国民族主义情感的煽动具有巨大的力量。”[5](P362)相比之下，爵士乐的即兴演奏没有固定的模式，难以模仿，更难以控制。爵士乐灵活多变的风格不利于纳粹进行思想文化控制，爵士乐广泛性的传播势必会严重破坏种族文化的纯洁性。种族清洗的意识形态随之渗透到了文化艺术上，抑制和摧毁爵士乐便成为德国纳粹净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目标。于是，纳粹认定爵士乐是下等艺术，将其污名化。小说中，纳粹认定爵士乐是黑人音乐家携带的“鼠疫”，比病毒还可怕。可见当时的德国将音乐等级化，他们把爵士乐视为鼠疫的病源体，将其归为黑人堕落的文化，爵士乐因此沦为边缘文化。纳粹党认为，就像异族血统正在玷污德国的纯洁血统一样，异族文化如爵士乐也在污染高贵的德国文化。由此可知，德国纳粹强调文化的德国性和纯洁性，他们在艺术与种族肤色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依靠狭隘的艺术类别来净化德国的艺术文化。

显而易见，这场音乐之战将德国音乐与爵士乐彻底对立起来。纳粹将爵士乐视为劣势种族的音乐，企图以此消灭所有非德意志民族元素来净化德国的种族血统和文化。德国将狭隘民族主义的触角伸向了音乐领域，通过制定一系列种族法规迫害犹太人和黑人族群。黑人爵士乐手的音乐之路坎坷曲折，钢琴家保罗死于非命，而希鲁被纳粹追杀，终生流浪逃亡。混血黑人音乐家们成了德国社会的边缘人物，他们成为种族问题无辜的受害者。

三、爵士乐美学与埃多彦的种族政治观

埃多彦通过音乐书写思考了种族主义问题，而她对种族歧视问题的关注与她混族性的身份背景息息相关。埃多彦是非洲加纳后裔，她的童年饱受种族歧视。她曾提及她在十二岁经历了加拿大阿尔贝塔省的三K党焚烧十字架事件，三K党猖獗的种族主义令她感到恐慌。非裔的身份和特殊的成长经历成为她创作的灵感源泉，她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了黑人流散群体的生死存亡。她总是以细腻的笔触来启发读者思考小说背后的历史社会问题，尤其是关注黑人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例如，她的作品《生命》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以泰恩为代表的加拿大移民者的生存困境。《华盛顿·布莱克》则叙述了黑人奴隶华盛顿·布莱克竭力突破奴隶枷锁而重获自由和尊严的故事。其次，小说着重于音乐这个意象是源于埃多彦本人对音乐的兴趣，她曾在采访中表示，由于她十分热爱爵士乐，所以她将目标转向爵士乐演奏家。埃多彦把爵士乐化成表达自己种族政治思想的有效途径，将黑人族群和种族问题寓意宽泛化，并巧妙地运用隐喻的手法将其上升为种族政治批评。另外，埃多彦生活在加拿大，加拿大是最早制定和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国家之一。生活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中，这让埃多彦能够在更广阔的背景中以一种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种族问题。

在当今社会，多元文化主义不仅体现在对不同民族文化的肯定与尊重，而且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解决民族矛盾，建构民族国家的有效手段。埃多彦的小说是在当今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世界的背景下思考种族问题。首先，埃多彦对爵士乐即兴性的书写隐喻黑人族群有其主体性，每个民族都应自由发展。爵士乐具有独特的演奏风格，这种音乐强调即兴演奏，即兴演奏是爵士乐的灵魂所在。小说中乐队演奏《混血布鲁斯》正是采用这样一种即兴创作手法。希鲁的即兴演奏是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将音乐本身解构，直接地表达自我，以获得情感上的宣泄。而音乐本身具有疗愈的功能，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种族暴力所带来的创伤。爵士乐手们的每一次即兴发挥，意味着他们对自我身份的一次定义，他们在自由的节奏中寻找自我并重构自我的主体性。混血音乐家们演奏《混血布鲁斯》时，和弦整齐却又不失各自的演奏个性。埃多彦从这种即兴特色中看出，正如爵士乐手们一样，世界各种族应是平等地在多元文化中自由发展，唯有保持其个性才能共同奏响和谐之曲。

其次，埃多彦通过爵士乐的合奏性暗喻各种族是和谐共存的关系。爵士乐兴起于美国南部新奥尔良。新奥尔良是多种族文化聚集地，这种复杂社会构成使得爵士乐在发展中得以融合多种民族音乐传统，这恰恰体现出爵士乐“合奏”的特点。的确，从最原始的田园呐喊到灵歌，再从布鲁斯到爵士乐，爵士乐不断从各种文化中汲取养分，尤其是将非洲音乐传统和欧洲音乐传统有机融合，集百家之长融于一身的爵士乐最终演变成风格迥异的混合音乐。这些混血音乐家们将小号，贝斯和爵士鼓完美结合演奏出洪亮悠扬的《混血布鲁斯》。《混血布鲁斯》是结合了德非两种文化传统的新歌，它在德国歌曲和非裔音乐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作家借助爵士乐对“纯洁”民族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颠覆了纳粹文化中的本质主义。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吉尔罗伊所认为，从来不存在无污染的、纯粹的，可以让我们回归的本质，无论这种本质是“纯洁的东方主义”或者“纯洁的美国主义”等。[6](P96)不言而喻，纳粹所推崇的纯洁的德国性并不存在。爵士乐彻底打破本质主义的壁垒，把不同民族、种族和性别的人汇聚在一起，它跨越了语言和国界的障碍，实现了不同民族间人与人的对话。学者李美芹指出：“爵士乐是集体民族智慧的结晶，寄寓着种族融合和协调共生理想。”[7](P66)这种音乐以其混合性解构了黑人与白人二元对立关系，重新建构新型种族“合奏”关系，即和谐共存的关系。从小说的音乐书写中可以看出，埃多彦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如同爵士乐精神昭示，各民族应打破文化和种族界限，支持包容多元文化，促进多种族多元文化和谐发展。

结语

埃多彦的音乐书写表面上再现了二战时期混血黑人音乐家们的悲惨遭遇，实则是通过一场音乐文化之战揭露出二战时期德国纳粹种种不公的种族歧视政策。爵士乐是不同文化传统的融合体，它颠覆了纳粹德国所强调的文化和血统的“纯洁性”。作家借助爵士乐的即兴性和合奏性暗喻各种族之间应是平等和谐共存的关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质主义。同时也传达了多种族多元文化主义的种族政治思想，以此唤起人们对于当今世界种族歧视问题的思考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