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郭文

(1．上饶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上饶334001；2．上饶师范学院 朱子学研究所，江西 上饶334001)

作为太虚佛教革新运动的重要一环，太虚的教制改革主要是因应近代佛教丛林制的窳败以及前代“不干于民”的宗教统制政策的专制性和封闭性而提出的。就前者来看，创制于唐代的禅门丛林制至明清时期已日趋衰落，又因衰落而致进一步扭曲，并因此而产生出丛林制的两大变种，也即两大重要的僧寺派系：剃派和法派。一定意义上来说，剃派与法派两大僧寺组织的出现根本上反映了传统丛林规制宗法化与传法制的开展倾向。正如太虚所批评指出的那样，由于“中国民族的一般文化思想，特重敬祖的家族制度——所谓宗法社会，而佛教也还是受其影响，尤其明末、清初以来，变成了一个个特尊各寺祖师的寺院”，而这些宗法化明显的寺院“俨然是一个个的变相家族”[1]68－69。正是丛林制的这一宗法化倾向，使得剃派与法派两大组织中的僧众越来越趋向于墨守祖规，他们只重视法脉的传承，“并不注重徒众的教化，使之修学学佛法，自度度他，而专重视法派与剃派的相传和遵守祖规，保守祖基”[1]68－69，而“对于出家的本分事，全不闻问”[1]69。以至于演变到近代，所谓的佛教日常功课与修证实践不过是替人“诵经礼忏，祈福消灾”，以此赖经忏而活，并接受信众的“布施供养、进香献帛”，维持寺院香火的不灭[1]69，而在佛学理论上的建树与制度上的创发则罕有所闻，这就必然使得近代佛教因其组织的混乱以及颓败“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一种‘超亡送死’之教”[2]22。……