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娥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250358 )

19世纪的美国女性写作曾一度被认为大多局限于家庭事务及个人情感的圈子，而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在美国女性作家中似乎又是一种内倾及隐退的极致象征。因此，在常人看来，狄金森与作为典型公共事务的“战争”互不相干。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大多认为狄金森的诗歌游离于历史及社会生活之外，有学者曾断言：“狄金森的诗歌中没有内战主题。”(1)Porter, David, Dickinson: The Modern Idio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15.早期狄金森传记的作家大多选择干脆略过内战主题，少数传记作家虽注意到诗人对战争的关注，亦持谨慎的评论态度。《狄金森诗歌全集》(2)Johnosn,Thomas H.,ed.,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Boston and Toronto: Li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0.文中所引用的狄金诗歌皆出自该书，后面括号内的“J”表示诗歌、“数字”表示该书中诗歌的编号。和《狄金森书信集》(3)Johnson,Thomas H. & Theodora Ward, eds., 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 Cambridge,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文中所引用的狄金森书信皆出自该书，后面括号内的“L”表示书信、“数字”表示该书中信件的编号。的编者托马斯·约翰逊就狄金森对于政治时事的参与，同样未给予积极认定，并认为诗人1862年8月信件中有关士兵的句子是其对内战相对不多的评论之一。约翰逊的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该问题上的态度。然而，这一结论未免有武断和保守之嫌。仅就书信而言，狄金森对内战的关注也远不止于此，何况诗歌。

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起，已有少数研究者开始探讨狄金森诗歌中的“公共性”或诗人对美国公共话语的参与度这一问题。如杰克·开普斯便在《艾米莉·狄金森的阅读》一书中认为：狄金森的隐退并非意味着其知识上的隔绝，她对社会事务非常关注，并与社会发展步调高度一致。(4)White, Fred D., Approaching Emily Dickinson: Critical Currents and Crosscurrents since 1960, Rochester,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8, p.106.同时，也有其他学者关注狄金森诗歌中对内战的指涉及表达。1984年，卡伦·旦杜兰德在《狄金森新内战诗歌》中指出，狄金森曾于1864年初在纽约地区的报纸《鼓声阵阵》(5)Drum Beat.总部设在布鲁克林，致力于为联邦军队募集医疗资金。匿名发表了3首诗，他将其称为狄金森“对联邦事业的贡献”(6)Dandurand, Karen, “New Dickinson Civil War Publications”, American Literature, March 1984, p.17.。同年，希拉·沃罗斯基在《艾米莉·狄金森：战争的声音》一书中明确提出，狄金森诗歌的多产期与美国内战存在必然联系，而克里斯托弗·本菲则将狄金森直接定义为“内战诗人”。

狄金森的诗歌本质上是内倾的，她关注社会生活或历史事件，更多地是在诗歌中将这些事件内化，融于自己的思考与表达。对于美国内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狄金森同样以自己的方式将战争进行内化。可以说，美国内战成为狄金森诗歌创作的一种框架语境，而狄金森的“内战诗歌”是其个体创伤与历史创伤交汇融合的产物，其中的冲突、矛盾、暴力等都是外在暴力事件和冲击力的内化与呈现，也是该时期诗人内心挣扎的真实写照。

一

在狄金森“内战诗人”的身份逐渐得到认可和接受之后，又一重要问题引发了学界讨论：如何界定狄金森的“内战诗歌”？迄今为止，未见学界对此有权威表述，但大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达成一种共识：狄金森的“内战诗歌”绝不是只局限于有明确战争意象及历史事件描述的诗歌。希拉·沃罗斯基在《狄金森内战诗歌的公共性与私人性》一文中指出，战争问题在狄金森诗歌中有两个特点：一是通过具体历史事件呈现出来；二是作为一种广泛的框架语境存在。在具体历史事件的呈现方面，她的诗歌又可分为两类：直接呈现和间接呈现。(7)Pollak, Vivian R., ed., A Historical Guide to Emily Dickin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09-110.换言之，狄金森的“内战诗歌”既包括直接或间接呈现内战相关历史事件的诗歌，又包括以美国内战为历史文化语境而创作的诗歌。纵观狄金森诗歌的内容、书写策略及诗学思想，其“内战诗歌”书写可归纳为三重维度。

第一维度，狄金森的“内战诗歌”呈现诗人对战争事件和史实的关注，记录具体历史事件及细节。相对而言，这些显性维度上的“内战诗歌”，虽然数量不多，却是对美国内战直观的反映。狄金森所居住的艾默斯特小镇，青年人纷纷应征入伍，哥哥奥斯丁也一度被征召，导师兼好友希金森更是亲自率兵出征，所有这些皆在狄金森的文字中有所记载，是狄金森对美国内战关注的直接证明。而在这些事件中，对诗人形成强烈心理冲击并影响到其诗歌创作的则是小镇上一位青年的阵亡消息和葬礼，即战争带来的死亡是美国内战对狄金森产生的强烈冲击。艾默斯特学院院长的儿子、狄金森哥哥的好友弗雷泽·斯特恩斯是引发狄金森对战争残酷性追问与反思的关键人物。弗雷泽于1862年阵亡，其葬礼在小镇举行，该时期的狄金森诗歌频现“士兵”“战役”“死亡”等意象，均与弗雷泽事件紧密相关。狄金森在多封书信中对弗雷泽之死有所记述，而《它听上去不那么可怕——如从前》(J426)一诗恰好写于1862年，诗中大量充斥着“死亡”“坟墓”“谋杀”等字眼。正如寇尔曼·哈奇森所推测，该诗的创作同样与弗雷泽之死有关。(8)Hutchison, Coleman, “ ‘Eastern Exiles’: Dickinson, Whiggery and War”, The Emily Dickinson Journal, Vol.13, No. 2, 2004, p.17.。另一首诗《坟墓的颜色是绿色——》(J411)同样写于1862年，诗人看似反复揣测坟墓的颜色，实则“表达了她对于南北战争最直观的感受”(9)左金梅、周馨蕾：《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的视觉美学》，《山东外语教学》2019年第3期。。

如果说显性维度上的“内战诗歌”是狄金森对战争创伤的直接再现，那么这种再现主要表现在“一种对死亡强烈且频繁的意识，伴随着从战场上传来的当地男孩阵亡的消息”(10)Berkove, Lawrence, “ ‘A Slash of Blue!’ An Unrecognized Emily Dickinson War Poem”, The Emily Dickinson Journal, Vol.10, No.1, 2001, p.1.，这就使得狄金森很多诗歌与19世纪阴郁低沉的葬礼诗歌一脉相承。在该时期，狄金森的诗歌中大量描写死亡，而对群体死亡的深入思考尤为突出，透露出冰冷、绝望和残忍的沉重色调，又明显带有“政治侧重面的可能性”(11)Mitchell, Domhnall, “Emily Dickinson and Clas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ily Dickinson, ed., Wendy Marti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204.，这不得不说与美国内战密切相关。狄金森与惠特曼一样，在艺术层面上对战争细节进行再现，但狄金森在描写与战争死亡相关的主题时，展示出一个典型怀疑论者的视角与思维。据约翰逊编写的《狄金森诗集》统计，狄金森直接描写死亡的诗歌总共150首，其中80余首写于内战的五年间，而其“内战诗歌”中的死亡大都褪去了把玩试探和刻意美化的外衣，偏重展现死亡的无常、冷漠与残酷，流露出对现实的怀疑和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美国内战对狄金森诗歌写作的这种转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维度，除可以与战争本身建立明确的关联之外，狄金森的“内战诗歌”还是一种社会、政治及历史对话的延伸，狄金森在诗歌中充分表现出其个人自我与公众自我的调停与张力，这部分诗歌对颠覆传统的狄金森形象、诠释狄金森诗歌中的“公共性”意义重大。希拉·沃罗斯基认为：“狄金森的战争诗歌绝非只是描写具体历史事件的诗歌，它们总是会深入到表面指涉之外的具象空间。”(12)Pollak, Vivian R., ed., A Historical Guide to Emily Dickin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7.沃罗斯基所指的便是狄金森诗歌中所涉及的公共空间，特别是与自我相对的群体、社会、政治和历史。美国内战爆发于1861年4月，狄金森当时虽已基本弃绝与外界的交往，但“家庭是塑造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摇篮”(13)李宗刚：《父权缺失与李大钊现代思想的确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狄金森受到父亲和哥哥的影响，凭借其阶级与家庭的优势，她对政治时事有较多了解，其文字中“随处可见对辉格党政治的明确提及”(14)Hutchison, Coleman,“ ‘Eastern Exiles’: Dickinson, Whiggery and War”,The Emily Dickinson Journal, Vol.13, No.2, 2004,p.5.。在其对内战的记录中，也不乏涉及政治时事的内容。譬如，狄金森在1865年5月写给妹妹的信中便提及南部联邦领导者杰佛逊·戴维斯被俘一事，且细节详细。按照希拉·沃罗斯基的统计，狄金森“写于1861—1865年间的75封信件中，至少15次提及战争”(15)Pollak, Vivian R., ed., A Historical Guide to Emily Dickin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7.，但同时又涉及辉格党派内部争斗、林肯的再次当选等时政主题。

内战的影响渗透到美国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而狄金森的“内战诗歌”除关注具体战争事件和细节外，同时也折射出诗人对美国在这个“破坏——重建”的特殊历史时期所呈现的社会和文化现实的关注与参与，彰显了诗人浓厚的家国情怀。狄金森在诗歌中思考自我与公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其独特的方式实践着诗歌对公共话语的参与，呈现出一种“公共及集体历史的维度”(16)Pollak, Vivian R., ed., A Historical Guide to Emily Dickin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18.。

第三维度，美国内战与狄金森内心世界的冲突、风暴相遇，使其诗歌成为个体创伤与历史创伤交汇融合的产物，进而转化为一种强烈的自我表达。狄金森诗歌描写的是其精神世界的战争，将现实战争的冲击及其引发的痛苦、质疑与思考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贝茨·厄齐拉在《狄金森与政治的艺术》一文中所言：“对狄金森而言，内战是其战前便开始的对上帝、教堂和社会的反抗与抗争的外在象征。”(17)Pollak, Vivian R., ed., A Historical Guide to Emily Dickin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58-159.究其本质，该部分“内战诗歌”是狄金森对美国内战的一种隐性书写，或者说是一种诗学延伸。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文学价值上讲，该部分诗歌都是狄金森“内战诗歌”的主体。

博科夫认为：“尽管狄金森的很多诗歌都使用战争意象或军事修辞及典故，但只有极少数可以与内战建立具体关联。”(18)Berkove, Lawrence, “ ‘A Slash of Blue!’ An Unrecognized Emily Dickinson War Poem”, The Emily Dickinson Journal, Vol.10, No.1, 2001, p.2.博科夫后半句论断的客观性虽有待商榷，但他指出了狄金森该时期诗歌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即部分诗歌中的战争意象与外在战争的直接关联性较为模糊，难以界定。换言之，狄金森部分诗歌皆含有相关战争意象，探讨的却是更广泛语境下对于宗教、生死等主题的思考。

莫里斯·李将狄金森与麦尔维尔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在作品中对待战争的方式截然不同，“沉默隐遁的狄金森避免直接明确地讨论政治”(19)Lee, Maurice S., “Writing through the War: Melville and Dickinson after the Renaissance”, PMLA, Vol.115, No.5, 2000, p.1125.。江枫在其《狄金森名诗精选》的序言中亦称：“她没有正面写她不熟悉的战争，但也不回避战争。”(20)[美]艾米莉·狄金森： 《狄金森名诗精选》，江枫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7年，《序言》第17页。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论断准确概括了狄金森第三维度“内战诗歌”的鲜明特征。第三维度的“内战诗歌”具有无可辩驳的隐含性与模糊性，也正因为此，才会引发学界对狄金森“内战诗歌”的种种争论。而这一特性又与狄金森一以贯之的诗学特色相吻合，凸显出其独特诗品与人格。

二

狄金森“内战诗歌”的基调是对战争的深切忧虑。在19世纪初一种将死亡理想化、浪漫化的声音当中，狄金森“排斥内战时期北方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颂扬之辞”(21)Lee, Maurice S., “Writing through the War: Melville and Dickinson after the Renaissance”, PMLA, Vol.115, No.5, 2000, p.1127.，无意将士兵的死亡神圣化，侧重“质疑苦难的意义”(22)Doriani, Beth Maclay, Emily Dickinson: Daughter of Prophec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6, p.8.。狄金森在诗歌中反思死亡的后果及危害，认为人的死亡是个“血淋淋的事实”(J531)。美国内战的创伤使社会规范和基本信念遭受重创，而这些“原本是构架狄金森的世界并将其赋予意义的东西”(23)Pollak, Vivian R., ed., A Historical Guide to Emily Dickin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9.。与此同时，狄金森的封闭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战争的冲击力，使战争创伤在其诗歌中被聚焦、放大，让诗人备受“只有女性才能感受到的具有双重性的内战的折磨”(24)St. Armand, Barton Levi, Emily Dickinson and Her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01.，形成了诗人浓重的“痛苦”主题。在狄金森的“内战诗歌”中，“痛苦”这一关键词非常清晰，但这一“痛苦”超越一般性的个人情感体验，它置身于“一种无处不在的全民性痛苦的广泛语境”(25)Pollak, Vivian R., ed., A Historical Guide to Emily Dickin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7.之中，带有独特而鲜明的历史和时代烙印，同时又衍生出更为抽象和深刻的内涵。狄金森对“痛苦”所进行的美学阐释成为其“内战诗歌”最大的特色。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提出，创伤是指对一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的经历，对该事件的反应是延宕的，因此，直到后期它以噩梦或重复性动作的方式体现在幸存者身上才能够被意识到。(26)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而谈到战争创伤，一般指人们经历战争后所留下的心理创伤，比如琼斯和威斯利(Jones & Wessely)指出，在总的伤亡人数以及战争中发生的精神问题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27)[美]詹姆斯·布彻、苏珊·米内克、吉尔·胡利:《异常心理学》(第13版)，耿文秀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4页。狄金森虽未亲临战场，却“在一系列潜在创伤事件(PTE)后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某些重要特征”(28)Mackowiak, Philip A, et al., “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s before the Adv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otential Effects on the Lives and Legaci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Captain James Cook, Emily Dickinson, and Florence Nightingale”, Military Medicine, Vol.173, December 2008,p.1161.，其诗歌文本成为历史创伤与诗人的个体创伤交互并行、融合强化的特定场域，是诗人遭遇创伤后应激反应的表达。有心理学家指出：“在经历应激事件之后，几乎每个人都会产生焦虑、失眠、梦魇及偶尔闪回的感觉，这些症状的程度及持续时间与所经历事件的严重性和持续时间直接相关。”(29)Mackowiak, Philip A,et al., “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s before the Adv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otential Effects on the Lives and Legaci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Captain James Cook, Emily Dickinson, and Florence Nightingale”, Military Medicine, Vol.173, December 2008, p.1161.对狄金森而言，“痛苦”“恐惧”“焦虑”“抑郁”“绝望”等恰是其内战时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要表现，这种表现使其“内战诗歌”成为一种创伤书写。

狄金森在创伤书写中对“痛苦”这一情感的剖析直接而深刻。可以说，狄金森在该时期的诗歌中直面痛苦，并将对“痛苦”的多维审视写到了一种极致。狄金森对“内战诗歌”最持久的贡献便是她对悲伤及痛苦极致的思考。在狄金森的作品中，“痛苦”一词反复出现。据《狄金森书信词汇索引》一书统计，“痛苦”总共出现80次。而据笔者统计，《狄金森诗歌全集》中有46首直接描写“痛苦”，其中32首创作于内战期间。

战争使狄金森对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产生多重质疑，比如上帝的仁慈、当地新闻报纸的真实性等，这些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质疑使狄金森成为描写美国内战最深刻的作家之一。内战爆发前，狄金森便在制度宗教的信仰中遭受孤独和疏离之苦，而战争的邪恶与破坏性直接深化了其对宗教所持的怀疑态度，加剧了她对上帝拯救能力的失望。在她看来，战争带来巨大折磨与痛苦，充分证明了上帝救赎力的虚幻性。她在写给表亲的一封信中说：“我希望这个世界的痛苦能够更加清晰，我希望人们可以相信痛苦也有爱的一面”(L263)。此外，狄金森在诗人身份建构中的挣扎与美国在内战期间的派别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并行，这样就使诗人个体的痛苦在全民性痛苦的语境中找到了合理性存在的理由。狄金森该时期的诗歌与内战一样，“呈现出美国文化生活中那些强烈、直接且又相互冲突的冲动与诉求之间的张力”(30)Pollak, Vivian R., ed., A Historical Guide to Emily Dickin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3.。而在这种呈现过程中，狄金森对痛苦的深入剖析与认知成为其诗歌的显著特色。

狄金森认为，痛苦具有毁灭性、持续性及永恒性，这些特质也与战争的特性一一对应。痛苦具有强大的破坏力，能够使人失去判断力和方向感。痛苦的内在能量吞噬着外在的自我和世界，并将其变为“深渊”，而狄金森诗歌中的痛苦是持续性的，“一旦开始——/便无法结束的——一种存在”(J565)。痛苦以独特的方式创造出一种空白感，诗人赋予其任意“延展”或“收缩”时间的能力，从而成为“永恒的痛苦”。诗歌从对时间的延展及收缩能力中凸显出痛苦的强大包容性，从而阐释其跨越时间界限而存在的持久性和永恒性。

狄金森内心痛苦的演化过程与外在战争的推进既平行共进又相互交织，直观再现了战争对诗人内心世界的冲击。1862年9月17日，安提塔姆战役爆发，这次战役成为美国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战役。据考证，狄金森的《我小时候，一个女人去世了——》(J596)一诗便写于这次战役之后，哀悼一位小镇的阵亡青年，而紧随其后的另一首诗写道：“有一种痛苦——如此彻底——”(J599)，感叹痛苦带来的强大吞噬力量。在狄金森的诗歌中，痛苦不容逃避，又无法克服，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便是痛苦的固有本质。《痛苦——有一种空白的元素》(J650)写于安提塔姆战役同年，全诗只有8行，集中表现痛苦的强烈，并展现出痛苦的延展性，该诗以“痛苦”一词开篇，又以“痛苦”一词结束，试图表达这样一种观念：痛苦与生命随行，人们无处逃避。其诗歌所表现的痛苦是动态的，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从最初足不出户带来的苦闷与抑郁，到延续到晚年的强烈孤独感与失落感。《痛苦的神圣》(J772)一诗描写的不仅是痛苦，还有对痛苦的膜拜，一种达到极致痛苦的方式。诗中提及的极致痛苦被上升到宗教信仰的高度后，带来的却是绝望和道德的双重死亡的危险。客观来说，就情感的真实表述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能够超越这首诗显示出的个人体验。

狄金森诗歌中的痛苦随着外在战争的升级不断积聚转化，发展到后来则引发绝望。在狄金森的诗歌中，绝望是痛苦的极端形式，甚至可以看作超越死亡的体验。狄金森在诗歌中反复谈及痛苦，认为痛苦无法克服，其文本中的痛苦通常又涉及人的“死亡”，并体现出改变现有生存维度的意识。狄金森在其描写死亡的诗歌中有过这样的表达：自杀可以成为生者对死亡的自觉选择。狄金森虽不具有积极的自杀意识，却在作品中一直关注死亡，表达对死亡的巨大渴望。在她之后的20世纪美国社会，发生了多次女性作家自杀身亡的案例，而狄金森的自杀意识则属于不同类型，她“从世间隐退，从而导致活着的死亡，等同于一种情感自杀”(31)Kavaler-Adler, Susan, The Creative Mystique: From Red Shoes Frenzy to Love and Creativ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43.。对狄金森的诗歌而言，无论心理死亡还是情感自杀，都是其痛苦意识发展到极致的一种表现或选择。诗人在此过程中对痛苦的思考，已上升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本·金佩尔在《哲学家艾米莉·狄金森》一书中甚至将狄金森与叔本华相提并论，但狄金森未能像叔本华那样明确阐述出一种关于痛苦的系统化的哲学观。

综上所述，狄金森诗歌中的痛苦不再是个人化的痛苦，也非少数人的痛苦，而是已上升为一种更深层次的全民性痛苦，形成了一种近乎痛苦美学的阐释，从而使狄金森的诗歌超越了普通的感伤诗歌。狄金森曾在信中这样描述战争：“自从战争开始后，悲痛似乎比以前更普遍，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L298)。约翰逊认为这封信的写作日期为1864年，并称其“日期不能确定，只能从开头一句看出是写于战争晚期”(32)Johnson, Thomas H. & Theodora Ward, eds., 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 Cambridge,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436.。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说：“如果别人的痛苦可以帮助缓解自己的痛苦，那么现在有很多解药”(L298)，这显然是指战争造成的痛苦比比皆是。狄金森在封闭的生活中关注战争的消息及进程，深切感受到战争的阴影及死亡的威胁，但囿于种种原因，她对外在的战争及大量群体死亡事件束手无策，只能将痛苦压抑在心底，这种压抑使狄金森在孤独中逐渐获得了对痛苦本质的巨大洞察力，成为“痛苦的解剖者”(33)Leiter, Sharon, Critical Companion to Emily Dickinson: A Literary Reference to Her Life and Work,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7, p.31.。

三

美国内战持续五年，正值狄金森31到35岁的黄金年华。在此期间，狄金森的诗歌创作也进入高潮期，共计创作诗歌937首，占其诗歌总量的二分之一强。迄今为止，学界普遍认为：“艾米莉·狄金森最多产的文学时期是19世纪60年代初期。”(34)Bloom,Harold,ed., Modern Critical Views:Emily Dickinson, 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5, p.129.托马斯·约翰逊在编写《狄金森书信集》时，特意将1862—1865年间的书信单独整理，他认为：狄金森生命中最关键、最具有历史性的一年是1862年。狄金森诗歌创作的多产时期与美国内战的时间重合，这绝非偶然，战争的爆发对狄金森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众多文学评论中，对狄金森的研究通常都会与惠特曼联系在一起，以此凸显两者间的巨大反差。而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两者的差别似乎尤为显著。惠特曼将内战视为维护统一的正义之战，不遗余力地进行讴歌颂扬；而狄金森则更加关注战争体现出的冲突与矛盾、战场上的死亡及其对人的心理冲击等。同时，战争的爆发带来的诸多急迫问题，激发了狄金森的忧虑与思考。贝茨·厄齐拉在《狄金森及政治的艺术》一文中提到：“内战的大屠杀、苦难和死亡驱使狄金森更加怀疑共和政体的命运、天意及事物的本质。”(35)Pollak, Vivian R., ed, A Historical Guide to Emily Dickin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56-157.内战及其引发的思考促使狄金森从社会隐退，并将全部热情投入诗歌创作中。

狄金森本人性格偏向内倾，她特别注重内心世界的感受，尤其是对生死的感悟，加之其敏感透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书写策略，因此铸就了其诗歌独特的个人化表达风格。而美国内战爆发恰逢狄金森命运多舛之时，除几位亲人相继去世之外，她还经历了一系列潜在创伤事件。一是她的眼疾。19世纪60年代，狄金森的眼睛几度险些失明，她于1864、1865年两次赶赴波士顿进行治疗，之后便逐渐弃绝社交，这“或许与其视力问题不无关系”(36)Parini, Jay & Brett C. Millier,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p.121.。甚至有学者认为，狄金森的“精神创伤随着视力的逐渐恶化而达到高潮”(37)St. Armand, Barton Levi. Emily Dickinson and Her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04.。二是她在制度宗教的信仰中饱受孤独与疏离。尽管从1845年冬天开始，狄金森便逐渐远离教堂，表明了她的宗教立场，但在宗教氛围浓重的小镇和家庭范围内，狄金森承受着巨大压力，一直徘徊在对宗教信仰的渴望与质疑之间。如果信仰缺失，人类的内心困境、内心危机都是因为人类内心缺少一个可以平衡的机制而导致的过度膨胀，对狄金森而言尤其如此。三是她的诗歌发表屡受挫折。1862年6月，狄金森几经尝试之后，基本接受了自己的诗歌不适合发表的结论，但其内心的挣扎与冲突并未像她给编辑的回复那般释然。她尽管称“发表就是拍卖”(J709)，但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焦虑，流露出对名声的渴望。

同时，美国内战的爆发将历史创伤投射到狄金森身上，使诗人的个体创伤被放大和强化，甚而发生变异。狄金森的信仰危机恰好“与美国内战的集体创伤相遇”(38)St. Armand, Barton Levi, Emily Dickinson and Her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99.，在美国内战的背景之下愈发恶化。狄金森对上帝的怀疑因战争的残酷性而得到印证，正如莫里斯·李所言：“还有什么比美国历史上那些血淋淋的岁月更能够扼杀人们的祈愿心情？”(39)Lee, Maurice S., “Writing through the War: Melville and Dickinson after the Renaissance”, PMLA, Vol.115, No.5, 2000, p.1124.此外，战争将黑人与白人、个人与社会、南方与北方、农业与工业等种种冲突和对立面暴露无遗，战争的不断升级“迫使狄金森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思考自由、生命、死亡等诸多问题”(40)Martin, Wendy,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Emily Dickins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p.34.。内战的爆发导致狄金森的个体创伤在历史创伤的碰撞下不断发酵，催生出她书写的灵感与动力，使她集中描写痛苦、焦虑、恐惧等创伤后遗症，这种描写也深化了她对死亡的思考。这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理创伤的典型表现，即“对外界刺激的极度情感投射”(41)转引自Critchley, Simon, Ethics, Politics, Subjectivity, London: Verso, 1999, p.191.。狄金森内化了战争创伤，其诗歌中“内在的暴力”又“反映出外在的暴力”(42)[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4卷)，李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465页。。美国内战如火如荼之际，正是狄金森的内心世界进行着波澜壮阔战争之时，这些战争“关乎对自我的定义及自我的定位，是对抑制个人表达的权威力量的反抗，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反抗，也是对死亡这一宿敌的终极之战”(43)Martin, Wendy,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Emily Dickins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pp.38-39.。从某种程度上说，狄金森的诗歌本身即是战场，是一个“碰撞与冲突的动力和约束的战场”(44)[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4卷)，李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462页。。因此，狄金森诗歌中所表现的战争与其说是真实的战争，不如说是战争留给人们的心理创伤和后遗症。而究其本质，狄金森诗歌中的战争是诗人内心冲突与挣扎的外在表现。

美国内战触发了狄金森的文学思考和想象力，而创伤及其后遗症则成为她该时期诗歌创作的动力源，从而使“内战诗歌”成为创作生涯中的重头戏。雅德维加·史密斯和安娜·凯普斯特在《写作生活：痛苦作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策略》中也指出：“狄金森记录了痛苦的沮丧及压抑影响……并将其作为精神洞察力及诗歌创作的催化剂。”(45)Noble, Marianne, “Writing Life:Suffering as a Poetic Strategy of Emily Dickinson(review)”, The Emily Dickinson Journal, Vol.21, No.2. 2012, p.106.狄金森在诗歌中除剖析作为创伤的痛苦之外，同时也尝试阐释痛苦作为对人的心智及感官的一种刺激，实际上具有极大吸引力。她以痛苦观照生命的愉悦，认为“当透过痛苦去看/快乐——变得形象起来”(J572)，“痛苦”与“快乐”的矛盾共同体在其诗歌中得到充分展现。痛苦与快乐、折磨与爱之间的强烈对比，是狄金森矛盾性诗学特色的体现，这一特色拓展了其诗歌的表达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生态的失衡往往会引发人类精神层面的异化”(46)李常磊：《福克纳与莫言生态伦理思想内涵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就狄金森而言，战争的爆发打破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引发了其精神层面的动荡与变化，而这种动荡与变化最终转化成诗人对痛苦的极致体验与表达，并直接表现为该时期诗歌创作在数量上的剧增和质量上的提升。

一般而言，狄金森的诗歌偏向发掘内心世界与微小事物，但却在战争主题上展现了宏大叙事结构。在狄金森的诗歌中，美国内战更多地成为一种带有丰富隐喻涵义的文化现象，激发了她对自然、宗教、生死等基本问题的质疑与探索。美国内战使狄金森的诗歌主题发生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引领了美国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型。正如霍桑所言：“我们新英格兰人和平时期如此热衷的种种空谈和胡言乱语，在如今紧迫的环境中居然烟消云散，这真是件奇妙的事情。”(47)Lee, Maurice S., “Writing through the War: Melville and Dickinson after the Renaissance”, PMLA, Vol.115, No.5, 2000, pp.1127-1128.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威廉·豪厄尔斯曾对浪漫主义小说家们美化战争的做法不满，呼吁打破常规，真实地对待战争主题，以写实的手法刻画人物。狄金森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夏伦·塔利亦认为：“美国内战成为女性作家的一片至关重要的想象之地，使她们借此完成了从浪漫主义传统向文学现实主义的过渡。”(48)Leiter, Andrew B., “Southern Women Novelists and the Civil War: Trauma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since 1861”,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81, No.3, 2015, p.729.在这个方面，狄金森的“内战诗歌”无疑是先遣力量。

此外，狄金森在19世纪对战争本质的思考、对痛苦及死亡的极致阐释也成为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前奏，展现出一种文化的力量及其强大的传承性。美国意象派诗人艾米·洛威尔早在1915年便提出，在内战末期美国诗歌不景气的情况下，狄金森的诗歌就是现代派的先驱。狄金森的诗歌在形式呈现、语言风格及叙事策略上都对传统诗歌进行了颠覆，而这一“反传统”的做法恰恰是美国现代派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更为重要的是，狄金森的诗歌见微知著，注重内心世界的发掘，擅长心理描写。而在美国内战的影响下，狄金森将对痛苦、绝望、恐惧、孤独、死亡等文学主题阐释得深入透彻，具有某些鲜明的现代派文学特色，与之后美国现代派诗歌反复书写精神荒原的风格不谋而合。“狄金森与现代派诗人间存在相似的危机感和孤独感”(49)董洪川：《艾米莉·狄金森与美国现代派诗歌》，《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尽管狄金森的危机感更多地源自战争，现代派诗人的危机感则源于传统价值观的崩塌，但狄金森的诸多思考、应对和书写策略依然可以为现代派诗人的困惑和挣扎提供参考。

结语

狄金森诗歌研究无法脱离以美国内战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背景。巴雷特·费思认为，诗歌在构建内战中和内战后的民族身份方面贡献极大，它是“探索不断变化的自我与民族关系的重要文学阵地”(50)Hutchison, Coleman, “To Fight Aloud is Very Brave: American Poetry and the Civil War by Faith Barrett(Review)”, The Emily Dickinson Journal, Vol.22, No.2, 2013, p.129.。狄金森的“内战诗歌”无疑是这个文学阵地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狄金森在表面沉寂的生活背后，始终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其内战时期的诗歌充溢着历史文化要素，并借用大量的政治及文化隐喻进行发声。狄金森借助战争这一载体，颠覆了19世纪美国文化赋予女性的传统角色，使以自身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及公共话语的建构中，以自己的方式构建自身诗人身份，并亲身投入历史文化运动的实践中。美国的现实主义写作崛起于美国内战之后，而狄金森的“内战诗歌”在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之后，显示出更多的现代主义文学元素，预言了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