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

鲁迅的重要作品《阿Q正传》至今已经发表100周年了。这100年来，学界就如何理解鲁迅本意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鲁迅生前也一直担心人们不理解他的本意而造成种种曲解。早在1930年10月13日，鲁迅在致王乔南的信中就说过：“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1)鲁迅：《致王乔南》，《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6年之后，鲁迅逝世前两个多月，又有人想把《阿Q正传》搬上银幕，鲁迅自己则在1936年7月19日致沈西苓的信中表达了经过14年观察之后对此的看法：“《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为无聊，不如不作也。”(2)鲁迅：《致沈西苓》，《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9页。

这提醒我们，只有准确理解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才能从中得到启悟，“开出反省的道路”(3)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否则，只能适得其反。而要认真研究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就须搞清楚是什么迷雾遮住了我们的眼睛，妨碍我们对其本意的理解，从而驱散迷雾，理解本意。

一、浮浅化、庸俗化对鲁迅本意的扭曲

从作家的创作本意与知情者的最初评论出发，是作家、作品研究的正确路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阿Q典型研究主要是沿着这一正确路径向前推进的。

从1921年12月4日起，《阿Q正传》在《晨报附刊》连载，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当登到第四章时，时任《小说月报》主编兼记者的沈雁冰(茅盾)，就以大评论家的慧眼，洞察到刚问世前四章的《阿Q正传》的巨大价值，在回答读者疑问时明确指出：

至于《晨报附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了!(4)谭国棠、雁冰：《通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25页。

人们对事物的最初直感，往往会比以后由于种种框框而被限制的认识包含更多的真实成分，何况是沈雁冰这样的文学天才。他这段对《阿Q正传》的评语，实质上已经包含了之后百年间《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阿Q正传》的真义。所谓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提法，其实与之后冯雪峰所说的阿Q是“一个集合体”“‘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而对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人物奥勃洛莫夫的联想，则昭示出研究者发现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奥勃洛莫夫等著名人物形象属于同一类的艺术典型。“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一语，正反映了这类艺术典型的普遍性特征。

《阿Q正传》在《晨报附刊》连载完毕一个多月之后，作为直接了解鲁迅创作意图的周作人，以“仲密”之名在《晨报附刊·自己的园地》专栏中发表了《〈阿Q正传〉》一文，着重传达出《阿Q正传》的主旨：“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阿Q“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象神话里的‘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5)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28-29页。句中所引用的“他象神话里的‘众赐’一样”，这里的“象什么一样”等同于“像什么一样”。这种用法在后面文章中多次出现。

作家自己的陈述是理解作品本意最可靠的根据。鲁迅在《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陈述《阿Q正传》创作主旨时，也说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他“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6)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3-84页。

“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使读者从作者“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中，感到“我们的传统思想”给国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正是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主旨和本意。毫无疑义，当时关系很好的“周氏兄弟”在这点上不谋而合，达成一致意见。

1923年10月8日，沈雁冰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读〈呐喊〉》一文，对阿Q的典型性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的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段的图画，便浮现在脑前了。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从发现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到指出“阿Q相”反映了“人性的普通的弱点的一种”，并引起读者“自己反省”，是阿Q典型研究中的重要进展。

1927年11月10日，沈雁冰以方璧之名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期发表了《鲁迅论》。这篇论文是对20世纪20年代鲁迅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总结，文中对阿Q典型性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呐喊》所能给你的，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象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一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说不定，你还在这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在《彷徨》内亦复如此——虽然有几篇是例外。或者你一定不肯承认那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读一读《阿Q正传》。这篇内的冷静宛妙的讽刺，或者会使人忘记了——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而认为只有‘滑稽’，但如你读到两遍以上，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你没有你的‘精神胜利的法宝’么？你没有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象阿Q么？你潦倒半世的深夜里有没有发过‘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负？算了，不用多问了。总之，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阿Q虽然不会吃大菜，不会说洋话，也不知道欧罗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会吃大菜，说洋话……的‘乏’的‘老中国的新儿女’，他们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个或半个阿Q罢了。不但现在如此，将来——我希望这将来不会太久——也还是如此。”(7)方璧(沈雁冰)：《鲁迅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300页。

沈雁冰的这段论述是非常重要的。其良苦用心在于提醒人们不要以为《阿Q正传》只有“滑稽”，而忘记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精神上的胜利法”，忘记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进而“开出反省的道路”。这实质是阿Q典型性中的核心，离开这个核心，就不可能读懂《阿Q正传》，不可能从中获得教益，也不可能使阿Q典型研究沿着正确的路径向前进展。然而，一般读者对鲁迅的这一本意却是不易接受的。由于孙伏园想为他主编的《晨报附刊》办个“开心话”栏目，刊载与汇聚一些可笑、幽默的文字，目的是让人们在阅读报纸时获得轻松快意。鲁迅依循“开心话”栏目的风格，将先前用于《狂人日记》《药》等作品的笔名“鲁迅”更换成“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第一章“序”的话语风格也与先前的含蓄内敛、凝炼沉郁不同，加进了许多幽默和风趣的元素。表面上依照传记体例，但具体内容却进行完全抽空式处理，姓氏、名号、籍贯等都无从确认，与传统史传的严肃、崇高形成了强烈对比，也与先前深刻、尖锐的批判大相径庭。所以，人们更多的是注意其中的“滑稽”，不可能像沈雁冰那样敏锐地觉察其创作主旨。在鲁迅去世后《阿Q正传》的改编中，编者加进了逗人发笑的滑稽、噱头和自己的东西，使之浮浅化、庸俗化。这样恰恰是对鲁迅本意的极大扭曲。

这不禁让我想起1981年5月到扬州参加鲁迅诞辰百年纪念大会筹备会一事。途中经过南京，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沙汀同志通过林非先生委托我到南京代他看望一下陈白尘先生。我到了陈白尘先生家里，见到了雷恪生等中央实验话剧院准备演《阿Q正传》的部分演员。代沙汀同志问好之后，就一块儿交谈起来。陈白尘先生说：一位女大学生看了他改编的剧本后，说他是照抄鲁迅，没有自己的东西，怎么能称为编剧呢？陈白尘先生接着说：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才明白完全按照鲁迅本来的文本编剧，不加进任何逗人发笑的滑稽、噱头，才是最好最正确的编法。事实证明，陈白尘先生说得非常正确，他改编的电影《阿Q正传》和严顺开主演的阿Q是百年来对《阿Q正传》最好、最恰当的诠释，这种诠释最符合鲁迅的本意。

二、庸俗阶级论对鲁迅本意的扭曲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本意呢？这的确是鲁迅留给学界和《阿Q正传》广大读者的一个大问题。

冯雪峰作为与鲁迅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员之一，于1951年11月1日在《人民文学》第4卷第6期发表《论〈阿Q正传〉》。在这篇论文中，冯雪峰首先对鲁迅的历史身份与独特价值作了认定:“鲁迅由于他自己所选定的历史岗位，是政论家，是战斗的启蒙主义者，所以他越是像他对付杂文一样，以一个政论家的态度，战斗的启蒙主义者的态度，去对付他的小说，则他的小说也就越杰出，越辉煌。否则，就要因为不能高度地显出鲁迅自己的这种特色，而那作品在鲁迅自己的作品里面也就要显得比较地逊色了。这是只要拿他的《呐喊》中的主要的作品和他的《彷徨》中的作品，加以比较，就能够显然判明的。”

基于这种认定，冯雪峰对鲁迅的本意和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其一，阿Q与其说是一个人物的典型化，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

其二，阿Q作为一个流浪的雇农，固然也是非常性格化的、活生生的，然而阿Q并不完全是中国雇农或流浪的雇农的典型，一个简单的证明就是阿Q这个形象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对于一切的阿Q主义者、一切“精神胜利法”者、一切自欺欺人者，都是非常性格化的、非常活生生的，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阶级。

其三，阿Q主要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个阶级各种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

这就是著名的“思想性典型说”与“精神寄植说”。现在回头看来，尽管有些说法不够精准，但主流却是正确的，符合鲁迅的本意，或许有些说法直接来自鲁迅本人。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想氛围下，这种观点一经提出，立即遭到驳难，冯雪峰本人也感到这篇文章“论得太空泛，并且有的在解释上是错误的，所以在《论文集》再版时就抽掉了”(8)冯雪峰:《论文集》(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09页。。

随着冯雪峰观点的收回和学界对他的无情批判，另一种庸俗的阶级论观点萌生了。《用土改医治阿Q》《结束了阿Q的时代》《武训与阿Q》之类的文章反复出现在报刊上，牵强附会地使阿Q与现实挂起钩来，纷纷给阿Q划定阶级成分，有的定为“二流子的典型”；有的定为“农民的典型”；有的定为“没落人物”的典型。这种定论的主要依据是阿Q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与这种观点相反，有的研究者从另一个极端发声，认为阿Q是农村无产者的革命典型，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翻身了，阿Q就不存在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一去不复返了，反对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当作“人性的普通的弱点”。

其实，仅把阿Q看作一个农民，这种观点早就存在。许多人，甚至有名望的学者也持这种观点。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3月号刊出的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是一篇少见的大论文，绝非创造社一些纯属意气用事的文章所能同日而语的，该文认为鲁迅已经过时，阿Q已经死去，因为“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象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象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象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事实已经很明显的放在眼前，我们能不能说阿Q的时代是万古常新呢？我们愿意很坚决的说，《 阿Q正传》着实有它的好处，有它本身的地位，然而它没有代表现代的可能，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9)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330-331页。句中所引用的“我们愿意很坚决的说”，其中的“的”原文中就是“的”。

钱杏邨的观点当然不对，其精神症结在于把鲁迅作品的意义和阿Q典型的价值看得过于浮浅，仅限于表象的形态，没有深入到精神实质中去，在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就以为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阿Q已经死去，鲁迅已经过时了。殊不知，农民虽然行动起来，然而精神并没有改变，整个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也远远没有消退，阿Q更没有断子绝孙，他的精神后裔始终不断延续、不断作祟，直到今天乃至多少年后都不会休止。这是近一个世纪的痛苦经验反复证明了的事实。正因为如此，起码在人类“前史时代”，作为“世界荒谬性象征”的阿Q不会死去，鲁迅也不会过时。这正是鲁迅所不愿看到的，他曾表示希望他的文字与他所攻击的事物一起消亡，但是现实却难遂人愿。鲁迅所攻击的事物、特别是中国人的精神弱点是很难消失的，因而鲁迅的作品不会过时，阿Q也不会死去。

1928年6月11日，《语丝》第4卷24期发表了一篇署名“青见”的文章《阿Q时代没有死》，意图反驳钱杏邨，但是文章却从南方农民程度比北方高、阿Q时代在南方死了、在北方没有死的角度进行驳论，结果不但没有驳倒钱杏邨，反而承认了钱杏邨的理论根据，因此整个文章就显得缺少力度。

钱杏邨观点浮浅的另一面表现则是，看不到鲁迅是新旧转型时期的新时代的代表，竟然把鲁迅“和李伯元、刘铁云并论”，认为：“他的创作的时代决不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确确实实的只能代表《新民丛报》时代的思潮，确确实实的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潮，真能代表五四时代的创作实在不多。”(10)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326页。这一观点与张定璜在《关于鲁迅先生》一文中认为鲁迅是崭新时代的代表的观点相比，不能不说是大大地倒退了。

钱杏邨的“鲁迅论”留给后人的教训是：要正确地认识鲁迅，必须大大提升认知者的精神高度，看到鲁迅写作的意图是致力于改变人的精神、致力于进行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精神革命，真正认识到这项事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并且不能把阿Q固定为农民的典型，应该超越阶级范畴，思考人的普通弱点和精神机制。由此出发，才可能真正认识鲁迅的价值，认识鲁迅作品与旧时代文学的本质区别及其在新旧转型时期巨大的现实意义，以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误以为鲁迅已经过时。

无论是钱杏邨还是青见，都没有理解鲁迅的本意，都对《阿Q正传》有一定误解。

把阶级论绝对化、庸俗化，用各种阶级标签往阿Q身上硬贴，不仅导致阿Q典型研究误入歧途，而且在整个文学理论领域造成了混乱，是对《阿Q正传》这部“圣人”之“圣书”的误读，是非常低俗的行为。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何其芳在1956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文《论阿Q》，提出著名的“共名说”。但却受到李希凡从阶级论角度进行驳斥，认为何其芳“陷进人性论的泥坑里了”(11)“文革”中笔者与何其芳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这句话出自何其芳在家里发的感慨。笔者去看他，他经常神经质地说：“我怎么坠入人性论的泥坑里了。”参见张梦阳:《一个青年求教者的回忆——追忆敬爱的老师何其芳同志》，《北京文艺》1979年第8期。。

“文革”期间，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遭到更加肆无忌惮的扭曲。什么阿Q是未庄的革命造反派，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等都应打翻在地踏上一千只脚；什么阿Q土改分到土地，走合作化道路，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等。如此言论，不一而足，简直荒谬至极。这种把阶级论绝对化的政治干预，正是对鲁迅本意的又一种扭曲。

三、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对鲁迅本意的扭曲

“文革”结束后，西方种种思潮纷至沓来，出现了一篇轰动一时的用系统论解读《阿Q正传》的文章，这就是发表在1985年《鲁迅研究》第1期上的林兴宅的《论阿Q性格系统》。该文的主要论点是，有关《阿Q正传》的评论缺乏有机的整体，其方法论的共同点就是对阿Q性格的整体进行机械的切刈式剥离，然后以局部求解整体。除此之外，是关于阿Q主义的来源问题。各种不同意见都是从它的阶级根源方面着眼，单纯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阿Q的性格特征，而没有把阿Q主义放到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从各个侧面进行分析。要认识阿Q这样复杂的典型，必须在思维方法上进行一番变革。这就是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机械整体观念;用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代替单向的、线性因果联系的思维;用动态的原则代替静态的原则;用普遍联系的复杂综合的方法代替互不关联的逐项分析的方法。鲁迅在《阿Q正传》中既不是要塑造一个雇农的典型，也不是要给剥削阶级画像，更不是要表现一种抽象的人类共性，而是历史地具体地活画出国民的灵魂——奴性心理，以此唤醒民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阿Q性格是中华民族的国民劣根性的象征。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够从阿Q的性格联想到世人的各种面目和人间的各种世相，从而引起内心的共鸣。正是由于文艺欣赏具有审美再创造特性，所以阿Q的性格超越了特定时代的归属，成为不同时代共同的一面镜子。阿Q形象超越国界，在异族人民当中产生反响。同时，阿Q性格又成为人类“前史时代”世界荒谬性的象征。阿Q性格这一哲理内容能引起各国读者的共鸣，激发各国读者对自己经验世界中关于世界荒谬性的各种表现形态的联想。从社会学角度看，阿Q性格是乡村流浪雇农的写照;从政治角度看，阿Q性格是专制主义的产物;从心理学角度看，阿Q性格是轻度精神病患者的肖像；从思想史角度看，阿Q性格是庄子哲学的寄植者;从近代史角度看，阿Q性格是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从哲学角度看，阿Q性格是人的异化的典型。

刘再复对林兴宅的这篇论文作了高度评价，他在1984年《读书》第7期发表的《用系统方法分析文学形象的尝试——读〈论阿Q性格系统〉》文中说:“这篇论文用系统的方法分析阿Q性格，探讨阿Q典型的性质、阿Q主义的来源及其超越阶级、时代、民族的普遍性等较难回答的问题，从多种角度为我们展示了阿Q复杂的性格世界，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又说:“利用系统分析方法便能避免简单化和片面化，更有效地认识复杂对象的整体。而人是世界上最高级、又是最复杂的事物，因此，把系统方法运用到分析人的性格，是很值得注意的。”但是，也有些研究者对此持不同看法，1985年《学习与探索》第6期刊出张静阿的文章《试谈〈论阿Q性格系统〉一文得失》，除肯定林兴宅文章成功地解决了阿Q典型超阶级、超时代、超民族的普泛性问题和对文艺研究新方法具有实践意义之外，还指出林兴宅的文章作为一种新的尝试而带有的不成熟的痕迹，例如:林兴宅力求全面地考察阿Q的性格特征，而在作者的思维机制中对于精神胜利法的深刻认识却被抑制了；林兴宅把阿Q当作轻度精神病患者，实质上否定了阿Q性格分裂所产生的审美价值；林兴宅始终力求从哲学高度分析阿Q性格的内涵，但有时不免偏执，把人物的某种性格元素抽象化，否定了作为形象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等。

1987年，鲁迅研究的前辈、权威学者唐弢先生在《关于艺术方法论》中指出：“鲁迅的《阿Q正传》是篇艺术创作，有人用系统分析，在说明阿Q性格既是特定的阶级、时代和民族的现象，又具有超阶级、超时代、超民族的效果，这点说得较为合理，较为全面，因此也较有说服力。我觉得应当肯定。但别的方面有不少漏洞，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例如为了说明阿Q性格是一个‘复杂系统’，竟至不敢承认精神胜利法是他性格中的主要特征，因为一承认，似乎就单一化，同正在论述的‘复杂系统’相冲突了。但这样做，却使人有削足适履——削艺术创作之足，适思维方法之履——的感觉。”(12)唐弢：《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唐弢先生的见解是切中肯綮的。文章中的观点，他当时就与我以及一些年轻同事谈过。林兴宅的《论阿Q性格系统》一文最大的失误，正是在于忽视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一深层的精神机制与“哲学”中枢，在性格系统中所起的统治作用;忽视了阿Q性格的多样性与矛盾性受控于精神胜利法这个客观事实，因而不可能阐明阿Q性格系统的整体性的形成机制，不可能阐明精神胜利法的突出地位及其与阿Q多种性格特征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可能阐明阿Q作为一个特殊的艺术典型的特异性质。

最近，读了当代作家毕飞宇解读《阿Q正传》的文章之后，觉得中国人对精神胜利法在阿Q性格系统中的本质意义和内涵认识得更清楚了。因而，对鲁迅在中国以及世界文学中的价值也认识得更深刻了。毕飞宇这样说：“我们都知道，阿Q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性格特征，或者说特异功能，那就是‘精神胜利法’。这是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学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老实说，鲁迅的伟大是他完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命名。”(13)毕飞宇：《沿着圆圈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读〈阿Q正传〉》，《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具有灵气和创作实践的作家，往往比书斋里的学者判断得更为准确、到位。

精神胜利法实质是人类荒谬可笑而不自知的一种思维方式——在现实中遭到失败时，不能勇于正视、汲取教训、积极改正，却把精神想象化为自我虚构的胜利，这的确是人类一种普通的弱点。以《阿Q正传》为镜像进行精神反思之后，就可能深刻地感觉到这个弱点，从而“开出反省的道路”。

林兴宅的论文虽然存在不足，但在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在阿Q典型研究“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林兴宅能引入新的方法进行新的分析，的确使人产生“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启人拓展思维空间，开辟新的思路。林兴宅关于采用全面、多维、动态的系统论观点研究阿Q典型问题的设想是很好的，关于阿Q性格是“人类‘前史时代’世界荒谬性的象征”的论断是发人深思的，关于阿Q性格普遍性的层次问题和引起各国读者共鸣内在原因的分析也是颇有道理的。然而，林兴宅的文章与吕俊华的《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14)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后来由此文章扩充为近十万字的专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列为鲁迅研究丛书于1982年出版。一样，具有明显的消化不良症状，用图解的方式把阿Q的性格元素分解得过于琐碎、过于抽象，从而脱离了人物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与艺术创作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过程，的确并非分析艺术作品的恰当路径。把阿Q定为轻度精神病患者，也是不恰当的。而把精神胜利法淹没在阿Q性格系统的总论中，看不到精神机制对性格的制约作用，更是林兴宅文章的一大缺憾。这就足以说明，西方的一些时髦理论如果运用不当的话，就有可能造成对鲁迅本意的扭曲。无论某些理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我们的立论必须站稳在鲁迅的本意和《阿Q正传》的文本之上。否则，就会走入歧途。

四、对《阿Q正传》反映农民革命性不够产生的误解

1933年底，毛泽东与冯雪峰谈起鲁迅时，说到《阿Q正传》，认为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鲁迅看到了农民的要求，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了出来。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重复了这一观点，而且表述更为明确：

鲁迅表现农民看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历过农民斗争之故。(15)张素华、张鸣主编：《领袖毛泽东》(第一卷·自述历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87页。

周扬认为，毛泽东对鲁迅不足之处的见解是很深刻的，于是回信表示赞同。其实，这两位中国现代智者，将鲁迅的最深刻之处当成了他的所谓不足之处，这种见解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了他们与鲁迅之间认识上存在的差异。

1949年以后的鲁迅研究，一直贯彻毛泽东、周扬的这一思想。195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就在鲁迅批评张献忠的地方，加了这样的注释：“鲁迅好几次批判张献忠的杀人之多，根据的也是这种经过夸张的旧日史书的记载。”这一注释对鲁迅深刻批判张献忠的思想予以全盘否定，似乎鲁迅这位中国近代眼光最为犀利的伟大思想家，是以不符合实际的旧史作为立论根据的。

鲁迅对张献忠的批评果真是以伪记为根据吗？历史学家早已利用充分的史实资料对这一问题予以驳斥。我们不禁要问：假如阿Q通过英勇斗争、反抗地主，推翻了赵太爷，掌握了未庄以至县城的大权，其结果又会怎样呢？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吗？会实行“民主主义”吗？答案十分肯定：根本不会。不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也不会实行什么“民主主义”。只会把赵太爷专政换成阿Q专政，其结果可能更残酷、更黑暗、更糟糕。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阿Q自己的“革命”独白告诉我们的：“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这是何等的斩尽杀绝的彻底复仇精神，预示着阿Q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之后的空前大屠杀、大扫荡，说明其专政将是空前残暴的。

许广平或许也有这样的误读，她曾这样回忆鲁迅讲过的话：“《阿Q正传》还可以续写，就是从小D身上发展，但是他不像阿Q。”(16)许广平：《许广平忆鲁迅》，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5页。这段话，就须加以正确分析。鲁迅可能讲过这话，不过，经过仔细思考，鲁迅放弃了续写。究其原因，正如许广平所说：《阿Q正传》的创作主旨确是对国民性弱点或民族病作有力的暴露与打击的。

五、《阿Q正传》值得深入研究

《阿Q正传》虽然已经发表100周年，但对其研究方兴未艾，还须继续深入下去。要真正理解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首先须搞清鲁迅究竟是谁？他的独特价值究竟在哪里呢？最贴近鲁迅本体的答案，还是要到鲁迅的著作及其精神历程中去寻找，由鲁迅自己来回答。精神胜利法与阿Q式的“革命”，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形态和政治模式，迫切需要伟大的思想家对其进行诊治和改革。实质上，《阿Q正传》就是按照这两条线展开的。

总而言之，1908年二三月期间，青年周树人在《摩罗诗力说》中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同年8月又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立人”思想。经过10年对于人的精神机制的思考和研究，1918年5月，思想文化意义上的鲁迅诞生了，他发出的第一篇文学宣言《狂人日记》，从史册字缝里发现“吃人”二字，慨叹“难见真的人”，认为“吃人”实质就是人对人的奴役，是主奴关系的象征。“吃人”意象是《狂人日记》的核心。离开了这个核心，从其他地方入手，论述得再好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狂人日记》。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连载的《阿Q正传》，从反面塑造了阿Q这个精神反思的镜像。按照一贯的逆反思维，以阿Q这个“末人”反衬“真的人”，用“精神上的胜利法”这种本能、颟顸的人类的普通弱点反照“真的人”的自觉、理性、科学精神。同时，用阿Q式的“革命”反讽动物性的造反，呼唤文明的政治。尽管精神胜利法和阿Q式的“革命”表现形态不同，但是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源自于主奴关系，根系于人压迫人的专制制度，是《阿Q正传》批判的核心。同样，离开了这个核心，从其他地方入手，论述得再好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阿Q正传》。看不透精神胜利法和阿Q式“革命”的共同实质，就不会真正理解鲁迅的本意。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是鲁迅文学道路上的一条重要轨迹。《阿Q正传》问世，标志着鲁迅初步从文学上实现了“立人”的夙愿。

鲁迅晚年读明代野史，对张献忠和永乐皇帝残酷、粗俗的批判和对“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的判断，实质上是沿着阿Q式的革命的恶果对如何改变依靠暴力改朝换代历史恶性循环的继续思考，是沿着“立人”主线朝着“相互主体性”方向的深化。以后直到辞世，鲁迅都是为真正实现这个目标——人性的觉醒与政治的文明而奋斗。然而，觉醒与文明何其难！在“做戏的虚无党”作祟的界域里，启蒙者总处于劣势。现实屡屡使鲁迅绝望，但他却坚韧地“反抗绝望”，他的骨头最硬，从不妥协，成为民族的灵魂。正是源于这样的因由，中华民族赋予他“民族魂”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