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慧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民族形式”论争是抗战以来文艺场域中发生的颇具规模的理论事件，开始自觉探索符合民族化、中国化逻辑的文学现代化发展模式。问题论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变革条件下领导文艺实践、制定文艺理论策略的自觉探索与尝试，“但无论从讨论的直接起源来看，还是从讨论的主导方面来看，‘民族形式’的讨论主要是在‘左翼’文化界进行”(1)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2部下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498页。。文艺领域民族形式论争的直接起因是延安文艺实践脱离工农兵大众，不能满足民族动员的政治需求。但是，“民族形式”论争发生在政治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转向以及建设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这里的‘民族形式’不仅早就超出了‘文学(的)形式’的一般内涵，而且也不是‘(政治的)内容’的附属品，毋宁说，正是民族形式本身在决定着文学如何具有‘中国气派’以及政治内容如何具有中国的合法性”(2)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页。。可以说，民族形式讨论是要探索关于我国文艺的民族性书写的问题，既涉及与内容相对应的文学形式，也关系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革命与民族国家建设内容的文学书写，而基于阶级——民族关系的政治、文化内容决定了“民族形式”论争需要承担起为政治共同体建设的合法性言说的责任。所以，“民族形式”论争是旨在文化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命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讨论主体运用文艺的方式对政治共同体建设合法性的理论表达，探讨文艺如何借助已有传统文化资源以想象的力量作用于基于阶级的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在叙述中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进而塑造文艺自身在民族共同体中的位置和地位。在这一视角下探讨民族形式问题，重点关注我国文艺的民族化转向以及文艺如何为政治共同体建设言说的问题，强调其理论话语建构在民族国家建设这一整体结构中的意义追求。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多有论者已分析出其论争焦点集中于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和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3)石凤珍：《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7、113页。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审视，我们会发现，“民族形式”论争所涉及的问题及其问题的解决指向的是以工农兵大众为中心的文艺理论构想，而且，民族/民间/旧形式等问题视域的转变决定了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文艺追随世界现代文艺的发展路径的转向，开始在我国文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模式。

一、“民族形式”问题为什么发生

旧形式利用是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逻辑起点。“旧形式的利用”问题是发生在文艺大众化视野下的理论探讨。“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初步探讨过旧形式利用的问题，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性，这时的讨论不过是理论范围内的逻辑想象，无由付诸实现及理论深入。及至抗战爆发，如何进行大众化仍然是文艺发展的需求，在紧迫的抗战形势下再次拾起旧形式利用的命题。对于“利用旧形式讨论”的文章达到百余篇(4)[韩]金会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族形式论争”有关资料目录》，《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1937年通俗读物编刊社已经开始利用旧形式进行宣传活动，1938年4、5月份分别召开了“宣传·文学·旧形式利用”和“关于‘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座谈会。但是，“利用旧形式这个工作，实是还没有成为普遍的文化运动”(5)陈伯达：《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解放》1938年第46期。。旧形式问题仍然是文艺领域的主要关注对象，但是其局限性已经显露，只是还没有找到实现突破、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仅停留在学习模仿苏联的大众化发展的阶段，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文艺的民族化发展的矛盾。毛泽东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时提出了民族形式的命题，政治、文化上的民族化发展的诉求为文艺领域借助民族形式的概念以解决旧形式发展的束缚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旧形式问题探讨与创作实践并不必然地发生文艺的民族形式的转变，文艺领域的民族形式问题需要在政治、文化等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结构中考察才能找到产生的原因。战争形势的逐步推进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政治转变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提出了“为民族生存而战”的主张；同年12月，毛泽东指出在抗战条件下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1938年10月，毛泽东讲到“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这些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正当的，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6)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1页。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践基础上经过理论提升，制定出向民族主义转变的政治策略，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超越阶级斗争的限制而使得建设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想成为可能。政治上的转变必然引起民族文化建设的需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诉求下提出了“民族形式”的概念，其指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实现“民族形式和国际主义的内容”的结合，“在文化运动上，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民族主义的内容”(7)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解放》1937年第23期。。在此背景下，陈伯达、艾思奇也开始关注如何满足文化的民族诉求的问题。“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8)陈伯达：《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解放》1938年第39期。陈伯达提出了新内容与民族形式结合的理念，艾思奇也强调传统文化在党的动员方面的作用。(9)艾思奇：《社会主义者与道德》，《杂志》(半月刊)1939年第4期。“民族”的介入决定了政治、文化中的“阶级”概念的内在结构的改变与重组，阶级的国际化属性开始在与民族化的矛盾对立中构建阶级运动与民族运动的关系，而工农兵大众是这一关系产生连接的关键因素，传统文化成为对这一关系进行建构与叙述的重要资源。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必然遵循文化民族化转向的规律，将“民族”维度纳入我国文艺现代化发展的构想中，“更是在民族国家及其文化共同体想象的政治诉求”(10)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3页。中构想我国文学发展的问题，这时文艺实践所面对的不只是文艺和大众关系的问题，而且更需要关注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在文艺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决定了文艺实践也可能会发生以民族形式为载体的理论变化。

旧形式问题在阶级视域下的理论探讨，其弊端与局限性在民族化发展的条件下显露出来，急需理论的转型与发展。由此，民族形式能够与旧形式利用问题的讨论关联起来，或者说，政治、文化的民族化发展的转变促使抗战初期的旧形式利用问题向民族形式问题转变。抗战之初，为了强化文艺在政治宣传中的作用，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和文化界在延安有计划地组织了一场新的以“旧形式利用”为主题的文艺运动。旧形式利用的问题讨论强调了文艺形式、旧形式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旧形式问题讨论中的参与者明确了提升旧形式向民族形式转变的问题，民族形式在其理论视野中是与形式创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以及继承民族传统相通的。也就是说，参与者开始拓展问题讨论的范畴，不再只是局限于形式问题，而是由旧形式利用扩大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上来。这为后来民族形式问题的转变作好了铺垫。而“民族形式”问题也借鉴旧形式利用的话题，或者以旧形式为切入点进行文艺理论的探讨，两者存在逻辑上转变的可能性。陈伯达指出：“近来文艺上的所谓‘旧形式’问题，实质上，确切地说来，是民族形式问题，也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见乐闻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毛泽东论新阶段)的问题。”(11)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文艺战线》1939年第3期。旧形式与民族形式在政治、文化上的民族化诉求的推动下建立起关系，两者不只是概念上的置换，民族形式开始致力于具有中国气派的、为中国老百姓(工农兵大众)的文学事业的建设，旧形式利用其目标也是创作为工农兵大众的文艺，但是在“旧形式问题”视域下民族化或中国化的文艺创作或理论观念还是朦胧不清的。旧形式视域下大众化的文艺创作是遵循世界范围内推行的阶级文艺观念的实践活动，逐渐不再能够满足抗战文艺发展的需求。于是，在社会共同体视域下，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因政治、文化的民族化诉求的外在条件推动而产生。柯仲平首次把民族形式问题与文艺联系起来，认为戏剧、电影等文艺形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派，这是由那民族的特殊经济、地理、人种、文化传统造成的”(12)失名：《谈“中国气派”》，《学习》(半月刊)1939年第2期。，强调文艺本身就具有独特的民族化特征。1939年2月，周扬、艾思奇、陈伯达三人分别在延安《文艺战线》和《新中华报》上发表文章，为民族形式运动发声，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博古在同年夏天两次邀集文艺界开展“民族形式”座谈会，争论激烈；11月，《文艺战线》再次开辟“艺术创作者论民族形式问题专辑”讨论民族形式问题。至此，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在延安全面开展。同年12月，香港召开“民族形式”集中讨论座谈会，其运动范围和影响扩大，随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逐渐传到重庆、桂林等地区，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文艺运动潮流。

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需要转变发展路径的诉求。民族化发展的诉求决定了文艺理论在社会整体结构中进行建构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旧形式只有经过否定性转变才能以新的民族形式的方式在变化的条件下存在和发展；政治、文化的民族化诉求推动文艺向民族化的发展方向转变，民族形式问题能够承担文艺的民族化发展的任务，而民族化的创作与理论实践需要从旧形式利用问题的讨论中吸取有利因素。

文艺领域的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五四新文艺到20世纪30年代左联文艺皆诉诸文艺对民众的思想启蒙，历史发展的阶段决定了广大民众的确生活在需要启蒙的时代。不可否认，我国现代文艺对启蒙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是由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平衡发展造成的，这也决定了西方先进思想是启蒙的重要武器，但脱离现实语境的文艺发展方式终究还是没能完成民众启蒙的任务。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仍然需要承担思想启蒙、战争动员的现实功能。其次，民族形式问题是在基于阶级——民族考量下的政治共同体建设的条件下提出，民族认同开始纳入文艺实践中，这时文艺同时承担起为政治共同体建设言说、文化共同体建设的任务。所以，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不再只是局限于文艺本体和文艺的政治功能与作用的范围，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开始思考新民主主义文艺建设的问题。

二、“民族形式”概念如何建构

民族形式的概念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问题明确了民族形式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由此可见，民族形式是“新鲜活泼的”，而不是“空洞抽象的”，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而不是“洋八股”，最终目标是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式是与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文艺领域的民族形式概念同样需要遵循民族形式的这一规定和特点，其基本概念在民族形式的性质、特点、对象等内涵和外延的确定中得以建构。

“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明确规定，民族形式的性质为文艺的中国化、大众化。关于民族形式的性质问题，郭沫若曾指出，“在中国所被提起的‘民族形式’，意思却有些不同，在这儿我相信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14)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中国文化》1940年第1期。。在其理论视野中，文艺的民族形式与中国化、大众化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但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文艺中国化的表述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论述，具体到文艺领域，要以民族形式为手段实现文艺的发展，以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民族形式中国化的论断得到讨论者的普遍认同。艾青指出，“我对于民族形式的理解是这样，觉得和中国化是一个意思”(15)艾青：《民族形式座谈笔记》，《新华日报》1940年7月4日。；郑伯奇也认为，“说得干脆一点，现在提出的民族形式问题应该就是中国化问题”(16)郑伯奇：《关于民族形式的意见》，《抗战文艺》1940年第3期。；潘梓年认为，“文艺上的民族形式问题，应当就是中国化问题”(17)潘梓年：《论文艺的民族形式》，《文学月报》1940年第2期。。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众化，在问题讨论过程中，有的讨论者认识到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关系问题，“民族形式乃是文艺大众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18)罗荪：《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文学月报》1940年第5期。，冯雪峰认为，“我们所提的民族形式，是大众形式的意思”(19)雪峯：《民族性与民族形式》，《鲁迅论及其他》，重庆：新知书店，1941年，第102页。。民族形式问题的大众化的性质涉及文艺的价值取向问题，延续了五四新文艺、文艺大众化讨论取向于平民大众、工农兵大众的价值追求，“中国化”意即本土化、民族化问题。在民族形式问题语境下，中国化、大众化性质的并列意味着民族形式问题坚持文艺取向于工农兵大众的价值追求，但是改变了左联时期从上而下的、启蒙工具为意义追求的大众化的文艺发展模式，而确立了基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整体结构、以建立文化共同体为旨归的发展模式。

民族形式概念是以与“旧形式”概念比较的形式进行内容建构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必然会吸收旧形式利用问题讨论的有用因素，或者说，旧形式利用在民族形式问题视域下经过矛盾转化，为民族形式概念的建构创造可能。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焦点是旧形式的利用，“对于文艺之民族形式问题，大部分的意见是集中于利用或运用旧形式”(20)宗珏：《文艺之民族形式问题的展开》，《大公报·文艺副刊》1939年12月12-13日。。民族形式概念是在分析和批判旧形式利用的基础上进行的。所谓旧形式，是相对于五四以来的新形式而言的。新形式主要是指外来的写实主义的形式，但是“形式的写实手法不能充分地反映抗战的现实”，而文艺的主要目的“是要走进现在的广大的民众中间。在这样的目的前面，就必然要提起了旧形式利用的问题”(21)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文艺战线》1939年第3期。。旧形式利用是为了解决文艺与大众的结合。针对旧形式利用的观点主要有两个：首先，利用旧形式是为了发展新形式，且与建设新文艺密切相关。“利用旧形式也并不是停止于旧形式，保存旧形式的整体，而正是要在艺术上思想上加以改造，在批判地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中创造出新形式”(22)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1940年创刊号。，利用旧形式的目的是“从旧形式的活用中，创造出新形式”(23)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文艺战线》1939年第3期。。其次，旧形式的利用以实现文艺的大众化为旨归，“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24)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1940年创刊号。。旧形式利用的理论设想是创作为大众的、大众化的新文艺，内在地蕴涵了现代文艺发展的基本诉求，其中含有民族形式概念所需要的进步因素，但旧形式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其进步因素需要经过转化才能为民族形式所用。

旧形式概念本身限制了对新文艺建设的想象，局限在传统形式改造的方法论意义的范围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停留于“以旧形式为手段”的层面上，没能超越本体性质的形式的束缚，也就无法解决传统旧形式的机械转化和为大众的新文艺建设之间的矛盾，“要把这问题的意义表现得更明白，我们不妨把它扩大一些，把它归结为中国民族旧文艺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问题”(25)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文艺战线》1939年第3期。，即民族形式问题。民族形式虽具有与旧形式概念相对应的形式的外衣，但其内涵却有所 “扩大”，超出了与内容相对的文学形式的含义，内在地含有继承传统文化的意味。“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在实践上虽紧联着利用旧形式的问题，但它并不完全等于利用旧形式。它的含义广泛而复杂，除了形式以外，必然地关联到民族的生活内容，民族的诸特性等等。”(26)杜埃：《民族形式创造诸问题》，《大公报·文艺副刊》1939年12月11-12日。以批判旧形式利用的局限为方式，民族形式的概念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也有一些论述者把文艺的民族形式等同于旧形式，认为两者在对民族认同这一角度上是等同的。旧形式利用和民族化的诉求并不矛盾，可以说，民族化的诉求需要文艺对旧形式进行转化和利用，民族形式把旧形式纳入其理论视域中，成为民族形式概念的构成要素。

“民族形式”论争中的民族形式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抗战时期的文艺实践活动。政治上的民族形式概念，其针对的是西方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形式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理论形式相对立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经过理论的本土化阐释与转变才能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以民族形式呈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时其承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民族形式不只是语言、话语等外在形式，也具有民族精神的特殊含义。这时的民族形式实际上是在“民族—西方”二元对立的历史逻辑下建构的概念。但是，文艺领域的民族形式所反映的对象是文艺实践活动，当时的文艺出现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去的文艺‘外国气味太重了’，是‘欧化’的文艺，并不能充分配合党的政治，并不能有效承担宣传抗战发动大众的使命”(27)石凤珍：《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5页。。这一判断符合抗战时期文艺发展的现实状况。“外国气味太重了”和“欧化”与“西方”有关，所以文艺领域的民族形式也需要解决“民族—西方”的对立问题，其目标是创作出民族化的、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即既具有大众能接受的话语形式、也具有民族精神的文艺作品。文艺视域下民族形式问题的独特性在于，文学的创作遵循特殊的规律，话语、想象与虚构共同作用于创作过程。不同于政治上的民族形式对现实的判断式的关照，文学上的民族形式问题是在想象与叙述中实现对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文学领域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针对抗战时期文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民族—西方”对立的矛盾关系中进行概念的建构，而对问题的解决是在“阶级—民族”相互关系建设的社会整体结构中进行的，由民间形式、旧形式、地方形式等构成的传统文化资源成为其方法和手段。民族形式概念的中国化、大众化性质决定于当时条件下政治、革命的现实需求以及我国现代文艺取向于大众的价值追求，也发展了为工农兵大众的文艺理论的传统。民族形式问题承担了“在那完全的意义上去表现中国现代人的生活”(28)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1940年创刊号。的任务，其讨论在理论构想中塑造了我国现代文艺发展新模式的理论品质，使文艺在被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时也在想象和叙述中塑造和建构现代人的生活。

三、“民族形式”话语建构的意义追求

民族形式问题讨论针对继承民族传统、创造民族新文艺的命题而展开，在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整体结构中进行理论建构，主要在民族/民间/旧形式、地方形式与方言土语，以及在不同的历史语境、新的理论视野中被重新理解的五四新文艺等问题范畴下进行观点的阐述，旨在民族化的路径上探索大众化的文艺发展模式。文艺的大众化是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文艺内在的基本理论诉求，但是五四新文学西方化、个人主义的创作模式偏离平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左翼文学如同戴着镣铐跳舞，沉浸在指向世界的革命想象中进行创作而忽略大众接受者的现实需求。于是，民族形式命题以如何创造民族化的大众化的文艺为导向，进行其话语与意义的建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又是在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整体结构中进行的理论建构，除了遵循文艺本身的发展规律之外，又在阶级、民族、时代等共同体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想象与思考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艺发展问题，所以，从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文艺百年发展的历程来看，民族形式问题的探讨又能够产生超越时代的意义与价值。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主要是以重新评价五四新文艺的方式进行观念的阐发。问题讨论之初，周扬、艾思奇、陈伯达多次发文从不同侧面论述当时文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说明开展文艺运动的必要性，号召大家对五四新文艺运动进行重新评价，以改变对民族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态度，“不但当前文艺上的许多工作需要周详地去审讨和计议，就是对于新文艺的过去也必须在新的光照下去重新给以评价”(29)周扬：《我们的态度》，《文艺战线》1939年创刊号。。文艺的民族化构想始终与对五四新文学的重新评价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是在对五四新文学的评判中探讨文艺的民族性问题，这就决定了运动的关键是民族文艺传统的发扬和继承。艾思奇、陈伯达、周扬、柯仲平、黄药眠、黄绳、潘梓年等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发动和参与者都对五四新文学进行了评价，形成了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基本评判：“‘五四’新文艺极端地否定传统，没有走进民众中间，不大众化，就在于它的‘非民族化’。”但又强调，“‘民族形式’运动是对‘五四’新文学的继承。”(30)石凤珍：《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0页。在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中，民族形式的文学创作表达出与五四新文学不同的追求，表现出大众化、民族化、有条件地肯定传统的诉求，这些诉求在意义追求中形成对文学的民族形式的理论构想。

在五四新文学的重新评判中形成的最有意义的观点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对于五四新文学，当时普遍认为，新文艺不是建立在民众基础上的，其对传统文化采取了较为极端的全盘否定的态度，致使新文艺成为一种悖论性的存在——现实主义以及外来的写实、平民化的要求与生活在民众之外的作者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到了抗战期间，就充分的暴露出来：形式的写实手法不能充分地反映抗战的现实，表面上是现实的，实际上却是对于现实有限制的”(31)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文艺战线》1939年第3期。。艾思奇对于五四新文学的评判表达了当时运动发起者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集中表现在：没有深入真正的大众中间、极端否定传统(旧形式)、过度依赖西方化的写实的形式、内容上没有反映抗战现实。这一判断在对五四运动的否定性批判中同时表达了对文学的民族形式的构想：文学的民族形式创作需要创作者深入工农兵大众中间为大众创作，需要有选择地运用和转化传统文化的资源(旧形式)，抗战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相互作用才能创作出满足大众需要的作品。由此可知，相较于五四新文学，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共同体中，传统文化资源不再是被否定、被排斥的对象，而是被纳入这一矛盾结构中，这会改变包括文艺在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结构。反之，运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的文艺创造也必然会塑造新民主主义文化共同体，而文化是在政治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民族形式问题讨论必然会参与到民族、政治共同体建设过程中。

批判五四新文学的方式促成了对传统文化认识的转变，而转化和运用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工农兵大众的审美需求。首先，旧形式才是民众熟悉并能够接受的审美形式。在民族形式问题讨论视域下，旧形式是可以与传统文化相等同的概念。一般地说，旧形式正是民众的形式。大众的现实需求决定了利用旧形式命题的合法性，也为利用旧形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其次，旧形式是探索文艺的新的发展路径。“如果死抱着这新文艺本身，不去探求能真正帮助它发展的另外的泉源，那新文艺也无从进步的。”(32)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文艺战线》1939年第3期。当时文艺发展可利用的文学资源包括传统文化、五四新文艺，在西方化的新文艺已被实践证明不能满足大众需求的情况下，只有另辟蹊径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毛泽东在1938年已表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共产党对待传统文艺继承与发展的态度也为民族新文艺的创造提供了根据。

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具有革命性、创新性的意义。当今条件下，我们普遍接受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构想。但在当时语境下，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而不是彻底否定的态度的转变着实具有革命性、批判性。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根植于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悖论中。延安时期依然存在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但两者的悖论性焦虑在张力作用下也潜藏着两者关系突破的可能性，政治、文化上的民族化诉求这一外部条件为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历史契机。政治、文化上的民族化诉求促使延安“将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资源结合，从而强调中国革命所兼具的民族解放和世界解放的双重意义，从‘人民’的角度重新赋予民族解放的意义，为其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提供了合法解释”(34)毕海：《抗战“民族形式”文艺论争中的文化政治》，《文艺争鸣》2016年第11期。。在“人民”视域之下，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世界解放与民族解放、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对立转化为可以协调发展的矛盾存在。这一逻辑转化同样发生在文艺领域。延安文艺在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视角下赋予民族形式新的意义，使民族形式不再局限在传统文化的封建落后的否定性特质中，而是可以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中实现其民族化发展。

民族形式的理论构想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还包括重建文学的民族性特征。民族性特征是由形式和内容相互作用形成的特质，民族性特征的塑造强调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现代文艺开始探索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文艺发展方式。文学的民族性是与五四新文艺的“欧化”“洋八股”相对立而存在的品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比较上多趋于‘欧化’……一些作家往往忽略了吸收旧文学的传统中底优秀的描写方法这些问题，因而有时候在他们所刻画的人物底思想故事中，大抵缺乏一种浓厚的中国人所特有的气息，和活生生的现实。……他们缺乏了一样东西，就是显著的中国民族的气质”，“旧形式中底某些优秀的传统，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学之民族的特性的原故”(35)宗珏：《文艺之民族形式问题的展开》，《大公报·文艺副刊》1939年12月12-13日。。从这段引述可知，五四新文学缺乏“中国人所特有的气息”“中国民族的气质”，而“中国人所特有的气息”“中国民族的气质”皆可称之为“民族特性”，即民族性。但是，当时对于民族性的论述是比较笼统、模糊的。民族性与新文学的欧化、洋八股的形式特点不同，也不同于所创造出的“沾染了一些洋货的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它主要体现在作品的旧形式、中国化的思想和内容、“土生的中国语气”及“中国土生的农民”(36)黄药眠：《中国化和大众化》，《大公报·文艺副刊》1939年12月10日。形象上。

结论

文艺领域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是要“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艺”和“在全国文艺界要求确定文艺政策”(37)艾思奇：《两年来延安的文艺运动》，《群众》1939年第8、9期合刊。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文艺运动，是对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共同体进行设想和建构的一种方式。新民主主义文化，本质上“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3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5页。，“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3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页。。民族形式论争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构的方式，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民族形式是新政治、新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表明民族形式、传统文化对新文化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传统文化、民族形式的重点不在于它的“旧”，而是作为象征符号意义存在于新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继承传统文化、创造民族形式的目的是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建设大众的新文化、新文艺。新民主主义文化以人民大众为新文化价值追求的目标，民族形式、传统文化一旦获得人民大众的认同，就可以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可以利用的资源。这里的人民大众代表的是有充分的理性能力、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包含着现代化的价值和意义的概念。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文艺的民族形式运动“利用旧形式，不是复古……是新文艺运动的新发展，是要促成更大的，更高的，更深入的新文艺运动”(40)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文艺战线》1939年第3期。。民族形式论争其民族化的转向是显见的，但并没有忽略我国文艺的现代化发展的诉求，而是形成了在对以民间/旧形式为组成部分的传统文化的利用与转化中探索现代文艺新的发展路径的构想。

民族形式论争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判的目的，是“要把五四以来所获得的成绩，和中国优秀的文艺传统综和起来，使它向着……新的民族文艺的方向发展”(41)艾思奇：《旧形式，新问题》，《文艺突击》1939年第2期。。因此，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利用成为民族形式问题要考察的重要理论命题。传统文化是广大民众共同的民族记忆，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民族解放战争的迫切性阻断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但广大民众已经建立起来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不容易被摧毁的，而这一共同体意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境遇中起到了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阶级—民族之间的矛盾又推动着传统文化必须经过转化和利用才能发挥其建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行动力的作用。民族形式论争针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利用问题给予的启示在于：首先，要坚持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坚持和发挥共产党在开发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只有代表广大工农兵利益的共产党，才能保证文艺趋向于大众价值追求的实践。在这一价值追求中，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转化和利用是否能够满足大众的文艺发展需求，取决于是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阶级立场不同，对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方式以及目的也必然会有差异。其次，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资源而存在，对其有效地开发、利用要充分结合时代条件下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在传统文化的开发和利用中起到了生产和传播的作用。新民主主义社会条件下，若忽视报纸、杂志、广播等现代传播工具在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作用，传统文化的有效转化和利用将难以实现。再次，要立足于大众的需求有选择地开发、转化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从人民大众的视角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意义，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合理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