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琼 李竹姗 徐 俊

（安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6）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社会治理理念不断创新，社会治理能力日益提高，有力推动中国迈向伟大复兴之路。如何在新时代的新要求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之路开启新的征程，值得我们深思。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新理念”，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和重要的现实价值，为新时代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供了实践路径。

一、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依据

（一）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创新。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在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1]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以人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为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启示。关于共同体思想，马克思终生在不断探索。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共同体的问题展开诸多讨论。第一，马恩认为资本主义所崇尚的共同体是“虚假的共同体”。资本主义号称代表所有人共同的利益，实际上却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虚假的共同体”表面上宣传自身代表着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背后却一直压榨苦难的人民群众。在“虚假的共同体”中，并非所有社会个体都能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只有处于统治阶级的部分个体才具备这种条件和可能性。而“真正的共同体”则强调国家、社会、民族都将消失，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发挥着主观能动性，不断扩大自身的社会关系范围。社会共同体是一个大集体，由不同社会个体、群体和组织依照特定的社会方式结合而成。因此，在社会治理中存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现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而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3]社会成员之间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共同分配和占用生产资料，实现社会联接和社会整合。他们秉持共同的观念，担负共同的命运并承担共同的后果。即使旧的社会共同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遭到破坏，也会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作为铸就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我国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治理的最高目标。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经验的借鉴。20世纪90年代，“治理”的概念在国际社会和公共管理领域内广泛使用。“治理”源于“统治”和“管理”，含义却又同统治和管理有所不同。从“统治”经“管理”最终发展成“治理”的过程中，行为主体逐渐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手段也由强硬化转变为柔性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法家等学派对社会治理有所论述。儒家认为社会治理是追求社会安定，每个社会成员的言行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十分重要。对于众多社会成员而言，儒家崇尚统治者采用德主刑辅的方法，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对百姓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孔子强调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中处于重要地位。“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行善的统治者和尽善的官员体系直接影响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政者正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与理念。[4]进一步地，儒家认为社会治理是实现“大同”世界理想的必经之路。在“大同”世界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道德早已深入人心，社会一片欣欣向荣。与儒家社会治理思想不同，法家则认为国家安全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前提，只有富国强兵和依法治国才能够维护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因此，法家治国理政思想认为法治比儒家所崇尚的德治和礼治更有力，将法治处于主导地位。商鞅认为，积极推进变法是夏商周朝代称王天下的主要原因，儒家的仁政思想已经不能适用于如今的形势，只有通过法治对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加以约束，并协调相关利益关系，社会秩序才能保持稳定，国家才能平安无事。事实上，德治、法治、自治在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都十分重要，应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三）对中国共产党人社会治理思想的发展。1956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中国社会关系的复杂性，需要正确处理好各种矛盾问题，团结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当时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维护政权稳定的重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提出了适应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管理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指明社会管理的重点任务是加强城乡社区服务，强调在政府主体参与的同时积极发挥群众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更名为“社会治理”，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路更加清晰，我国社会治理理念不断向前发展、顺应全球化进程和历史新潮流，。结合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理念，并在原本社会治理体制的内容中增添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以构建更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协商有利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科技支撑在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善于把科技手段与社会治理深度结合，创新社会治理工具和治理方式。

二、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现实价值

（一）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国家安全之基。国家安全是国家保持安全和稳定的一种客观状态，也是一个国家能否在其发展之路上稳健前行的重要前提。国家安全受内外安全因素影响，外部安全因素主要包括国际社会的人为因素和自然灾害等非人为因素；内部安全因素主要指国家境内影响社会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因素。社会治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纵观当今国际社会以及全球环境，任何细微的动作和不经意的忽视都有可能造成动荡不安的局面。虽然国家和政府在处理公共安全事务上占据主导地位，但社会的自组织和自适应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多元主体的参与可以分担政府所承受的压力，弥补政府部分能力的不足。长期以来，许多民众认为发生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时，应全权交给国家和政府负责并承担灾难损失。然而，在危难面前，各社会主体在重要时间节点，为确保国家安全做出巨大贡献，充分展现出“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体现了社会治理共同体新理念的科学内涵，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除此之外，新时代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对捍卫国家安全十分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体现，是最基本的民生。”[5]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不仅需要国家和政府的有力监督，更需要加强全民安全教育，推动每一位社会成员主动学习安全防护知识，积极投入到公共安全体系建设之中。国家安全不能仅依靠国家和政府的政治动员与法律法规，也不能仅局限于政府指挥人民群众，还应当保持民主协商、合作共赢的持续互动，充分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协调作用。

（二）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会稳定之基。社会治理共同体注重实现政府、社会与居民间的良性互动，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坚实基础。第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各部门和社会成员的力量，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通过教育、打击、防范等措施，化解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事实证明，单凭某一个部门开展社会治安治理工作是行不通的。社会是个有机共同体，需要各社会成员认真贯彻国家的治理政策，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第二，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是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公共服务体系就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公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存在公共服务支出不均衡、歧视性供给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养老机构服务费较高、随迁子女的教学质量难以保障、农村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偏远地区公共交通服务体系的欠缺等。政府应积极发挥其主导作用，对公共服务中的短板加以完善；同时，政府指导下的社会团体和私人机构在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公共服务的环节中，应积极发挥主体作用。第三，网络社会治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互联网技术向现实社会不断发展、不断渗透，信息传播、资源分配的更新使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互联网技术增强了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能力，人们表达言论和观点更加自由，话语权也得以增强，然而同时也削弱了政府对真实信息的有效控制。网络虚假信息层出不穷的现象突出了我国网络安全和环境治理能力的不足。高度重视网络治理问题，健全网络舆论引导机制，是新时代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

（三）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人民幸福之基。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我国社会建设相对经济建设具有一定滞后性。目前，我国社会矛盾是可调控的，大多数源于自身利益诉求的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治理，说到底是为了处理好社会矛盾，服务好人民诉求，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是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确保人民幸福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应完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如今，城乡之间、各行业之间利益分配不均，人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及时反馈，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调节，进而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为了满足人民幸福的需要，必须完善党和政府与群众血肉相连的信访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畅通人民利益诉求通道。另一方面，应增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有效性。人民内部矛盾的出现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干预，更需要采用民主协商的方式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新时代国家与政府应高度注重社区、校园心理咨询室的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保障人民的身心健康发展，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维护中国人民幸福的集中体现。

三、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实践路径

（一）提高全民参与意识，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凝聚力量。首先，“人人有责”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需要党、政、社会、公民等主体共同参与。新时代加强公民法治意识和参与意识十分关键，必须让公民深刻认识到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是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国家和政府可以通过制度政策激励的方式，增强各社会治理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同时，广泛开展有关社会治理共同体新理念的实践活动，对各社会治理主体进行宣传教育。尤为重要的是，青年是勇敢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青年教育攸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将社会治理共同体新理念的科学内涵融入青年教育中，是时代诉求，更是历史责任。新时代应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三重合力，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其次，“人人尽责”强调治理方法多样化。随着世界格局与利益矛盾的不断变化，社会治理格局正在发生转变。国家应充分运用我国的制度优势，为“人人尽责”的实施提供更多可行、有效的发展空间。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时，应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给予社会组织和民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特别对涉及人民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协商。除此之外，社区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阵地，是人们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场所。政府应下移工作重心，采取多元管理方式，不断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统筹推进各层治理工作的展开。作为社会公众，应树立社会治理的责任意识，明确其责任与义务，发挥能动作用，确保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性。最后，“人人享有”强调治理成果共享化。确保人民享有公平发展的权利、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满足人民多层次的需要，是我国必须遵循的法律义务和道德准则。

（二）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增添信心。首先，加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优化政府结构与职能。“党是改革的领导和推动力量。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和创新，离不开党的领导。”[7]在党政关系方面，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各部门协调管理的制度安排。面对突发公共安全紧急事件，应健全我国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密切联系群众，加强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措施保障人民安全。同时，逐渐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优化官员编制管理，明确职责与义务，提高工作与办事效率，为人民真正解决“办事难”的问题。其次，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发挥基层党组织纽带作用。习近平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8]基层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政府负责的现实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社会治理的重心应逐渐向基层下移。基层组织和基层人员肩负着切实服务人民群众的职责，基层人手不足、任务繁重、经费资源不足、心理压力大等问题对日常管理工作的开展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推动人员、经费、权力等资源下沉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十分关键。另一方面，应健全由党组织引导的“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在基层工作中，存在民众自治渠道较少、部分基层干部法治意识淡薄、德治工作开展力度不强的现象。在自治方面，应拓宽自治渠道、创新机制和平台，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决策，通过基层协商找到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在法治方面，应提高基层人员的法治意识，积极宣传法律要点，开展依法治理活动，坚持全民守法、全民信法、全民爱法。在德治方面，应把基层社会提倡的德治理念，与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共同维持社会和谐，避免社会矛盾产生。最后，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发挥社会治理合力效应。人民既是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更是社会成果的共享者，因此，建立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是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的重要一环。同时，应注重家风建设，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和品格修养。对中国青年而言，要不断提升明辨是非的能力，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加强应对突发问题的理性思考，积极投入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

（三）创新社会治理有效方式，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活力。马克思认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9]既表明人民具有历史创造性，又体现了人民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民主协商”与“科学支撑”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中。实现这一新举措需要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有效方式，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活力。首先，民主协商与网络技术相结合，拓宽参与方式与渠道。社会治理共同体意味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协商机制以及共同的行为准则，三个“共同”是多元主体进行民主协商的结果。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事务日益增多，民众参与意识逐渐加强，民主协商在基层治理的实践空间不断扩大。人们既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平等沟通，并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可以对信息的透明度和社会治理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网络媒体平台有利于官方统计、分析、总结群众的现实诉求。这种极具色彩的网络民主协商方式，拓宽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形成了双向、多向互动的交流渠道，实现了政府与民众的信息共享。其次，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发挥科技支撑的技术治理作用。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丰富了现代社会治理的体制、模式和方法。其中，大数据技术通过挖掘数据库中的海量信息，能够为制定社会治理的新决策、新方案提供有效的数据参考和相关技术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10]疫情期间，5G技术为国家和人民提供了疫情讨论的网络交流平台。电子政务平台的使用提高了国家收集疫情防控信息的效率。不仅如此，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更意味着治理思维方式的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使社会治理工作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滞后模式，新时代应把科学技术与社会治理紧密结合，积极促进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同时发挥我国科学技术优势使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充满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